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太宰治的自殺

編輯連結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太宰治

本條目講述日本作家太宰治數次嘗試並最終實現自殺的經歷。太宰曾至少五次嘗試自殺，最後一次是在1948年6月13日，他與情人山崎富榮一起自沉於玉川上水，雙雙殉情自殺。太宰的自殺經歷在日本作家中也尤為特別，他的文學作品也多次以自殺為題材，此外他的自殺也與多位女性有關，因此在日本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日本文學家自殺身亡的實例並不少，包括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等知名作家。但太宰治的自殺有其特別之處。許多作家都是第一次自殺就既遂，但太宰有超過五次的自殺未遂經歷，可謂自殺「老手」，日本作家中除了太宰治外，多次自殺未遂的還有服毒4次以上的鶴見俊輔[1]。因此，太宰治的自殺經歷在日本文壇也具有特殊的存在感[2]。

此外，太宰也主動地將他自殺未遂的經歷和體驗轉化為文學創作的素材，自殺即太宰人生的一部分，也是太宰文學的一大主題[2]。除了最後一次自沉，先前的數次自殺手段都並不奏效[3]，自殺也缺乏明確的動機[4]，而且數次都牽涉到與他有感情糾葛的女性[1]。

歷次自殺經歷

[編輯]
太宰治的自殺經歷
時間 人物 手段 結果 以此為題材的小說 備註
1929年11月[5] 與不知名女孩殉情[5] 大量服用溴化纈草酸尿素 [5] 未遂[5] 詳情不明[5]
1929年12月10日[6] 獨自[6] 大量服用溴化纈草酸尿素[6] 未遂[6] 學生群、苦惱年鑑[7]、人間失格[8] 有誤服說[4]、假裝自殺說[9]
1930年11月28日[10] 與田部支美子殉情[10] 大量服用溴化纈草酸尿素後自沉[10] 太宰治被救，田部死亡[10] 葉、道化之華、虛構之春、狂言之神、人間失格[7]、東京八景[8] 有太宰殺害田部說[10]
1935年3月16日[10] 獨自[10] 自縊[10] 未遂[10] 狂言之神[7]、東京八景[8] 有謊稱自殺說[10]
1937年3月25日[10] 與小山初代殉情[10] 大量服用溴化纈草酸尿素[10] 未遂[10] 姥捨[7]、東京八景、人間失格[8] 有假裝殉情說[10]
1947年12月5日前後[11] 獨自[11] 大量服用藥物[11] 未遂[11] 真偽不明[11]
1948年6月13日[10] 與山崎富榮殉情[10] 投河[10] 太宰治與山崎富榮一起死亡[10] － 有山崎富榮強迫殉情說[10]

1929年12月10日自殺未遂

[編輯]

太宰治在青森中學校讀書期間，每遇挫折輒稱「想死」，這也成了其口頭禪。升入弘前高等學校後，他也與朋友兩次談起自殺[9]。1929年11月，他與一個女孩（姓名不可考）到郊外的荒地大量服用溴化纈草酸尿素，試圖一起自殺，但並未成功。但這一經過並沒有非常清楚的記載[5]。

對太宰而言，第一次確切可考的自殺嘗試發生在1929年12月10日。在第2學期的期末考試前一晚，太宰獨自一人在宿舍里大量吞服溴化纈草酸尿素後，陷入昏迷，之後被同住的人發現後，緊急送醫搶救。當時接到消息的二哥津島英治（太宰治本姓為津島）聞訊趕來。由於搶救及時，11日下午4點左右，太宰治從昏迷中醒來[5][12]。校方對此次事件定性為「因神經衰弱過量服用安眠藥」，有觀點認為太宰可能並非自殺，而是誤服藥物[10]，也有觀點認為當時的太宰有說謊的癖好，因此可能只是他謊稱自殺[9]。但畢竟大量吞服溴化纈草酸尿素確是事實，存在生命危險，因此主流觀點認為這次屬於自殺未遂[9]。

至於自殺的動機，有觀點認為從當時太宰的作品《學生群》、《苦惱年鑑》中可以看出他正醉心於普羅文學和馬克思主義，但太宰本人出身於青森縣的大地主家庭，因此他可能苦惱於現實出身與思想覺悟之間的鴻溝[13]。但從當時太宰對待普羅文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來看，很難說他已經發展到思想痛苦掙扎甚至必須自殺的程度[14]。

