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殉史
人殉，又稱生殉或活殉，是以活人陪葬，以繼續服務死者亡魂，保證死者亡魂的冥福，是古代喪葬常有的習俗。古代到民國時期，女性在丈夫逝世後殉夫成為社會風俗。
遠古及夏朝
[編輯]中國目前已發現的最早的確切人殉出現在良渚文化時期。大汶口文化的花廳北區中也有人祭和人殉的墓葬，並疑似受到了良渚文化習俗的影響。[1]後來的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齊家文化中都發現有殉人。二里頭遺址的宮殿基址旁，有人骨埋葬形式不同於正常墓葬，其中有的人獸同穴，有的身首異處。
商朝
[編輯]
殷人尚鬼，認為死後有知，重視殉葬，有用戰俘或親兵、親屬作為殉葬者的風氣，和後世一樣，這些既有自願也有強制的情況[2]。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帶共發現了13座大墓，王陵區中發現有很多殉葬人群，這些頭骨中甚至有很多是高加索人種、愛斯基摩人種和馬來人種。商代殉人最嚴重的是安陽小屯侯家莊發掘的殷陵大墓M1001（商王武丁的陵墓），這裡的殉葬者有164人。武丁之後商朝的人牲和人殉都在不斷減少，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越來越多見而用於祭祀的器物愈發少見，反映出殷人中至少部分群體逐漸有薄葬化的趨勢。[3][4]
周朝
[編輯]《西京雜記》卷六記載：「幽王（周幽王）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堊，拔除丈余深，乃得雲母深尺余。見百餘屍縱橫相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周王陵至今尚未被考古發現，而《西京雜記》的記載還有待考古證實。西周時期的寶雞茹家莊西周墓、長安張家坡西周遺址、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5]、曲沃晉侯墓地[6]、黎城西關西周墓（周代黎國為姬姓諸侯國，姬姓楷侯墓及其下屬有殉人[7][8][9]）、河南濬縣辛村衛侯墓地、北京琉璃河燕侯墓地[10]、陝西武功縣黃家河西周墓[11]、西安大原村西周墓、寧夏姚河塬遺址[12]、曾國的郭家廟墓群[13]等多地發現過殉人，儘管部分墓葬如衛侯大墓、燕侯大墓等已被嚴重盜掘而難以將屍體保存下來[14][15]。東周時期的曾侯乙墓、臨猗程村魏氏墓地[16]、河南陝縣後川魏氏墓地[17]、汲縣山彪鎮M1墓（春秋晚期的魏氏貴族墓）[18][19]、滕州薛國故城東周墓、莒南大店莒國貴族墓葬、中山王陵[20]等地也均有殉人實例。[21][22]西周的灃西車馬坑中用人殉葬的比例之高並不亞於殷墟[23]（灃西車馬坑十一座, 保存較好的六坑中皆有一御奴隨葬[21][24]），而這裡的戰車形制屬於周人的戎車風格[25]。
而流行殉人的絳縣橫水墓葬的族屬被學術界大多數人認為是戎狄、鬼方或懷姓九宗，但有學者用充分證據論證了絳縣橫水墓葬實際上是曲沃代翼時期晉國曲沃小宗的墓地，與之對應的大河口墓地則是曲沃代翼時期被擊敗而殺害的晉侯公室墓地。[26]由於周人是後進性民族[27]，兩周時期的周人在使用人牲人殉的同時會普遍吸收商人和東夷的腰坑殉狗、日名、族徽等習俗（尤其是在西周前期），墓向、葬式、腰坑殉狗、日名、族徽、青銅器形制等已經很難成為直接界定周人與殷遺民或其他族群之間的標準，絳縣橫水墓葬中姬姓貴族墓葬吸收大量商文化因素是正常現象。[26][28][29][30][31][32][33][34]
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人殉之風仍然很盛，其中「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墨子·節葬（下）》），例如曾侯乙墓中殺殉21個妻妾，河南固始「勾吳夫人墓」中殺殉17人等。《吳越春秋》則記載「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題湊為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廬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從考古來看，吳王陵區的青龍山磨子頂墓有2具殉人和3個馬牲，背山頂墓則有1具殉人和2個人牲，糧山二號墓發現有1具殉人和1個馬牲，而吳王陵區還未得到系統的發掘。[35]
《史記正義》引《括地誌》：「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崗,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繒彩、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籍也。」《七國考》卷十《田齊喪制》引劉向雲: 「昔威王卒 ,從死者七十二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杼弒齊莊公後眾人的反應體現了當時為君主殉死的風氣。臨淄齊國故城墓葬的發掘證明齊國殉人的現象很普遍，例如，臨淄河崖頭墓地M1的槨蓋之上有1殉人，此墓已受到嚴重盜擾，其年代在西周晚期[36][37][38]，而戰國時期的臨淄東夏莊LDM4殺殉19人、臨淄郎家莊殉人墓至少殺殉有26人、臨淄辛店齊魯乙烯廠大墓中光5號墓就殺殉40人。一直要到戰國晚期，齊墓的人殉現象才逐漸被俑殉完全取代。[38]從春秋晚期開始，人殉現象已經逐漸受到社會上的廣泛批評，在春秋戰國之際殉葬習俗也受到了齊國部分貴族的主動摒棄，例如《禮記·檀弓下》記載，齊國大夫陳子車在衛國死後，其弟弟陳子亢反對其妻與家中大夫圖謀殉葬，並威脅若真要殉葬就用子車的妻子與大夫陪葬，因而阻止了殉葬；陳乾昔臨死時囑咐讓兩個婢女殉葬，他死後，其子說：「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
