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危城：资本、帝国与抵抗视野下的香港
| 边际危城：资本、帝国与抵抗视野下的香港 | |
|---|---|
 书籍封面 | |
| 原名 | City on the Edge: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
| 作者 | 孔诰烽 |
| 类型 | 非虚构作品 |
| 语言 | 英语 |
| 发行信息 | |
| 出版机构 | 剑桥大学出版社（原版） 左岸文化（中译本） |
| 出版时间 | 2022年 |
| 中译本出版日期 | 2022年7月1日 |
| 所获奖项 | 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
| 规范控制 | |
| ISBN | ISBN 978-1-108-84033-0（精装本） ISBN 978-1-108-88569-0（电子版） ISBN 978-626-96095-7-4（中译本） ISBN 978-626-96246-2-1（中译本EPUB版） ISBN 978-626-96246-1-4（中译本PDF版） |
| OCLC | 1268113059 |
《边际危城：资本、帝国与抵抗视野下的香港》（英语：City on the Edge: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是孔诰烽撰写的书籍，于2022年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中译本在同年7月1日经左岸文化出版，由程向刚翻译[2]:304。它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为基础，认为一个地区能够获得的自治空间由世界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当地民众共同决定，于是从这三方面入手分析香港本身，令书籍分为“资本”、“帝国”、“抵抗”三大部分。
著者孔诰烽年轻时曾居于香港。之后移居美国，于当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教职，负责教授政治经济学。在撰写《边际危城》之前，他便已有部分研究跟香港有关，并因此收集及保存了不少跟香港有关的资料。他表示要了解香港在2019年爆发的社会运动，先要从其历史出发。因此他决定写一本整理香港历史的书籍，并采用国际视角去研究。
《边际危城》在2024年获得列文森图书奖。评论者普遍赞扬《边际危城》内容详尽，能让人更为了解香港。此外著作内容也让他们对香港社会运动的走向有所反思。不过部分评论者亦认为著作应加入更多内容，或指当中某些内容存有不足。
背景
[编辑]《边际危城》的著者孔诰烽年轻时曾居于香港。之后移居美国[3]，于当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教职，负责教授政治经济学[4]。在撰写《边际危城》之前，他便已有部分研究跟香港有关，并因此收集及保存了不少跟香港有关的资料。他表示要了解香港在2019年爆发的社会运动，先要从其历史出发。因此他决定写一本整理香港历史的书籍，并采用国际视角去研究。他在2019年12月前往香港，以望在香港大学图书馆寻找特藏。但由于之前的香港中文大学冲突和理工大学冲突，香港大学收紧了出入限制，让他不能直接进入图书馆。不过在其他学者的帮助下获准进入。到了2020年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于全球爆发时，他已搜集完需要的资料，开始写书。他因此表示疫情使他不用通勤上班，能够在外界干扰较少的情况下执笔[5]。
内容
[编辑]孔诰烽在《边际危城》中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分析为基础，认为一个地区能够获得的自治空间由世界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当地民众共同决定，于是从这三方面入手分析香港本身，令书籍分为“资本”、“帝国”、“抵抗”三大部分[6]。
资本
[编辑]他先从中国大陆在全球化当中身处的位置出发，分析香港在此事上的角色，指它从冷战时期开始到主权移交后一直都是“中国大陆的离岸交易中心”[3][7]。他反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已被拥有更大股票市场的上海取代的说法[8]，指出香港仍具有上海没有的优势，如更大的期货和债券市场、更多元的金融服务、通用货币港元能够自由兑换[8]。而一国两制除了具安抚香港居民的作用之外，还在经济上有利于北京当局，让后者能够依赖香港实现经济增长[9]。他分析指香港能让中国大陆经济不完全开放的同时，吸引外资进入，并让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集资。他以大多人民币国际交易在香港发生作例证，指这一情况在中国大陆因各种规管而难以发生。但亦因1997年之后中国大陆的资本不断涌入香港，令当地商人的话语权减少，让位给中国大陆商人[7][9]。除此之外，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中美关系恶化、北京当局所认同的“西方衰落论”，也让香港无法在经济上再达到“双赢”局面[6]。
香港也因其自由港及与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地位，而在国际上成为独立关税区。但作者指出由于北京当局曾利用此一地位取得敏感技术，影响其他国家对待香港的方式，致使它们在政策制定上不再区分两者。说明香港的特殊地位及北京政府能否利用香港达成目的，也取决于他国对香港的观感[10]。不过北京当局长期以来强调的是“一国”大于“两制”[9]。
帝国
[编辑]作者指出，北京当局在意识形态上拥有加强对边缘地区控制的倾向，因此即使得到制度或内部约束，及因有意维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在对港政策上有所克制，它还是会不断地收紧控制[6][8]。他表示一国两制的起源是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代应对西藏问题时所采用的政策，两者都由邓小平提议[7]。最终西藏在同一年代跟北京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使得后者决定完全控制西藏。并在当地试图引入汉族人，实行同化政策[10]。满清政府也曾在获得新领土后以此一方式同化该土地[8]。而邓小平本人、参与基本法起草的李后、为北京当局撰写对港政策文件的学者强世功皆提道对港政策是以西藏为蓝本。作者因此提出从西藏被同化的历史可预见未来的香港发展[11]。而他认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没有像西藏般出现军方镇压的原因是前者较受国际关注[10]。
