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空间的拓荒者/政治立场

对田园民族主义者的批判

即使是强大如美国，它的知识分子也会经常批判、反思自己，而提倡要向欧洲、加拿大和日本韩国等学习。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能固步自封，都不能拒绝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中国大陆的许多民族主义者，对外部世界极其无知，无底线地贬低全世界范围内除中华文明以外（极端皇汉则是贬低除汉族文明以外）的其他所有文明，他们甚至连鸦片战争时“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都不如，与当年的满清愚民无异，完全不懂得修补本民族的缺陷、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而且中国大陆的极端民族主义又往往和周礼儒家、法家秦制相结合，极力吹捧这些传统文化糟粕，企图反对现代的伦理自由，又极力拥护“国家主义”的压制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的专制模式，具有明显的“反现代性”（相对而言，道家尤其黄老道家，和墨家、名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思辨性思维、逻辑学的学派，它们本身也有一定的法治萌芽和个人自由因素，与现代文化的距离比儒家和法家要近一些，却反而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所轻视的）。再例如盲目抵制外国货和外国人才，不懂得将其“为我所用”，甚至毁坏国人的外国货来破坏本国财产；连李斯《谏逐客书》都懂得“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可他们作为现代人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连古人都懂得要“胡服骑射”而知道“华夷之辨”是狭隘的，而一些皇汉和儒棍在文化狭隘程度上甚至远远超过了他们想文化复古所效仿的古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许多经常批评本国文化和制度的人，其实是为了促进本国的进步，反而是真正的爱国者；而那些整天对本民族“报喜不报忧”的所谓“民族主义者”，才是本民族的祸害；正如同在古代，整天说皇上好话、拍皇上马屁的往往是奸臣，敢公开批评皇上的才是忠臣。然而一旦套用了民族主义的逻辑，许多批评本国文化和制度的人士就可能被扣上“汉奸”、“民族叛徒/罪人”的帽子，然后受到各种迫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因此受到损害。而也正是由于民族主义，使得一个民族不懂得反思自己制度和文化的不足之处，不懂得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从而使得自己难以进步和纠正错误。

以上说的是一般的民族主义的危害。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并被统治阶级利用。例如鼓吹“入关学”，这不单是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思想，更关键的是，他们真有这个胆量和本事去发动这种侵略战争吗？其实没有。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转移社会内部矛盾，全盘否定西方文化和制度中值得学习的部分，否定中国社会需要改进的具体方面，让大家不懂得在本国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却去“整天仇视外国，分散注意力”。西方国家的那些对移民或外族大打出手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虽然反动，但人家打架的胆量和武德也比中国的键盘侠民族主义者强多了，至少人家敢做敢为、不口是心非，不像某些国人不过是借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国内矛盾、维护官僚既得利益，这些人甚至连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算不上。

塞里斯国的情况好比于17至19世纪的欧洲大陆。网络上的自干五、小粉红甚至部分毛派和苏粉群体，虽然表面上有一些左倾的“反资本主义”言论，甚至有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包装，但其实他们更类似于欧陆的旧保守主义者，不仅政治和文化伦理层面上有着相当保守的内核（进步和激进才意味着“左”，维护传统文化、传统秩序的保守思想通常对应的都是“右”），且在经济立场上也更类似于17至19世纪的重商主义从而处处维护着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即使工人罢工，他们也站在维稳的立场上，并怀疑“境外势力”。自五粉红表面上的“左倾”言论只是为了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和拒绝承认中国文化和制度上的缺陷，这与西方左派真正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的“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实际上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右翼甚至极右。而许多真左派和真自由派对抗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法却不一定正确，例如左派提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尽管国际主义没有错，但空谈国际主义会让别人觉得不切实际，很难引起共鸣。中国的部分自由派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而是“保守派”，用“逆向民族主义”对抗国人的民族主义，吹捧西方国家的激进保守派、鹰派对中国的制裁，甚至无法容忍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本国制度与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这就陷入了另一个误区：不论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是西方的民族主义都是反动的，不能一边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同时又肯定西方的民族主义，严重损害了自由派的形象。所以在批判民族主义时，要采用正确的方式，用最通俗易懂、最容易被别人接受的话，来讲明民族主义的错误性和危害性。

