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
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位於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是一所始建於1955年的勞動教養管理所,2008年更名為四川省眉山強制隔離戒毒所,隸屬於四川省戒毒管理局[1][2]。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五大勞教營」之一,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上萬名「右派」分子受迫害在此接受勞動教養[3][4][5]。其中,該所下屬的大堡作業區曾收押了被勞教的數千名兒童,三年大饑荒期間約有2600多名青少年勞教犯喪命於此[3][4][6][7][8]。截止至2012年,該所前後共接收過70000餘名勞教人員[9],中國大陸的勞教制度於2013年被正式廢除[10][11]。
勞教所歷史
[編輯]毛澤東時代
[編輯]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創建於1955年11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1][2]。該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五大勞教營」之一[3][4]。
1957年,四川省監獄系統派兩名幹部,勘察設勞改農場的地點。他們選中了前有大渡河、後有原始森林的峨邊縣。農場設在峨邊縣政府所在地沙坪鎮附近,故得名「沙坪農場」,全稱為「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後來沙坪農場又建成沙坪茶場和沙坪建華水泥廠。再後來又更名為「四川省沙坪勞動教養管理所」。[6][7]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上萬名「右派」分子受迫害在此接受勞教,期間中國大陸發生三年大饑荒[3][4][5]。1961年陸續解除勞教,1962年大堡作業區撤銷[3][4][12]。沙坪茶場中受勞教的一萬多人,最後倖存下來僅四千餘人[5],包括2600多名未成年「小勞教」在內的大批勞教犯喪命於此[3][4][5][6][7][8][12]。
改革開放後
[編輯]2006年2月,場所主體遷建至眉山市東坡區[1]。原沙坪茶場財產仍由監獄系統持有,直至2017年成立茗新村,由新林鎮下轄[13]。
2008年8月,經四川省編委批准,加掛「四川省眉山強制隔離戒毒所」牌子,隸屬於四川省戒毒管理局,全所下設科、處、室、大隊27個,主要收容四川省樂山市、涼山彝族自治州、眉山市、成都市的勞教人員及強制隔離戒毒人員[1][2]。截止至2012年,該所曾接收過約70000餘名勞教人員,數以千計的獄警曾在此工作[9]。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廢除了在中國大陸存在56年的勞教制度[10][11]。
大堡小勞教
[編輯]啟用
[編輯]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機關對全四川省流浪在街頭,或者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處以勞動教養。這是向蘇聯學習而來的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5][6][7]
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城市公安系統紛紛提出各種「放衛星」式口號及做法。自1958年起,來自四川省各地的數千名被處以勞動教養的兒童陸續被送至位於峨邊縣的原始森林中的「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這些兒童最大的17歲,最小的9歲。大堡作業區是沙坪農場專門為未成年人設的分部,大堡作業區的房屋尚未蓋好時,這些未成年人暫時在沙坪農場接受勞教。從1949年以前的峨邊縣縣城大堡鎮到大堡作業區有二十多里不通車,兒童們只好在押送下經過數小時步行抵達大堡作業區。[6][7]
