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同文书院
同文书院(Tung Wen Institute)创设于1898年3月12日,是一所中美合办的新式学校,也是厦门最早的新式学校。1918年,同文书院成立大学部,被认为是厦门乃至福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1921年,厦门大学创办,同文书院旋即停办大学部。1926年秋,同文书院受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改设为同文中学,完全由华人控制。1938年厦门沦陷后,同文中学复辟为同文书院。1942年初,由于日军占领鼓浪屿公共租界,同文书院停办。[1][2][3]
校史
[编辑]同文书院的校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98—1926年),美国方面大体掌控校务;第二个阶段(1926—1938年),学校由华人校董收回自办,改设为“同文中学”;第三个阶段(1938—1942年),学校受战争影响迁至鼓浪屿办学,美国方面再一次掌控校务。由于当时学校的院长大多由神职人员兼任,所以此时的同文书院也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教会学校”。[4]
建校初期(1898—1926年)
[编辑]1897年,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巴詹声(Anson Burlingame Johnson)拜会兴泉永道道尹杨执中,提出要开办一所与宗教无关的西式学校,专门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为中国培育新型人才。这个倡议得到了杨执中的肯定,最终商定这所新式学校的校名为“同文书院”。同文书院成立校董会,由巴詹声担任董事长、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穆好士(W.N.Morehouse)担任副董事长,发起董事则由叶清池、陈北学、傅孚伯、邱华饶、邱振祥、陈阿顺六位华人绅商担任(他们负责筹集学校经费)。巴詹声旋即商榷校董会组织章程,规定建校后由美国驻厦门领事担任当然董事长、厦门海关税务司担任当然副董事长。[2][5][4]
与当时其他新式学校不同,同文书院并不是一所教会学校。据《同文书院章程》规定,同文书院“设立之宗旨,专欲启迪中国青年子弟精通英国语言文字及汉语各科学。所授之教程与美国高等之学校及商务学校功课相同。本书院之设,非为传教起见。而在院诸生勿得自分畛域,各自相安。”由此可见,同文书院设立的初衷,是为当时的社会培养精通英语的商务人才。[2]
同文书院创立时,巴詹声租用寮仔后[注 1]的一处民房作为校舍[注 2]。1898年3月12日,同文书院开始上课,这一天也被视为同文书院的创立日。当时,同文书院每学年的学费为22银元、寄膳费为3至5银元,相较于官立学堂每月80分的学费要贵很多。所以在同文书院开办的第一个学期,全校只有41位学生,这些学生多数来自从事外贸行业的家庭,此外还有富家子弟和华侨子弟。[2][5]
校方起初聘用美国人毛尔(More)为院长。毛尔任职一年后离任,校方于是聘用美国人顾伯尔(A·C·Cooper)[注 3]为院长。顾伯尔任职一年后辞职回国,校方又于1900年聘用美国人韦荼荠(Charles Jason Weed)[注 4]为院长。[2][5][4]
1900年,日本方面在厦门制造“东本愿寺教案”(即厦门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派兵登陆厦门岛。尽管局势十分紧张,但悬挂星条旗的同文书院照常上课。自此,人们认为在同文书院读书有安全保障。仅在1901年,同文书院的学生数便骤增至201人。由于学生骤增,校方即将寮仔后北侧的凤凰山辟为新校址[注 5],并在凤凰山建设14间教室和千人大礼堂,凤凰山自此被称为“同文顶”。[2][5]
建校初期,学校的教育方式参照了当时美国学校的做法。同文书院没有严格的分班制度,学生升入高等科后,更是采用“某教师固定于某教室上课,学生自行找教师上课”的方式。学校的学制起初分为五年文法科和七年高等科;设有英语、英语文学名著、英语修辞课、算学、三角、几何、代数、天文学、物理、化学、政治学概论、万国历史、地理、地志学、商业簿记、商业法律、矿学、打字、身体等课程。上述课程均采用原版英文教材、英语授课,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这些课程。[2][5]
1904年至1905年,同文书院作为新式学校的代表,其相关展品被厦门海关税务司选送至世博会上展示。[8]
1911年,同文书院的人数增加至三百人,学生规模位居厦门第一,据《厦门海关十年贸易报告(1902—1911)》所述,同文书院“在本地各校中是学生出勤率最高和最受尊敬的”。同年,参与中国同盟会的同文书院师生吕城都、周连茂、吴锡煌、邱世定等人组成一支170多人的学生军,赴海澄县协助当地革命党进攻县衙。[9][5]