抵抗
[编辑]孔诰烽亦探讨了香港民主运动的起源及其跟香港本土意识的关系[10]。他在回顾上述历史时，写道在1970年代，香港因公共服务扩张而需要大量的人力从事教师、社工、医疗人员等职位。该些从业者后来成为新中产阶级，并跟当时的学生一起推动草根运动。之后该些社运人士有不少成为民主运动的活跃份子[2]:65。六四事件后，北京政府有意拉拢香港的金融精英[12]，他们之后跟香港主力推动政治改革的中产和低下阶层产生矛盾[13]，但前者曾在2019年游说政府不要修订逃犯条例[6]。
不过主权移交前的社会运动基本都是和平的，直到移交后才变得激进及具认同政治色彩。孔诰烽认为这可归因于北京政府拥有加强边缘地区控制和融合的倾向，这一取向最终引起反效果。而每一次大型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新的活动家，引起大众联系。最终在政党动员能力欠佳和北京政府加强控制的情况下，不断产生大型社会运动[6]，推动了2014年雨伞运动和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发展[9]。除此之外，他亦赞扬陈云写出了《香港城邦论》，指他首度把香港本土意识以著作完整地论述，并写道2009年五区公投时还没有见到有关意识。他批评泛民主派对实现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诉求大于香港本身，及支持新移民来港，指后者会让香港独特性瓦解[11]。他在著作中写道2020年推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虽令一国两制终结，但还是对香港未来持乐观态度[9]。
评价
[编辑]评论者普遍赞扬《边际危城》内容详尽[10][11][12][13]。香港城市大学的郑炜赞扬其框架“坚实”，分析得不错[6]。布林莫尔学院的麦克多诺则写道，书籍内容“震撼人心”[4]。杜佩奇学院的马修·格林（Matthew Green）对作者把香港在2023年左右的形势与其历史串连的写法表示好评[9]。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夏添恩指著作有着“独特的观点”[3]。《纽约书评》的评论者伊恩·约翰森（Ian Johnson）对著作的论证质量感到满意[8]。黎安友在《外交》上称赞著作的历史梳理[12]。格林认为这本书籍适合“对香港和中国大陆有兴趣的人”和研究“东亚、全球城市与发展”的学者阅读[9]。佛光大学社会学暨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郑祖邦形容内文“流畅且清晰”，并赞扬作者的观察[14]。郑炜和麦克多诺同样认为该本著作能公众和学术界获得更多知识[6][4]。不过，《出版者周刊》的评论虽认同上述赞美，但仍连同约翰森一起认为当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数据对非熟悉金融的人而言可能较难看懂[13][8]。它在2024年获得列文森图书奖[15]。
北卡罗来纳大学查珀尔希尔校区的伍卓骏赞扬了著作第一部分有关“资本”的分析[7]。格林亦表示该部分能让人了解香港在经济上为中国大陆提供的角色[9]。夏添恩批评著作认为香港本土商人在香港的话语权不及中国大陆商人这点，指香港商人仍有相当的影响力[3]。格林和圣母大学的许田波赞扬作者把一国两制跟北京政府为解决西藏主权问题和台湾问题而提出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9][11]。麦克多诺则赞扬这一角度“新颖”[4]。郑炜在评论这一部分时，指作者在论证香港不可避免被同化时写得很好，不过批评作者没有详细解释有什么因素影响同化的速度快慢[6]。夏添恩则认为著作没有很好地论证北京是否以西藏作为蓝本来应用在香港上，只举出邓小平在1980年代的说话作论证，无法证明之后的领导人是否在对港政策上参考了西藏。并表示从《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能看出西藏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套用在香港[3]。
许田波认为作者部分说法有矛盾，例如在说香港尚有希望的同时认为一国两制已死；并指作者虽批评泛民主派追求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但这与其主张主权移交后香港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香港民主及维持既有自由的说法矛盾。她亦指著作虽按部分本土派立场批评泛民主派支持中国大陆新移民来港，但认为有关声音忽略了李柱铭早已反对有关政策。她和郑炜亦在评价著作中有关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段落时反思运动走向。前者认为大部分非建制派支持者没尝试过罢工和抵制商家，因此不是没有更和平的手段争取诉求[11]。后者产生了若非建制派及其支持者没尝试改变政治平衡，运动在政府的拖延策略下自然消退，“结果会否有不同？”的疑问[6]。
除此之外，部分评论者亦认为著作应加入更多内容，或指当中某些内容存有不足。格林对著作刻画香港成为英属香港之前的事感到不满，指它们“多余”[9]。伍卓骏认为著作应加入更多影响香港居民对香港及北京政府观感的事件，如SARS冠状病毒在香港引起的疫情及铜锣湾书店事件[7]。夏添恩批评著作在描述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时视角过于西方，并应加入更多笔墨描述该场运动，如国际社会对该运动的影响，不应只重于北京政府对该运动的反应[3]。郑祖邦表示作者较忽略香港本土派跟左翼份子之间的矛盾。并指虽然他在描述香港年轻人的本土意识时，的确能从文化保育运动说起。但忽略了该些运动的反对对象与后来本土派不同[1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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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AS 2024 Book Award Winners Announced. [2024-02-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09） （英语）.
外部链接
[编辑]- City on the Edge: 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 LSE IDEAS. LSE IDEAS (访谈) (YouTube). 2022-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