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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欣取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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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欣取鄭,見於《韓非子》,是戰國初年鄭國政權落入太宰欣之手,由於文獻記載十分簡略,已難考證史實真相。

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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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在《韓非子·說疑》中,提到齊國的田恆、宋國的子罕、魯國的季孫意如、晉國的僑如、衛國的子南勁、鄭國的太宰欣、楚國的白公、周王室的單荼和燕國的子之作為臣子結黨營私來侍奉君主,隱諱正道而大搞謀取私利,對上逼迫君主,對下擾亂治安,攀援外國力量來擾亂內政,籠絡下屬來圖謀君主。[1]韓非更明確指出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三家分晉這六件事都是臣子謀害君主。[2]

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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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穆公有十三個兒子,其中公子夷和公子堅先後嗣位為鄭靈公鄭襄公子孔於前554年被殺,其族一度被滅,子然士子孔的兒子受子孔的牽連出奔國外,子羽的後代不為卿,剩下的七家罕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國氏良氏被人統稱七穆[3][4]在政治鬥爭中,七穆逐漸控制了鄭國的政權,前564年,七穆已占據了鄭國六卿的五個卿位。[5]七穆中又以罕氏最強,子展於前554年殺子孔後擔任上卿當國[6],前547年叔向就預言罕氏將是七穆中最後滅亡的。[7]前546年,趙武也預言子展的家族將傳數世,且將是七穆中最後滅亡的。[8] 前544年,子展去世,他的兒子子皮即位為上卿,此時還沒到麥收的時候,鄭國卻發生了饑荒,子皮依照父親子展的遺命贈送給國人每戶一鍾糧食,因此得到百姓的擁護。所以罕氏經常掌握國政,世襲上卿之位。叔向得知此事後,再次預言罕氏將是鄭國最後滅亡的家族,而且預言罕氏將「得國」。[9]至春秋末期,七穆的其他家族被排擠而衰落,鄭國的政壇上只剩下罕氏和駟氏兩家。[10]

戰國初年,鄭國多次發生內亂。鄭哀公為鄭人所殺,鄭幽公為韓國所殺,子陽鄭繻公殺後其黨羽又殺了鄭繻公。[11][12][13]約在此時,發生了太宰欣取鄭事件。

推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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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書業認為太宰是執政的統稱,而不是實職。他引《左傳·昭公元年》中趙武子皮為冢宰的材料,認為冢宰就是太宰,童書業因此懷疑太宰欣是罕氏後裔,或許是子陽,或許是子陽的黨羽。[14]

楊寬引用《韓非子·說疑》、《呂氏春秋·適威》和《淮南子·氾論訓》的材料,認為子陽是講究「法義」的「賢良」領袖人物,因為極嚴厲的執行法令,折弓者犯了死罪,反對法義和賢良的公孫申便趁機煽動折弓者趁着瘋狗擾亂的機會把子陽殺死,因而引起子陽之黨的分裂和鬥爭,經過三年的分裂鬥爭,子陽之黨取得了勝利,殺死了鄭繻公,太宰欣可能是子陽之黨的領袖。子陽之黨雖取得勝利,但沒能完成政治改革,鄭國不久就被韓國滅亡了。[15]

周勛初認為《韓非子·說疑》中記載的變亂事件都指君主被殺,國家易手,子陽身殺國分,說明他是君主,而《莊子·讓王》中稱子陽為君,《呂氏春秋·離俗覽·適威》的高誘注也稱子陽為君,就是把他作為鄭國君主對待。周勛初認為鄭康公名乙很奇怪,不符合鄭人的命名習慣,而子、乙二子形近,他推測乙應當是子字之誤,《史記集解》中的乙陽當即子陽。《墨子·魯問》記載魯陽文君說「鄭人三世殺其父」,而鄭幽公是韓人所殺,所以三世被殺的君父是鄭哀公、鄭繻公、鄭康公。周勛初進一步根據《呂氏春秋·孝行覽·首時》推測鄭康公子陽立國後不久可能即因為推行嚴厲法治,禁止統治階級遊獵、蓄養猘狗而被觸動了利益的貴族所殺,而謀殺子陽的首犯就是《韓非子·說疑》中的公孫申,或許有折弓的過失,因而作亂。子陽死後,政權為權臣太宰欣之流所篡奪,國家隨之陷於分裂,可能分裂為負黍、陽城、鄭三地,不久終於被韓國所滅。[16]