1912年,海外华侨再次捐款,于学校右侧的山腰处捐建可供200多人使用的宿舍楼。同时,同文书院校董叶清池、黄奕住、黄秀烺相继为学校捐建楼舍。[2]
1918年,同文书院设立大学部,被认为是厦门乃至福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8][10]。同文书院大学部分设文、理两科,有美国教授7人、中国教授3人。校方自欧美大批进口仪器设备,价值约十万美元。1921年冬,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校董会以“厦门一小岛之地,无需开设两所大学”为由,旋即停办大学部。[2]
1921年,当了21年院长的韦荼荠离职回国,鉴于其办学贡献,校方授予韦荼荠“名誉院长”的头衔。韦荼荠离职后,校方聘用美国人吴禄贵(Roy Allgood)[注 6]为院长。1926年秋,同文书院由华人校董收回自办,改组为“同文中学”。吴禄贵的院长(校长)一职亦由周殿薰担任。[4]
同文中学时期(1926—1938年)
[编辑]1920年中期,受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国民政府颁布法令,限制外国人在华办学、掌控校务,并明确规定中国境内的民办学校不能由外国人当校长。同文书院因而在1926年秋由华人校董收回自办,改组为同文中学。前厦门中学堂监学周殿薰成为同文校史上第一位华人校长,而校董会也改由华人组成。此时的同文中学为完全中学,兼办小学,并实行“汉英并重”的学制改革,废除了大体以英语授课的教学方式。在周殿薰的改革下,同文中学成为全闽名校,福建省教育厅厅长程时煃亲临学校指导,并对同文书院的发展表示赞许。[2]
1930年,周殿薰逝世,校董会董事长林尔嘉委任其三子林鼎礼(剑桥大学经济科硕士)接任校长一职。此时,同文书院的学生人数已经骤增至2000人以上,达到了校史的巅峰。1932年,林鼎礼离职,校董会决定由校董会董事、厦门商会会长、同文书院校友陈瑞清代理校长一职。由于陈瑞清身兼多职,事务繁忙,其便于1936年1月向校董会申请辞去校长一职。陈瑞清辞去校长一职后,校董会聘请前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孟奎担任校长。由于学校的师生和校友对该任命不满,校董会便聘请陈学伊做校长,结果引爆了学潮。福建省教育厅派督学王启炜到厦门处理学潮。在教育厅的压力下,王启炜成为了同文中学的代理校长。后来,王启炜到省立厦门初级中学当校长,同文中学的校长一职由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徐金声兼任。[12][2]
建校末期(1938—1942年)
[编辑]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同文中学搬迁至鼓浪屿公共租界(中学部搬迁至升旗山路,小学部搬迁至鹿耳礁)。1938年厦门沦陷后,同文中学复辟为同文书院。校董事会改组,由时任美国驻厦门正、副领事梅瑞乐(George R. Merrell)、欧德福(Leland C. Altaffer)担任正、副董事长,而院长一职则由美国归正会牧师卜显理(Henry Poppen)担任。1940年,卜显理回国,美国归正会的女传教士、毓德女中校长福懿慕(Tena Holkeboer)兼任同文书院院长一职。再后来,福懿慕离任,时任校董会董事、美国归正会牧师给益恩(E.W.Koeppe)兼任院长一职,但因其体弱事烦,院长一职交由校务总长吕城都(华人校友)负责。[2]
学校搬迁至鼓浪屿公共租界后,由于厦门沦陷,多所学校停办,失学的学生和周边县区的学生纷纷涌入同文书院就读,学校的学生数也在战争时期骤增至1000余人。与此同时,同文书院成为厦门境内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学校之一。[2]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鼓浪屿公共租界。1942年初,同文书院被迫停办。[2]
经费来源
[编辑]创校初期,同文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叶清池、陈北学、傅孚伯、邱华饶、邱振祥、陈阿顺六位发起董事。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林尔嘉、叶鹤秋、叶鸿翔、陈元彩、陈瑞清、邱世侨、邱世定、黄奕住、黄秀烺、卢安邦、吴颂三等地方绅商先后被同文书院聘为华人校董。1922年同文书院兴建新楼舍,建设经费均由华人校董提供。[2][13]