对华人自由派的批判和反思

中国大陆和华人中的自由派大多迷信西方保守派的思想，产生了大批中华田园特色奥地利学派、田园施派、远古邪恶这样的群体。一些右翼自由派水平很低，其“逆向民族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言论使人反感，给泛自由派招黑，能把许多原本持中立立场的网民恶心到自干五小粉红阵营里去，又盲目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给政府推卸责任，维护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和处处为资本家辩护（反感左派的反资本主义言论就去替富人和资本家说话，然而权贵资本主义下富人和资本家大多缺乏独立性而只能依附于官方权力，这些官商大部分是体制的直接帮凶）。中国没有经历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自然恶补早期资本主义的课，在血汗工厂、环境污染、低社会福利上重走18到19世纪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老路，国企私有化过程中则权贵瓜分公产、下岗工人待遇极差（连西方的保守右翼都看不下去），国家资本主义对民众的掠夺也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重商主义，再加上不能组建独立的工会，劳工权益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资本主义，自由派却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太左、太社会主义了（比如作家方方把反对其的人都说成是极左派，就像匈牙利自由派指责欧尔班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治国，是斯大林主义的极左，太魔幻了）。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右的，美国民主党按欧洲标准根本就不左，可在他们眼里民主党是极左派甚至美国共和党建制派都偏左，大多支持共和党中的极右翼民粹派（川普以及美国共和党中的激进保守派对中国的无底线制裁并不有利于中国社会向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转型，恰恰相反，如果美国过度孤立、打击中国，中国可能向一个更保守、更封闭的国家转变，中国大陆的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加高涨。川普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原则、对盟友乱搞贸易战，盲目地在世界范围内“退群”，严重得罪了欧洲、加拿大、韩国、新西兰等盟友，损害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反而可能导致这些盟友被迫站到中国、俄罗斯一边，使美国被全世界孤立；以及驱逐他国留学生、盲目宣扬“美国优先”和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则会损害美国吸引人才的能力的软实力。这些“反全球化”的做法损害全世界各国利益却“损人不利己”。这些人不仅思想观念不够进步，还缺乏审时度势的智慧）自由派群体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他们接受的往往是基督教保守派尤其福音派，说“圣经造就美国，只有回归盎格鲁新教传统，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文明”、“川普是神选之子”，在各个政治话题和社会议题上持宗教狂热的态度、极端反智反科学；而在性别伦理等社会文化议题上，他们对同性恋和女性权利的态度甚至还不如少部分自五粉红进步。他们以前所标榜的英美保守主义虽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伦理保守压制个人自由的弊端，但至少还有警惕大政府和抵制国家主义的可取之处，自从2020年美国大选华人自由派内部撕裂以后，华人西方保守派粉又从英美保守主义的立场堕落到了欧陆保守主义的立场，变成了逆向的国家主义者，彻底丧失了相对于自干五小粉红的进步性。

华人自由派中不少人崇尚伯克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思维方式上有很大不同，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是从追求个人自由出发，而保守主义则强调对传统文化、等级秩序的维护并反对社会变革。即使是英美保守主义在文化伦理方面也走到个人自由的反面，英国保守主义者甚至还维护美国独立战争就已废除的贵族等级特权。即便只看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都严厉批判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观点，托克维尔也非常认可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保守主义者即使“保守的是自由”，也只是在维护原有的传统和秩序的立场下正好蕴含了某些“自由”罢了，它并没有把追求个体自由作为自己的本质目的，更没有任何创新。西方年轻人不会喜欢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正如同中国年轻人厌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一样。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混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更何况中国也没有适合保守下来的传统。中国大陆知识界把“保守主义”变成显学，实际上是想充当犬儒，想充当体制的润滑剂却假装自己是自由派（田园奥派、田园施派、远古邪恶的高层其实是高级五毛，小骂大帮忙）。海外华人自由派信奉保守主义，使得他们甚至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都没有做到真正的继承，更遑论后来的进步主义了。他们要么变成了反智反科学的宗教神棍（以为基督教保守主义是宇宙唯一真理，仇视无神论和进化论。还认为白人和基督教是成为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举个很简单的反例，日本是佛教和神道教为主的黄种人的发达国家），要么变成了逆向的美国式国家主义者（不能容忍美国人对美国自身的任何批评和反思，无条件支持美国对外的一切行为），或者变成了儒棍（以为农村宗法组织对抗国家强权有积极性，其实西方近现代化过程依靠的是市民的非血缘纽带的自由结社。农村家国同构的宗法组织以礼教和伦理纲常束缚个体，在历史上一直是反现代性的作用），或者变成了资本原教旨主义者（即使是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都知道要同情穷人，到了他们成了“你穷是你懒，不能怪体制”，成为任何类型的不合理的体制的帮凶）。这些老一代反建制派最后变成了糊涂虫，现在的90后、00后反建制派要引以为鉴。

