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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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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又称流贼,是指流动的土匪、强盗,尤指明朝末年的流寇。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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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发展的历史相当久远,组成分子相当复杂,有逃丁、边兵、驿卒、矿徒、饥民等,一般流民即可发展成流寇,唐末的王仙芝黄巢之乱即可视为流寇。流民聚结成寇,首领多是出自于边军,或分或合,到处抢粮,使官兵东西奔击,穷于应付。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1]历史上最长的流寇流动是黄巢,曾两次攻陷长安。一旦流寇停止流动,便失去流寇的特性,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黄巢与李自成皆因攻陷首都后失去战力。

明朝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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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制定有鱼鳞册,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谨防流贼。然而明朝末年的流寇蔚为奇观,有山西人曾记录流寇首领名单:“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张一川)、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四儿赵胜[2]、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还列出唐赛儿刘千斤李胡子叶宗留邓茂七李添保黄萧养刘六刘七齐彦名赵疯子曾一本徐鸿儒刘香等人,其中刘香是海盗出身。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入塞,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山西兵马赶赴京师勤王,因粮饷不足,兵部令守通州,又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部队发生哗变,纷纷逃回山西。[3]崇祯二年“议裁驿站冗卒”,被裁失业的驿卒与流寇合流,流贼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四川等省,李自成本人就是这次事件中的要角。流贼所到之处,饥民争附之。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令陕西巡抚刘广生留杂项辽饷银1万4千两,就地赈济。

崇祯三年(1630年)三、四月间,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黄河,分兵两路进入山西西北部。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亦先后率部进入山西。

崇祯四年(1631年),职方郎中李继贞上疏说:“皇上以数万金钱活数十万生灵,福泽莫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也,利益莫大焉!”[4]几天后,李继贞再次疏陈赈济的重要性:“臣部若不代请,日复一日,残破愈甚,将费数百万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窜,东作尽废,延安、西安、平阳、汾州百万钱粮尽成乌有,虽增兵增饷何救于事。度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少孰多?今日借出之费,与他日有出无入之费,孰得孰失?当有不待臣言而洞然于心者矣。”崇祯四年(1631年),崇祯帝以内库银10万两,令陕西巡抚御史吴甡赴陕西延长赈济。点灯子与满天星受抚后,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等部一度受抚。但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仅是杯水车薪,“所救不及十一”。[5]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6]

崇祯八年正月,扫地王、平地王等率部经颍州直抵凤阳,烧享殿,掘皇陵,朝野震动。

荥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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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八年正月(1635年),有荥阳大会,吴伟业《绥寇纪略》:“贼侦知,合七十二营头目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择、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会荥阳,议逆官军。……壬子(初一日),杀牛马祭天誓师,赐诸贼饮铺,部署已定。有亡自贼中来告状。”娄曾泉于《明朝史略》称“在这次会议上,李自成初露锋芒,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胡允恭亦言,“荥阳大会堪称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明末农民起义将由困难走向胜利,农民军由分散的武装斗争趋向联合作战”,这是一次“划时代的荥阳大会”。[7]

荥阳大会仅出自于《绥寇纪略》一书,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计六奇《明季北略》、彭孙贻《平寇志》和谈迁《国榷》均无记载。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称:“所谓荥阳大会召开的起因和议题,同基本的历史事实凿枘不相容,显然出于好事之徒的附会”,结论是“荥阳大会是一个虚构事件”。

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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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八年,洪承畴督剿西北的李自成,卢象升督剿东南的高迎祥。崇祯九年张献忠部一度围攻滁州,逼近南京,又转而围攻凤阳,不克,辗转进入庐州、安庆府境。同时,高迎祥部则由密县、登封至嵩县,又回到陕、豫交界之山区。是年,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继任闯王。事实上,明代万历年间,流寇已成大患,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奏疏:“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言: “寇每股虽号数万,妇女老弱半焉。”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加强了对农民军的围追堵截。

崇祯十年的陕西大旱,李自成部转移到巩昌府南部。孙传庭奏称:“臣维闯、过等贼,与大兵相持于阶、成山中者七、八月,气焰风声,益非昔比。”

崇祯十一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及南直隶的沿海地区皆旱。华北一带“旱,蝗,赤地千里”。[8]

崇祯十三年,灾害扩大,北方全部沦为旱灾灾区。《豫变纪略》卷三:“是时大旱、蝗,川泽皆竭,濠隍之径扬尘。自是而后,土寇大起如猬毛。”崇祯十三年秋天,张献忠部进抵绵阳、汉州、金堂、简州、资阳、泸州。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出商洛山,进军河南府境。此时的河南府已大旱三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自成进军河南府时,“贼既入豫,饥民从者日众”。北方大旱摧毁了明朝财政,义军则休养生息,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崇祯十四年二月,李自成部攻开封,有骑兵三百人,步兵三千人,“合诸胁从之徒约三万人”。崇祯十四年以后农民军已摆脱不利的局面,寇强官弱,千里纵横。

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崇祯十六年以后,李自成的大顺部队已不可挡,阵中发展出强大的进攻能力,每三万骑兵,分作三个行列,“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同三堵墙一般,时人呼之三堵墙。饥民往往充当农民军的炮灰。[9]。崇祯十六年秋,孙传庭部在豫西与李自成郭决战,官军败,孙传庭战死。明亡矣。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接着,李自成部进军山西,在平阳分兵,一路北上太原、大同、宣抚至北京,另一路经泽州、怀庆、卫辉、大名、河间至北京。两军皆势如破竹,明朝灭亡。

明朝并非不能抗击流寇,然剿不胜剿,又陷于东北清兵堀起,苦于两面作战。终至亡国。[10]王琼《双溪杂记》即说明:“当流贼内乱之时,而胡虏不侵,犹能支也。”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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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寇并非明朝所特有,清之白莲教捻乱也属流寇性质,嘉庆二年(1797年),明亮德楞泰总结白莲教“行不必裹粮,住不藉棚帐,党羽不待征调,蹂躏于数千里”“东奔西窜,无久占之地,无一定之所,以劫掠为生”的流动作战方式,进呈《筹令民筑堡御贼疏》一文。

石达开太平天国政权出走之后。曾国藩称石达开说“既钝于浙、钝于闽,入湘后又钝于永祁,钝于宝庆,裹助之人愿从者渐少。且无老巢以为粮台,粮、米须掳,须搬,行且自疲于山谷之间。”[11],最后“粮尽,食及草根,草尽,食及战马,兼之疟疾流行,死亡枕藉”[12]

“捻”者,捻香也,流动于黄河流域,捻乱持续时间比太平天国更长,也更难平定。1865年,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被李鸿章所灭。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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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2. ^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
  3. ^ 据耿如杞《世笃堂集》所收《勤王揭稿》,哗变的军队是张鸿功所统山西镇兵,耿如杞所领抚标营兵和太原营兵。
  4.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4,15页。
  5. ^ 《绥寇纪略》卷一
  6. ^ 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
  7. ^ 胡允恭:《李自成张献忠起义》
  8. ^ 郑廉著,王兴亚点校《豫变纪略》卷一,p6。
  9. ^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提及河南饥民: “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
  10. ^ 顾公燮《丹午笔记》276《明末杀运循环》:“明代之亡,实由流寇。……甲申岁,皇清定鼎……由是王师往讨,次第荡平,历十有八年,剪除殆尽。四方屠戮,惨不可言,天未厌乱,杀运循环。”
  11. ^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8
  12. ^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紫打地蒙难纪实碑文》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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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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