日本人町
 | |
| 日语写法 | |
|---|---|
| 日语原文 | 日本人町 |
| 假名 | にほんじんまち |
| 平文式罗马字 | Nihonjin-machi |
日本人町（日语：日本人町／にほんじんまち Nihonjin-machi），又称为日本町、日本街，指的是历史上位于东亚（日本以外）和东南亚的日本人社区。与其类似的概念包括“日本街（日本人街／Japantown）”，它们的相异之处为前者为历史概念，多指古代的海外日本人社区（尤其是商贸意义的定居点），后者则多指现在的海外日本人社区。
历史
[编辑]16世纪至17世纪，日本人的海外活动开始在东亚、东南亚等地区逐渐繁盛。因此，当时一些日本人为了方便海外活动而逐渐移居他国，日本以外的日本人社区陆续出现，其中一些稍具规模的则被称为“日本人町”。日本人町在当时这些地区的主要港口或政治中心常可以被发现，且对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人由于商业、政治、宗教等原因活跃在这些地区及海上。16世纪，这样的海外活动迅猛增加。日本战国时代的内战致使很多日本人，尤其是武士、佣兵、普通商人以及罗马天主教（吉利支丹）难民，转而来到海外去寻找财富。这些离开日本的人包括很多在内战中效忠失败方的武士、一些浪人以及万历朝鲜战争或其他战争中的的退役军人。另外，由于丰臣秀吉和其后的江戸幕府皆禁止基督教，很多日本教徒离开本国，其中很多人则去往天主教盛行的马尼拉[1]。
中国明朝政府对中日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实行海禁政策，因此东南亚成了日本商人的首选。1557年以后，中国取消了对东南亚贸易的禁令，一些因为触犯次禁令而被视为海盗的商人因此开始合法活动，而中日间的直接贸易仍然是非法的[2]。等等这些因素致使当时东亚和东南亚间贸易往来的繁荣，这一时代被东南亚史研究者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称为“商贸时代（the Age of Commerce）”[3]。
当时的日本人在海外从事多种职业，其中大多数为商人、被雇佣者、船员、士兵、手工劳动者[4]。1590年代由丰臣秀吉创设并在17世纪的德川家康时代继续施行的朱印船制度，使这些海外贸易等活动达到了高峰。通过这些海上活动者及其海外社区，日本的转口港贸易在东南亚繁盛起来。很多活跃的港口都有港都首长（port master）或日本人町首长（head of the Japanese community）；这些港都首长在马来和印度尼西亚被称为“沙班答（syahbandar）”，他们监督日本人町内居民的活动，是日本人町与当地政府间的联络者，并负责协调该港口与非本地居民的日本人间的贸易活动[5]。
日本人町在东南亚的繁荣持续了约30年。然而它们在此后逐渐走向了衰落。1630年代，江户幕府开始实行锁国政策；1635年，日本人的海外旅行被禁止，甚至从海外回日本也同样被禁止。一些东南亚的日本人町持续到了17世纪。此后，日本人的海外贸易逐渐被中国人、荷兰人和东南亚人所替代，但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仍在很多港口的商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世纪末，由于缺乏新的日本移民，这些日本人町逐渐消失或被当地居民所同化。
概况
[编辑]在这段简短但却充满活力的时代里，日本人町在在这一地区的很多主要港口都有存在，其中包括：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越南阮主政权（广南国）的会安、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以及柬埔寨的金边等，其中最大的[6]，亦可能是最有名的日本人町则位于大城王国（阿育陀耶），它的日本人町首领山田长政同样受到当地大城王国（今：泰国）王室的赏识并加官授爵。山田长政手下有一个由700个日本人组成的军队，并在镇压起义、内战、王位继承争议等事务上发挥作用；他亦被允许专卖某些特殊商品，如鹿皮等，另外，他也被一些省份授予多种至少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职位[7]。
另一方面，虽然越南北部的东京在这个地区的丝绸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当地的郑氏政权却反对日本人町的存在。这多是由于出于对这些日本人出身的考虑（许多武士充当海盗和雇佣兵），且他们常将武器和弹药从日本运往暹罗和越南南部（北方郑主的内敌阮氏广南国）。为了避免在其行政港口可能出现的暴力行为，郑主设法避免日本人的长期居住，但许多著名的有影响力的日本商人仍常常在此处进行贸易。
各地的日本人町
[编辑]阿育陀耶日本人町
[编辑]