左派和右派的正本清源

一些右翼不明白为什么纳粹是极右而不是左派，其实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并不是依据经济自由度和“大政府、小政府”。在17到19世纪的欧洲，当时的左派基本上都是反中央集权、反国家主义或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右派才是主张统制经济的重商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甚至维护君主专制。例如英国的辉格党、瑞典的便帽党便帽党（英语：Caps (party)）、丹麦自由党、法国的运动党法国运动党（英语：Movement Party (France)）、德国进步党在当时都是左派，都主张小政府下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之对立的英国的托利党、瑞典的礼帽党礼帽党（英语：Hats (party)）、丹麦保守党丹麦保守党（英语：Højre）、法国的抵抗党法国抵抗党（英语：Resistance Party (France)）、德国保守党在当时都是右派，维护贵族特权并主张国家主义下的大政府的统制经济。20世纪民主宪政成熟以后，左派才转向福利国家，右派才转向经济自由放任。这是因为自由放任比威权体制下的统制经济（公权力不受制约，国家干预经济反而掠夺民众、加剧社会不平等）更有利于社会平等，而福利国家又比自由市场更有利于社会平等。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反对自由市场经济，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下劣等人口可以通过乞讨、慈善、廉价劳动等方式存活，所以要国家干预经济来清洗掉劣等人口并强迫流浪汉无偿劳动，这是极右而不是左派。左派和右派的划分只取决于对社会平等的态度，所以无政府主义是左派而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右派。还有人说中国大陆不能采用国际的左右标准，但中国大陆本来就没有公认的左右标准，只是政府根据自身需要不断地重新定义左和右。自五粉红毛派的文化伦理立场大多偏保守右翼，经济立场也并非都真的左，俄罗斯光头党也崇拜斯大林呢。如果批判朝鲜劳动党是极左，它只会不痛不痒，但如果批判它是极右，它一定会气急败坏。如果不采用国际左右标准，不仅无法解释港澳台的政治光谱（按国际标准，泛民主派总体偏左，亲建制派和本土派偏右。台湾进步左派比台湾右派更警惕中共），而且如果认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自五粉红（甚至部分毛派）和文化保守派是左派，等于赐予了他们合法性，他们只会对相应的批判不痛不痒；此外如果不采用国际标准而把主张民主自由都划为右派，只会助长自由派的“向右看、向保守主义看齐”的风气，其结果是整个自由派彻底“远邪姨粉化”，变成一群弱智。

不少自由派认为极左的危害大于极右便倒向极右，但其实西方国家的法律对极右的防御程度远超过极左；我认为极右的危害不仅在于种族主义，更在于其反现代性，例如塔利班、伊斯兰国、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在我看来连苏联都不如；而中国古代基于儒家和法家互补的极权统治也是一种文化保守的极右翼，将宗法礼教专制、家国同构、森严的等级制度、神道设教和皇权专制密切结合，剥夺人饮食、住行、穿着、性交中的一切自由，导致中国古代每一次战乱饥荒都可以屠杀掉一半以上、几千万以上的人口（但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要么维护儒家要么维护法家，并偏向国家主义）；基督教九次十字军东征残酷屠杀异己，在中世纪则残酷迫害异教徒、哲学家和科学家，伊斯兰教光侵略南亚就屠杀数千万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并强奸大量妇女、烧毁数千座寺庙和图书馆，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则极端反智反科学反现代化，是以色列的癌症；基于一神教原教旨主义或宗法礼教专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极右翼，历史上背负的血债超过极左，又反现代性从而毫无积极性。魏地拉、加尔铁里、苏哈托、蒙博托、博卡萨等右翼独裁者统治下即使经济自由度也不如共产党国家中的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而主体思想宣称自己超越了马列主义且鼓吹血统论、红色高棉毁灭城市向农村倒退甚至背离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它们已经很难说是纯粹的极左。“比谁更烂”的思维方式本来就不可取，而且许多人轻视极右的危害性，也不承认自己是极右或极端民族主义者。

个人立场

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只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大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原本只是隐藏在自由主义下的一个分支（启蒙时代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诉求完全一样，对两者无从分辨）。我对保守主义甚为反感，而且东亚并没有多少值得保守的东西。我对自由主义（甚至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反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这个概念部分人可能不承认，另外中国特色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大多是威权保守主义者充当的伪自由意志主义者），也算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赞成第三条道路，更倾向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吸收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成分，在地方自治、社区自治、工会自治的基础上干预经济实现对经济的公共民主管理。如今只有部分社会民主党还坚持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左翼党相当于老社会民主党的生态位，我支持不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党以及各国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也支持部分反对苏联模式且理论水平较高的西方共产党，并同情部分的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