晁福林引用《韓非子·說疑》中「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子陽與陳靈公楚靈王並稱,認為子陽為國君,他指出《呂氏春秋·觀世》、《莊子·讓王》中列子和其妻稱子陽為「君」,而《呂氏春秋·適威》還將子陽與並列,說明戰國人認為子陽是鄭君。而《史記·鄭世家》稱子陽為鄭相,《史記·六國年表》和《漢書·古今人表》中稱之為「鄭相駟子陽」,高誘注《呂氏春秋·首時》謂「子陽,鄭相,或曰鄭君」,注《適威》謂「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也」,晁福林因此推測子陽是以相職而取君位者,他認為欣讀作昕,為旦明時日將出,與陽義通。陽有欣喜之意,與欣義也相涵,所以太宰欣名欣字子陽,是罕氏的後裔。晁福林進一步推測鄭繻公借民眾之力復取君位,雖然子陽之黨兩年後殺鄭繻公,卻不敢效尤子陽攫取君位,只是立鄭幽公之子為君,不再與君權對抗。[17][18]

牛鴻恩分析從魯襄公末年到春秋末不過七十年,可傳三、四世,恰恰符合趙武所說的「數世」,罕氏既然不同於鄭國其餘卿族而後亡,則必傳至戰國時期。子皮即位為上卿授政於子產,但子皮及子齹位次仍在子產之上,那麼「得國」就不應當是指執鄭政,而是指得君位。牛鴻恩也認為太宰是相、執政的通稱,而太宰欣必定是罕氏的後人,他還認為鄭人殺鄭哀公、韓國殺鄭幽公、子陽的黨羽殺鄭繻公與太宰欣取鄭必定有關。[19]

馬衛東也認為太宰欣為罕氏後裔,可能就是子陽。他認為《韓非子·說疑》中「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鄭子陽與其餘七國君主並列及《呂氏春秋·適威》中子陽與桀、紂並列已證明子陽曾為鄭國國君。而子陽奪取鄭國君位後被殺,說明鄭公室重新奪回了政權。[20]

張岱年認為子陽是鄭哀公,鄭哀公名易,《皇王大紀》作「哀公錫」,錫、易、陽實形近而訛,張岱年同時引用《韓非子·難三》中稱燕王噲為子噲的材料,認為子陽的子是惡君的稱呼,而「國分為三」,或許是有公子獨立,但不久就平復了。[2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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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韓非子·說疑》:若夫齊田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
  2. ^ 《韓非子·說疑》: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者,臣之弒其君者也。」
  3. ^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二十六年》: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駢也;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子然、二子孔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也。
  4. ^ 《春秋左傳正義·襄公二十六年》:「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十九年傳文也。子羽不為卿者,案成十三年「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不書於經,故知不為卿也。杜注彼云:皆穆公子也。又《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子。其後為羽氏,即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也。」《世族譜》以公孫揮為雜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皆出穆公,故稱七穆也。
  5. ^ 《左傳·襄公九年》: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6. ^ 《左傳·襄公十九年》: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7. ^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8. ^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9. ^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飢,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10. ^ 房占紅 論鄭國七穆世卿政治的內部秩序及其特點《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6期
  11. ^ 《史記·鄭世家》: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12. ^ 《史記·鄭世家》;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子陽之黨共弒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
  13. ^ 《資治通鑑·周紀一》: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而立其弟乙,是為康公。
  14. ^ 童書業 《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264-265頁
  15. ^ 楊寬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3版 ISBN 7-208-01177-X/K 147-148頁
  16. ^ 周勛初 《韓非子》札記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0年 283頁
  17. ^ 晁福林 論周代卿權 《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06期
  18. ^ 晁福林《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3年 ISBN 7-06226-2 210-211頁
  19. ^ 牛鴻恩 論《左傳》的成書年代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年 第05期
  20. ^ 馬衛東 春秋時期鄭、宋、衛世族政治的歷史變遷 《殷都學刊》2008年04期
  21. ^ 張岱年著 杜運輝整理 關於列子 《中國哲學史》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