《戰國策·趙策三》：「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韓詩外傳》記載「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孔叢子·記義》則記載「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說明當時有下屬（士）和妻妾在主人去世後為之而死（殉葬）的習俗，公父文伯的母親認為如果「好外」而士為之殉葬是可以接受的但「好內」會敗壞名聲，告誡其妻妾不要從死，但告誡無效。《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這說明魯國統治者上層在季桓子之前是流行殉人習俗的，而季桓子特意囑咐下屬不要再為自己殉葬。
秦朝
[編輯]《秦會要訂補》卷八「從死」條：「宣太后愛魏丑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春秋時期秦景公墓中殺殉有166人和20個人牲。秦獻公元年（前384年）廢止人殉（《秦會要訂補》卷八「從死」條引《秦本紀》）[39]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漢書·楚元王傳》記載「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由於秦始皇陵尚未被挖掘，人殉具體數量不能確定，雖然文獻上記載有數萬人，但學者黃展岳認為可能只有數千人。[21]
漢朝
[編輯]儘管漢高祖劉邦、漢宣帝劉詢等都反對人殉，但漢代仍然存在人殉習俗，例如西漢南越王趙眜的陵墓中發現有15具殉人，漢景帝的陽陵被發現有上萬刑徒的墓葬，漢武帝的茂陵周邊的陪葬刑徒墓則有兩萬多人，這些刑徒中有的是被腰斬等酷刑處死而被填埋在帝陵四周[40][41][42]，但大多數為高強度勞動下死後直接葬於君主陵寢附近[43]。《史記》和《漢書》記載同時期的匈奴盛行着成規模的人祭和人殉，但目前考古尚未證實，也有人認為匈奴只有最上層的貴族才能使用殉人，而這些貴族的墓葬並未被發現。
三國
[編輯]三國時，吳將陳武戰死，孫權下令以陳之愛妾殉葬，東晉學家孫盛指責「權仗計任術，以生從死，世祚之短，不亦宜乎！」[44]
元朝
[編輯]《馬可·波羅遊記》記載成吉思汗及其孫子旭烈兀死後均有大規模殉葬，成吉思汗靈柩經過之處，所遇之人也「盡殺之」以殉葬，總共殺殉了兩千多人，旭烈兀死時甚至殺了兩萬人殉葬（「蒙古大汗時，殺最良之馬以供大汗來世之用，蒙兀沒時，送葬之途次，遇人盡殺之，其數在兩萬人以上」）[45]。但這些說法的真實性有待考證。
《元史》中記載元代統治者褒獎民間自願殉葬的行為，由於受程朱理學影響，尤其表彰妻妾為丈夫殉葬[46][47]。
明朝
[編輯]毛奇齡《彤史拾遺記》記載，「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明宮人殉葬之制」條：「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謚。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焉。遂成定製。」
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命令廢除活人殉葬，《稗事彙編》記載：明英宗臨崩時說：「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明史·英宗後紀》評論他，「罷宮妃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清朝
[編輯]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爾哈赤病逝。當時諸王稱努爾哈赤遺言令大福晉阿巴亥殉葬。
康熙年間，御史朱斐上書清聖祖：「屠殘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竊典禮，傷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慘忍傷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責問奴僕，或畏威而不敢不從，或懷德而不忍不從，二者俱不可為訓。且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捐軀輕生，非盛世所宜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旨，禁止奴僕隨主殉葬，明令徹底廢除活人殉葬之習。
注釋
[編輯]- ^ 良渚文化人殉人祭现象试析. [2018-08-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8-01）.
- ^ 黃同華《殷商人祭人殉性質考辨》，《青島教育學院學報》1990年
- ^ 郜向平. 商墓中的毀器習俗與明器化現象[J]. 考古與文物, 2010(1):8.
- ^ 許莉莉. 清華簡所見商末周初史事初探[D]. 煙臺大學.
- ^ 初仕賓《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學報》1977年
- ^ 商彤流，孫慶偉，李夏廷《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年
- ^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黎城縣文物博物館. 山西黎城西關墓地M1與M10發掘報告[J].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 2021(4):47.
- ^ 禚孝文. 由西關,西南呈墓地遺存及清華簡再論西周黎國[J]. 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0(1):6.
- ^ 鄒芙都, 餘霞. 西周黎國政治軍事地位及姻親關係初探[J]. 史學集刊, 2017(3):10.