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人口最多时的1620年代曾达到1500人[6]。当时的大城王国于1570年开始同日本进行正式的商贸往来，此时，其与日本南边的邻国琉球的商贸已进行了一百多年。1570年亦是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的始建年代。这些日本“冒险者”多数为离开日本寻求财富的浪人，他们被大成王国的统治者所欢迎，他们中的一部分被委以侍卫、军人等职务。大城王国当时与缅甸常有交战，这些出身武士的日本士兵常参加此类战争。大成王国与日本江户幕府也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8]，并从日本运来武器弹药。到162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大城王国最大的商贸伙伴之一[9]。
大城王国与日本之间良好的商贸和外交关系持续了约六十年，直到1630年的一系列政治丑闻导致了幕府与这个王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宋当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ทรงธรรม，英：Songtham）死后，巴萨通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ปราสาททอง，英：Prasat Thong）通过政变取得王位，这个政变的一部分即为杀害日本人町首领山田长政，因为他也在朝廷有重要影响并担任王室的日本人侍卫的首领。担心来自日本人町的报复，巴萨通王下令烧毁阿育陀耶日本人町，并将其内的很多居民驱逐或杀害。很多日本人逃到了柬埔寨，一些年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国王特许返回大城王国[10]。幕府将军认为巴萨通王并非王位正统继承者，并减少了与该国的联系。此后的海外贸易被中国和荷兰的商船所继续。虽然正式邦交在那莱王（泰：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นารายณ์มหาราช，英：Narai）1657年继位以后仍没有恢复，但在一个日本人町发挥了较大作用的事件之后，王室开始逐渐批准对日贸易[11]。
后来，日本人町再度恢复，并仍在对日商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7世纪末，它逐渐被暹罗人同化后消失。日本人町的大部分在该地1767年被缅甸人占领之后遭到破坏[12]，有一小部分当年的房屋存留至今。如今，该日本人町遗址已经成为了一项考古研究的课题。日本裕仁天皇和明仁天皇曾来此访问。
会安日本人町
[编辑]
离岘港（越：Đà Nẵng／沱㶞）不远的会安，是越南近代最大的港口[13]。与阿育陀耶日本人町相比，会安日本人町规模相对较小，它的居民约有几十户，而当时在会安的中国人则约有数千[14]。尽管如此，会安日本人町对当地的贸易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国内对丝绸的大量需求，使得每年日本商船的来往都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周期性变动[15]。在“朱印船”时代（约1590年至1635年），平均每年来此的日本商船有10艘以上，这表明日本人在该地的贸易约占当时日本海上商贸活动的四分之一，并超过任何其他港口[16]。
每年中的几个月，当中国和日本的商船到达时，该地就会出现一些繁荣的商业市场，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商人便开始交易种类繁多的商品。会安作为一个中立港口的地位让它得以繁荣，因为在此地交易的中国和日本商人不被视为触犯明朝的海禁政策[17]。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日本人町的居民们则会在中国、越南商人中收集各种日本商人将可能购买的货物[15]。
第一批荷兰商人于1633年来此，并受到了来自日本人町首领的欢迎。江户幕府于1635年实施锁国政策，直接禁止日本人的海外贸易行为，根据荷兰人的记载，在这日本人与荷兰人同在会安进行商贸的短短几年中，日本人完全支配了这个港口的经济[18]。1635年以后，日本人与荷兰人之间仍有少量经贸往来，但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买来的丝绸却鲜能满足荷兰商人的需求，后者不得不面对供不应求而导致的高价格。
17世纪以后，会安的日本人町逐渐消失，并被越南人同化。根据当时的书籍、墓碑等，不但日本人町的居民内部通婚，有名望的日本商人家族也与越南阮氏家族（当时越南南方阮氏政权的统治者）存在通婚。这些商人家族的后代，有的至今还保存着与越南有关的传家宝[19]。
现在的会安是一个相对小而安静的旅游城市，其港口已经淤塞，这导致了其经济和影响力的下降。当年日本人町的具体位置现在仍无从考证，虽然学者们不断研究该课题，并使用当年的记录和考古发现。现在城内的被称为“日本桥”或“来远桥”（越：Lai Viễn Kiều／來遠橋）的古迹，向人们诉说着会安日本人町过去的繁荣。惯常的思维往往会认为这座桥标志着日本人町主街的入口，然而，实际上这座桥并非传统的日本风格，这一点让很多人对此观点产生怀疑[20]。
脚注
[编辑]- ^ Wray. p8.
