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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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陷阱(英語:Tacitus Trap),或稱塔斯佗陷阱,是一個政治學理論,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2]。這一術語最早見於中國美學家潘知常在2007年出版的《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一書中[3][4],後成為中國學界和媒體的高頻詞彙。
出處
[編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將懲惡揚善作為寫作歷史的目的,認為應當「只應當提到那些特別高尚的和特別惡劣的建議」,「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且使邪惡的言行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留有《歷史》等不多的著作,但影響深遠[5]。公元69年,加爾巴在混亂中接替去世的尼祿成為羅馬皇帝,其中的爭權奪勢引起人民的反感,加爾巴之處死克洛狄烏斯·瑪凱爾和豐提烏斯·卡皮托不得人心。對此,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所著之《歷史》評論道:「一旦統治者變得不受歡迎,他的所有行為,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1]
中國大陸美學家潘知常在談論《三國演義》中的亂世成因時,指出:專制社會乃一無限制政府,其欲望是無法克制、只能不斷去滿足的。皇帝越是去橫徵暴斂,國庫越空虛,均為貪腐所侵蝕;國庫越空虛,則加劇皇帝之橫徵暴斂,社會不得不崩潰。專制社會下的中國政府,不貪污、不腐敗就無以發財,升官為發財,爭權亦為奪利,從皇帝到官員皆是如此,貪腐不可抑制。潘知常形容專制政府到此時即進入「塔西佗陷阱」,最終導致亂世的出現。[6][7]:24-25
中國大陸作家諶旭彬則援引《論語》中子貢「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之言,認為「子貢陷阱」則是更合適的稱呼,並稱慈禧太后、孔祥熙等人都曾落入此陷阱中。[8]
使用
[編輯]在報道評論中國的公共事件時,媒體常會引述塔西佗陷阱[9][10],如2012年,新華社就2011年大連市反對PX項目遊行、2012年什邡市反對鉬銅項目事件和2012年啟東市反對排污項目事件等公眾事件中公眾傾向聽信網絡謠言而非官方聲明發表評論時,引述塔西佗陷阱和孔子對人民信任的強調,指出人民的信任之重要性[11];2014年,《中國環境報》評論文章就指出,PX項目在中國已經成為塔西佗陷阱[12];2019年3月,BBC中文網在報道2019年成都校園食品安全事件時,引述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退休教授展江的話,認為當地政府陷入了塔西佗陷阱[13];人民日報海外網在評論雷洋事件時認為警方陷入了塔西佗陷阱[14]。
201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形容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不受信任之局面為「塔斯佗陷阱」[15]。香港商業電台、《蘋果日報》、聯合早報網等媒體解讀這一陷阱為「民無信不立」[16][17][18]。
201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省蘭考中共縣委的一次會議發言中引用了「塔西佗陷阱」這一術語[2][19],他在會上還指出:「如果群眾觀點丟掉了,群眾立場站歪了,群眾路線走偏了,群眾眼裡就沒有你。」自此,塔西佗陷阱成為新聞媒體和學界的高頻詞彙:據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米斯茹博士統計,截至2017年11月5日,百度搜索引擎顯示的相關結果已經達到328,000個,百度新聞高級搜索顯示有284篇新聞之標題含有此術語,中國知網中不少學術論文亦以此為標題。[4]
人民網等官方媒體總結稱,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提及中國面臨「三個陷阱定律」,即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20][21]。2016年,盧永雄在《巴士的報》撰文談論習近平的「三個陷阱定律」,其中質疑香港特區政府正滑向塔西佗陷阱,並引述蔡英文在台灣的抗議潮認為普選不能解決這一問題[22];馮睎乾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考證和描述習近平所講的塔西佗陷阱,認為梁振英政府早已跌入這一陷阱[23]。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廓清『塔西佗陷阱』的迷霧」為題目對塔西佗陷阱進行了整版報道,發表《用中國話語解釋公信力問題》、《以人民為中心贏得信賴》、《不是必然規律、容易產生誤導——「陷阱」一詞需慎用》等三篇文章,探討塔西佗陷阱的使用[9]。