我知道保守右翼最喜欢用哈耶克的学说来反驳民主社会主义。然而请先自行了解一下中国大陆的铅笔社、田园奥地利学派这些高级五毛的表现。诚然，中国大陆许多人吃过“极左”的苦头，哈耶克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学说的确对许多人会有吸引力。但要知道，哈耶克所反对的“社会主义”，主要就是针对于独立的工会和福利国家（而且哈耶克不承认工会是自发秩序的一部分，这已经逻辑不自洽），这些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在不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情况下却给它卸减责任，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只能充当权贵的帮凶。且自由放任会造成寡头主义和经济危机。西方哪怕是《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类最强调自由市场的媒体，也反复指出中国的“社会投资(教育、医疗、保险、补贴等福利)”不足。此外米塞斯、哈耶克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对政治自由持怀疑态度，并担心穷人有了选票会选出社会主义政党，从而对佛朗哥、萨拉查、皮诺切特和南非种族隔离大加赞赏，这种通过独裁发展经济的观点很符合一些自干五的需要，他们想效法皮大帅，把中国大陆的政治自由派（全扣上“白左”的帽子）从直升机扔到海里。至于哈耶克所说的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已经不需要反驳了，现代民主左派既支持政治自由也支持经济自由，且不论北欧的市场自由度很高，而比其更左倾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流派，也尝试通过工团主义的方式或地方自治、社区自治、民间第三方组织干预和民主管理经济，而并非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

我在经济立场和文化伦理立场上都和西方主流进步左派接近，但也存在少量差异。我反对废除死刑，这是对受害者在天之灵的不公正。废死者自己反对复仇，但不能剥夺别人有复仇的权利。好比于受害者及其家属可以选择原谅仇敌，但不是必须原谅仇敌，你不能强迫他们去原谅。司法是独立于政府的存在，司法系统必须有较高权威，如果没了死刑甚至无期徒刑，司法还有多少权威性？有时人身自由比生命更宝贵，法律既然能剥夺囚犯的人身自由，为什么不能剥夺杀人犯的生命？侠客尚且诛杀恶人，现代法律为何不能诛杀恶人？可以少杀慎杀（杀人动机情节恶劣才判死刑），但应当认可法律有权力剥夺人的生命。还需注意到，孕妇和未成年人存在极端个例钻法律上免死的空子。对同性婚姻、开放式婚姻、堕胎权等，我直接从自由意志主义角度出发就可以论证其权利，无需再用到进步主义的理论，同性婚姻、开放式婚姻没有妨碍到别人的权利，所以就应当允许，堕胎权是因为母亲有权利放弃救治子宫里依赖自己的孩子。从左翼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出发，我也同样认为持枪权属于公民的自由权利而只能适度控枪，实际上19世纪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现代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都是主张武装人民的。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社会主义者都以追求“现代性”和理性主义为己任，而20世纪中期以来左派却出现了批判理性主义和工业化的“后现代”思潮，我对此不认可，“现代性”和“工业化”不能被否定（环保和动物福利可以直接纳入现代性而不需要后现代，其他弊端更多是制度和文化的问题，责怪工业化和高科技是批判错了方向），而且塞里斯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在“前现代”社会用后现代理论去批判“现代性”，只会充当“前现代”的帮凶。

要救国救民，只能依靠自由圈内的理性自由派和左圈中的各类反斯大林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它只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学说，自由主义者本身就应当允许公民有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权利，而自由主义中的权责对应、群己权界则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但中国的伪自由派往往背离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同时追求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不仅认可个人自由还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主张对富人和企业征重税来制约资本和调节收入差距，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公共民主管理和社会公共福利，这就克服了纯自由主义的弊端。可以用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伪马克思主义如毛派、苏粉等，同时用正统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派如田园奥派、铅笔社、远邪等（我不能自我标榜自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或正统自由主义者，但可以吸收、结合两者的理论方法共同分析问题，对任何专制国家，自由主义的视角是从公权力不受制约、公民自由权利受侵犯来分析问题，但经济上的阶级分化也一直存在，且公权力不受制约会产生依附于权力的“新阶级”，也要从阶级分析法、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分层结构和转型问题）。也不是光反对中共就够，比如让敌视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远邪姨粉群体、粉儒家或法家的文化保守派、田园民族主义者上台的话，他们就会把中国变成类似于东欧、东南亚、拉美的寡头主义的威权政治，在社会文化议题和劳工权益上极端保守并推行战狼外交，根本不会把中国变成欧美成熟民主国家。要使中国达到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正常水平，是需要很长的路走的。自由民主制虽有局限性但却是当代防止多数人暴政的相对有效途径，还可以通过参与民主制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既要明确反对民粹主义和多数人暴政，也要坚决反对寡头主义和精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