除了地方绅商外,华侨捐资也是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在同文书院收归自办之前,院长韦荼荠、吴禄贵数次前往菲律宾自由邦、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等地募捐。仅菲律宾自由邦,韦荼荠就去了五六次。韦荼荠之所以频繁前去菲律宾募捐,是因为菲律宾有不少华人精英曾于同文书院就读。自1905年至1935年,前去菲律宾的同文书院校友就有三千多人。这些校友中有不少人在菲华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且这些校友还可以利用当地的关系网筹款。例如1900年在菲律宾的募捐活动,仅靠校友李清泉一人募集,便能筹得20万菲币的捐款。[2][13][14]
此外,同文书院的办学经费还依赖于美国驻厦门领事馆的一项规定:凡前往菲律宾的华侨,每张签证需附加大洋2元,其中一半作为检验费,一半拔为同文书院的基金。当时厦门和菲律宾之间的华侨往返流量约为20万人次一年,故同文书院可以从中获得相当可观的筹款。[2][13][14]
同文中学校歌
[编辑]1928年3月12日,同文中学举办校庆。该校校长周殿薰特地为同文中学校歌谱写歌词,由音乐老师许振源作曲[15]:
著名校友
[编辑]在43年的办学史中,同文书院共有43届高中毕业生和47届初中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诸国[4],其中也出了不少人物:
- 李清泉(Dee C. Chuan),菲律宾华侨领袖,中兴银行的创办人,中华民国福建省政府委员、南侨总会副主席,被誉为菲律宾的“木材大王”。[16][17]
- 黄燧弼,黄花岗起义幸存者,中国近代最早的美术专业院校之一厦门美术专科学校的创设者。[18][17]
- 庄希泉,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新加坡分会)的主要干部,南洋女子中学校的创办者、全国侨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7]
- 陈文总,抗日将领,曾参与南昌起义、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17]
- 黄长水,广州市副市长、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任。[19]
- 虞愚,因明学家,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17]
- 林俊卿,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咽音练声法”的创始人。[17]
- 洪卜仁,厦门文史学家、被誉为“厦门活字典”。[20]
- 林子丰,香港著名企业家,香港浸会书院首任校长,曾获OBE勋章。[21]
- 戴愧生,中国同盟会菲律宾支部领导人、国民党四大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副部长、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22]
- 钟世藩,儿科学专家,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钟南山的父亲。[23]
- 曾廷泉(Justo Cabo Chan),菲律宾华侨领袖,菲律宾华侨救国联合会常务主席,菲律宾国民军少将代总司令,马尼拉军区司令。[24]
- 释心觉,僧人,抗日志士,台湾民众党的重要人物。[25]
- 张我军,著名作家,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者”。[26]
- 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第四号人物”。[27]
- 黄际遇,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杰出的文理通才,中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的先驱人物。[28][29]
- 王仰颜,闽西苏区党组织和闽西红军的重要领导人。[30]
- 黄源尹, 抒情男高音歌唱家,被誉为“新中国第一男高音”。[31]
- 黄望青(Wee Mon Cheng),新加坡经济活动家、政治人物,曾任马来亚共产党北马局负责人、新加坡驻日大使、新加坡驻韩大使、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广播局主席等职。[17]
- 张圣才,著名间谍、报人,双十中学的主要创办人,曾任《思明日报》主编、军统闽南站站长、中国工矿银行董事等职。[17]
著名教职人员
[编辑]注释
[编辑]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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