- ^ 《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琉璃河考古工作隊，《考古》1974年第5期
- ^ 劉隨盛《武功縣黃家河西周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鑑》1984年
- ^ 李伯謙《周人經略西北地區的前哨基地——姚河塬遺址》，《華夏文明》2018年第2期
- ^ 王斌《曾國墓葬探析》，《華中師範大學》，2009年
- ^ 郭寶鈞：《濬縣辛村》，科學出版社，1964年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隊.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J].考古,1990(1).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臨猗程村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 年
-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縣東周秦漢墓》，科學出版社，1994年
- ^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年
- ^ 劉雄《山彪鎮與琉璃閣再研究》，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
- ^ 何艷傑《中山國社會生活禮俗研究》，鄭州大學，2004年
- ^ 21.0 21.1 21.2 黃展岳《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問題》，《考古》1987年02期
- ^ 黃展岳《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新資料概述》，《考古》1996年12期
- ^ 龔留柱《秦漢兵馬俑文化傳承的臆測》，秦漢文化比較研究：秦漢兵馬俑比較暨兩漢文化研究論文集/吳永琪，楊緒敏，邱永生主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4
- ^ 盧連成、陳昶《長安灃西早周墓葬發掘記略》，《考古》1984年09期
- ^ 袁慧靜《兩周時期車馬禮儀制度研究》，河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
- ^ 26.0 26.1 晋国： 综述——山西倗伯霸伯墓与河南淅川楚墓新解系列. [2022-01-1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2）.
- ^ 張詒三. 《論語》"先進於禮樂"章索解[J]. 齊魯學刊, 2019(4):9.
- ^ 王志友. 商周時期的腰坑葬俗[J].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20(6):6.
- ^ 孔令敏. 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腰坑情況研究[D]. 遼寧師範大學.
- ^ 曾寶棟, 楊楊. 淺談商周時期墓葬中腰坑的功能和意義[J]. 殷都學刊, 2017, 38(3):6.
- ^ 劉源. 讀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還是周人[J]. 出土文獻, 2013(1):6.
- ^ 劉源. 周承殷制的新證據及其啟示[J]. 歷史研究, 2016(2):16.
- ^ 曹斌《恭懿之際西周國家的轉型》：「『周人不用日名』命題的提出已有60年，多數學者支持此說。但是比較明確的反例也不斷出現。召公、燕侯一支的舊器不提，近年公布的應國墓地西周早、中期之際的M229出土的一對應事爵、觶銘文『應事作父乙寶』；春秋早期M8應公鼎『應公作尊簟鼎珷帝日丁子子孫孫永寶用』……同時，該命題還存在着一個非常普遍的反用現象，即更多的研究者將日名銅器全部歸為殷人或殷遺民的銅器，這在西周諸多學術問題的討論中都有集中表現。要論證周人不用日名，首先就要論證使用日名的是哪些人，因為即便周人不用日名也絕不等於使用日名的都是殷人，但遺憾的是即便該命題的支持者也極少系統論證該問題……所以周人甚至周王使用日名的現象在前文所述墓地的出現並不意外……不然就會出現周人克商後，殷人數量不見減少反而可能增多的新問題……日名制的消失是西周前、後期社會禮儀文化改制的體現之一，類似的還有族徽現象……在受封的統治階層中，一部分在諸侯國內部任職而未被『賜地』的貴族則可能仍然延續舊的族氏制度，如琉璃河墓地M253出土堇鼎的器主『堇』，這也是為什麼在西周前期族徽現象始終不見減少的原因……西周前期的大貴族集團迅速勢微，周王和貴族之間的等級形成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禮制類的器物被完全禁止， 『禮』的界限更加嚴格，帶來的變化是貴族和平民的等級差距也被拉大，正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整個國家社會分層更加清晰，等級化明顯……恭懿之後西周國家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國家政策調整明顯，西周的國家模式和禮制文化建立，周文化的統治秩序確立，形成了以王權為中心的集權化政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正是對於西周后期國家體制的描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7(3).
- ^ 羅泰《宗子維城》，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COTSEN考古研究所，2006年
- ^ 肖夢龍《吳國王陵區初探》，《東南文化》1990年
- ^ 《齐墓的分布及特点》，临淄区人民政府，2004年. [2022-01-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1-09）.
- ^ 王曉蓮、李琳璘《臨淄齊國故城河崖頭村西周墓》，《海岱考古》2013年
- ^ 38.0 38.1 郝導華《齊墓演化過程及墓葬制度初步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 ^ 北大漢簡《周訓》
- ^ 程艷妮《漢陽陵館藏西漢刑具概述》，《文博》2009年第3期
- ^ 石寧《漢陽陵刑徒墓地考古與西漢刑徒生活探析》，《咸陽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 ^ 《漢武帝茂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考古與文物》2011年第2期，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館
- ^ 曹龍《西漢帝陵陪葬制度初探》
- ^ 《三國志·吳書·陳武傳》注，轉引自楚南之文
- ^ 馬可.波羅《馬可波羅遊記》，福建科學出版社，1982年
- ^ 《元史·本紀第三十四·文宗三》：「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
- ^ 《元史·本紀第三十五·文宗四》「大寧和眾縣何千妻柏都賽兒，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