- ^ Wray. p2.
- ^ Reid.
- ^ Wray. pp8-9.
- ^ Wray. p9.
- ^ 6.0 6.1 Ishii. p1.
- ^ Wray. p10.
- ^ Theeravit. pp26-27.
- ^ Theeravit. p22.
- ^ Iwao. "Reopening..." pp2-4.
- ^ Iwao. "Relations..." pp28-29.
- ^ Coedes. pp164-165.
- ^ Woodside，162页
- ^ 一项由一个当地日本人于1642年所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报告记载，当时会安的中国人有约4000到5000人，日本人有约40到50人。（Laarhoven, Ruurdje (trans.)《A Japanese Resident's Account: Declar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Quinam Kingdom by Francisco, 1642.》 Li 和 Reid (eds.) 《南方的越南》（Southern Vietnam），31页）
- ^ 15.0 15.1 Li，《阮氏交趾支那》（Nguyễn Cochinchina），63页
- ^ Chen。13页
- ^ Chen。14页
- ^ Innes. pp187-188.
- ^ Chuong, Thau，《古城会安》（Ancient Town of Hoi An）的《友谊之桥》（Bridge of Friendship），209页
- ^ Chuong, Thau，《古城会安》（Ancient Town of Hoi An）的《友谊之桥》（Bridge of Friendship）
参考文献
[编辑]- Ancient Town of Hoi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eld in Danang on 22-23 March 1990. Hanoi: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Chen, Chingho A. Historical Notes on Hội An (Faifo). Carbondale, Illinois: Center for Vietnamese Studi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1974.
- Coedes, G. (H.M. Wright, trans.) The Making of South East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 Innes, Robert L. "The Door Ajar: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hD dis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 Ishii, Yoneo.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 Iwao, Seiichi. “Reopening of the 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Siam during the Tokugawa period.” Acta Asiatica v.4 (July 1963). pp1–31.
- Li, Tana. Nguyễn Cochinchina: Southern Vietnam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8.
- Li, Tana and Anthony Reid (eds.).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Nguyễn: Document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ochinchina (Đàng Trong), 1602-1777.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3.
- Reid, Anthony.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93.
- Theeravit, Khien. “Japanese-Siamese Relations, 1606-1629” in Khamchoo, Chaiwat and E. Bruce Reynolds (eds.) Thai-Japanese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angkok: Innomedia Co. Ltd. Press, 1988.
- Woodside, Alexander. “Central Vietnam's Trading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Seen in Le Quy Don's 'Frontier Chronicles'” in Taylor, K.W. and John K. Whitmore (eds.) Essays into Vietnamese Past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5. pp157–172
- Wray, William. “The 17th Century Japanese Diaspora: Questions of Boundary and Policy.”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Buenos Aires 2002. Preconference: Corfu, Greece, 21-22 September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