2019年9月,《成報》刊文批判行會成員羅范椒芬在公開場合引說未經證實的傳言的行為,文章認為羅太抹黑反修例運動示威者的行為無助於解決紛爭,反而會加劇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令人覺得政府無論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在說假話、做假事[24]。
應對
[編輯]2012年,中國大陸學者楊妍在《中國行政管理》中以溫州動車事故為例,探討政府應當如何對微博傳播中的「塔西佗陷阱」。其中認為:政府應對突發事件應當開誠布公,更加公開透明,不應當簡單地闢謠或者迴避;應當構建政府和個人之間的信任,避免突發事件話語權演變為一方利益訴求對另一方權力的壓制;應當變革傳統行政範式和觀念,加強政府事務的解釋力,政府媒體和主流媒體應當第一時間傳遞真相,以正視聽;應當利用微博改進工作,及時闢謠;應當選擇合適的新聞發言人。[25]
2014年,中國大陸學者王君君在《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中認為:Facebook、Twitter和新浪微博等網絡自媒體加速了信息流的傳播,突破了傳統政府到大眾媒介再到公眾的傳播途徑,導致政府對輿論主導權的喪失。網絡社會的發展勢不可擋,政府希望透過網絡實現良政,另一方面,多元話語勢必夾雜和主流話語不和的內容,使得政府極力想掩蓋或屏蔽。面對當今的治理格局,政府已經不能以家長式領導手段所控制,否則只會陷入塔西佗陷阱。政府應當致力於樹立法律的權威,加強執法力度;應當放下權力身架,融入公共話語中,知民情、理民意;應當主動進行信息公開,把握話語流向;政府應當與網絡社會合作共治。[26]
2014年,中國大陸學者李春雷和劉冰瑩在《現代傳播》中發文,文中對2012年什邡市反對鉬銅項目事件進行實證調查,並基於此提出應對塔西佗陷阱的方式。文章援引學界分析認為中國社會存在四種群體,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並以什邡市居民絕大多數且無顯著差異地對當地政府缺乏信任表明社會困難群體對政府存在塔西佗陷阱式的反應,這一反應帶有以下特點:社會轉型帶來這一群體風險感知的加劇,網絡媒體加速了恐懼的累計,暴力機關介入引發了對政府合法性的懷疑。面對群眾事件,政府不應當以政府公文、宣傳標語樹立高大全的形象,而應當展示具體問題的細節,展現負責任政府的形象;傳統媒體應當在公眾輿論中倡導思辨邏輯,不斷反思事件使民眾充分表達民意;傳媒應當不斷給予社會困難群體心理疏導和輿論引導,也應當關注民眾是否能對類似事件有渠道,能夠順暢表達其意見。[27]
2016年,中國青年報評論認為,習近平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即針對塔西佗陷阱,該理念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8][29]。在習近平考察蘭考縣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了「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8][29]。
2017年,塔西佗陷阱提出者潘知常教授在談論塔西佗陷阱時指出,政府對於公共事件處理不慎即有可能掉入塔西佗陷阱,故而政府應當正視這一陷阱,重視其公信力之塑造;具體而言,應當及時應對新情況、積極使用新媒體以把握話語權,決策應當反映民意、吸收民智、順應民心,處事應當解決突出問題、不做表面文章,回應質疑時應當不推諉或逃避、勇於改正、及時回應。[4]
參考資料
[編輯]- ^ 1.0 1.1 Taci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ion based on Alfred John Church and William Jackson Brodribb. 1876 [2019-07-0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5).
Both executions, however, were unfavourably regarded; indeed, when a ruler once becomes unpopular, all his acts, be they good or bad, tell against him.
- ^ 2.0 2.1 賀越明. (海角片羽)“塔西佗陷阱”的來歷. 澳門日報. 2019-05-05 [2019-07-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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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趙雅珊. 從食物醜聞看中國政府公信力「塔西佗陷阱」. 2019-03-20 [2019-07-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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