大堡作業區分為五個中隊,分布在一條數十里的官料河大堡段的兩岸,其中五中隊最為偏遠。每個中隊大約有400名小勞教,分成五個組。除三名管教幹部之外,各組組長、醫生、教師等均由在沙坪農場接受勞教的「右派」分子充任。小勞教和接受勞改的少年犯混在一起,並無區別,二者惟一的區別是勞改有刑期,勞教沒有期限。[6][7]
每個組住在一棟茅草屋內,四周圍以土牆,七、八十個兒童睡在一個大通鋪上。大通鋪白天當作教室,每一段為一個年級,教師們各占用一段,給兒童講課。每個兒童都發了鉛筆及練習本。上完半天課,便是半天的「勞動鍛煉」,每個兒童發一把鋤頭進行開荒。開荒本有定額,但很多兒童的身高還不及鋤頭高,舉起鋤頭人就仰翻在地,即便罰站也無效果,另外這裡並不適合發展農業,所以開荒定額只得作廢。每個兒童發一件帶有編號的勞改服,兒童不會補衣服,所以不過數天便形如乞丐。[6][7]
饑荒
[編輯]1959年冬,「大躍進」導致的糧食困難爆發。這裡的全體人員陷入飢餓。1962年,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向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稱,從1959年到1962年,四川省城市居民每月口糧21斤,農村居民每日口糧為1至2兩大米。沙坪農場及下屬的大堡作業區情況更為糟糕。小勞教陳桐均說,「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玉米餅子,掰開一看裡頭全是野菜,只有外面薄薄一層玉米粉。」兒童們學會辨認油菜、豌豆、胡豆等農作物,將所有種子都挖出吃掉,甚至包括福爾馬林泡過、糞水澆灌過的蘿蔔。孩子們還吞吃老鼠、蟋蟀、蚯蚓、屎殼郎充飢。[6][7]
1960年六一兒童節前一天,兩百多名小勞教一起去大堡鎮偷東西。管教幹部、當地農民全體出動,槍聲大作。當時當地農民也十分飢餓,所以對這些兒童毫不留情。農民也去偷勞教隊的糧食,遭到勞教隊管教幹部毆打。最後,大堡作業區五個中隊的隊長與火花村的生產隊長共同喝酒殺羊,雙方約定互不侵犯。[6][7]
1960年,自成都市來了幾位母親。因為孩子向她們寫信說飢餓。她們申請領兒子回家,被管教幹部拒絕。最後這些孩子全餓死在大堡作業區。[6][7]
沙坪農場的「右派」分子大批餓死。大堡作業區的兒童餓死數量也十分驚人。根據林憲君等大堡作業區成年管理人員回憶,大堡作業區關押的兒童約有五、六千人。大堡作業區一位姓蔡的組長稱,自己當年逐個登記了死亡兒童,死亡兒童達2600多人。[3][4][6][7][8][12]
從1960年起,僅擔任組長的「右派」分子林憲君一人埋葬的孩子,累計便已達一百餘人。起初每個孩子還有棺材,後來就直接用炕席捲起屍體埋葬,屍體身上的衣服全部被扒下與當地農民換糧食,兒童的屍體都是赤裸下葬。墳墓基本沒有標記,後來許多家長來大堡作業區尋找孩子的遺體,找不到只好對着森林哭泣。[6][7]
關閉
[編輯]1961年,大堡作業區崩潰。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山將這些瀕臨死亡的「小勞教」背下山,轉送至周邊縣城糧食較充足的勞改工廠休養。這些兒童都在床上躺了半年至一年才得以恢復體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隊死亡人數最多,一名醫生因怕追究責任而喝碘酒自殺身亡。沙坪農場場長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6][7][12]
倖存的「小勞教」經過休養後,大多留在這些勞改工廠就業,或被派回沙坪茶場。沙坪農場因為實在不適合種糧食,所以改種茶,名字改為「沙坪茶場」。1962年左右,這些兒童相繼被解除勞教,成為正式職工,一年僅有一次回家機會。[6][7]
後續
[編輯]文化大革命期間,1970年代中期,勞改犯日益增多,監獄需轉移人口,故將這批小勞教遣返回原籍。因曾有「勞教犯」的身份,他們被國營工廠拒絕接收,不少人去了街道工廠的運輸隊,依靠背水泥預製板的高強度勞動維持生活。[6][7]
21世紀初,重慶市的大堡作業區倖存者每個月舉行一次聚會,大家一起喝茶、擺龍門陣、哭泣。[6][7]
導演謝貽卉拍攝了紀錄片《大堡小勞教》,時長104分鐘。2013年5月,該紀錄片在香港、台灣公映,半個月之後在騰訊、鳳凰網等中國大陸門戶網站播出,但很快被刪了。[6][8][12]
參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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