太宰在入讀弘前高校後，一度成績相當優異[15]。但他漸漸在周末沉迷於青森市內的煙花柳巷[16]，並在1927年秋與藝伎紅子（本名為小山初代）交往[17]。不務正業的太宰成績一落千丈，甚至到了快留級的地步。對小山而言，太宰出身於優渥的大地主家庭，條件優越，因此也很樂於與他戀愛。小山曾與太宰說起自己可能與另一個常客結婚而放棄藝伎的事。作為被家庭寄予厚望的太宰，一方面學業壓力劇增，一方面又有感情上的糾葛，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18][19]。

但是上述事由也似乎很難成為導致太宰決心自殺的根本理由，因此太宰的此次自殺仍被普遍認為動機不明[4]。

1930年11月28日殉情事件

[編輯]

與舊家庭的決裂

[編輯]

1930年3月3日，太宰從弘前高校畢業，並在4月20日考入東京帝國大學[20]。在大學裡的他更傾心於左翼分子的學生運動。但到了6月21日，當時在東京美術學校雕塑專業學習的哥哥津島圭治因病早逝。圭治是太宰與家族互通音信的重要紐帶，他的早死對弟弟太宰來說是沉重的打擊。他的長兄津島文治到東京處理圭治後事時，也得知太宰與左翼運動的關係[21]。

另一方面，從高中時期已與太宰確立戀人關係的小山初代，也在9月30日接到太宰的書信後秘密從藝伎屋脫逃，到東京與太宰同居[22]。由於她行蹤保密，藝伎屋方面也無法找到她的下落，但基本猜到極可能與太宰在一起，因此也去太宰家交涉此事[23]。

當時津島家的族長津島文治即太宰治長兄，他於11月初到東京與弟弟商談小山之事。出發前津島的家族會議已經決定，要求太宰治與小山分手並專心學業，但太宰治並不答應，於是文治提出可以讓兩人結婚，但太宰只能選擇被家族除名並分家獨立。表面上文治的這一要求是因為藝伎與太宰私奔導致家族蒙羞，但真實的原因是預見到太宰治投身於左翼運動後，遲早會與家族決裂，為了避免津島家族受到牽連而選擇與他劃清界限[24]。

太宰接受了大哥的方案，但終究還是因為要與家族決裂而大受打擊[25]。文治先帶小山初代回到青森，並辦理了藝伎贖身手續。11月24日，津島家以津島修治（太宰本名）的名義與小山家訂婚，給出了高額的彩禮[26]。在訂婚前，太宰也收到了家族將其除名的戶籍文件。太宰一方面與家族決裂，另一方面又幾乎沒有與婚約對象的小山有書信往來，對前路毫無頭緒的他感到孤立無援，終日飲酒消愁[27]。

與田部渥美的殉情

[編輯]
田部渥美

在1930年11月28日殉情事件中殞命的田部渥美（田部あつみ）本名為田部支美子（田部シメ子)，她很厭惡這名字，於是很早就改名為渥美[28][29]。渥美學業優秀且知書達理，入讀廣島市立舟入高等學校後，無法忍受嚴格的校紀而退學[30][31][29]。

退學後的田部渥美從1930年3月起在廣島一家咖啡屋做女招待。由於她氣質出眾，頗受男客人的喜愛[32]。田部渥美結識了一位客人高面順三，兩人便開始了同居[33]。高面始終期望成為舞台劇演員，兩人在1930年夏天到東京後，住在朋友家中[34]。

到東京後，高面一直沒能找到演戲的機會，兩人生活拮据。而田部渥美也開始重操舊業，在銀座的咖啡店裡工作[35]。此時經常光顧的客人中就有太宰治，於是兩人也成為朋友，經常一起外出看劇[36]。

11月下旬，高面順三提出要與田部一起回廣島，但遭到反對。於是兩人關係破裂[37]。11月26日，太宰邀請田部渥美一起到淺草一帶遊玩，還把朋友中村貞次郎介紹給了田部。當晚，太宰就與田部渥美在帝國飯店留宿[38]。

殉情經過及後續

[編輯]

太宰與田部渥美在帝國酒店留宿之時，兩人都對前路感到惆悵迷茫[39]。離開酒店後兩人的行蹤並不清楚，但基本可以推測兩人在一起度過了三四天[39][40]。此後，太宰買了大量溴化纈草酸尿素，並在11月28日晚上，與田部大量服用後，在鎌倉的七里浜海灘附近殉情自殺。當時並不清楚兩人在服藥後是否還有跳海[41]。基本可以推測太宰的自殺與家族對他的拋棄有很大關係，但為何要與田部渥美殉情，仍有許多疑點[42]。

結果，田部渥美中毒身亡，而太宰卻活了下來[39]。事後警方一度懷疑是太宰殺害了田部[43]，但在11月29日上午8點左右被搶救的太宰隨後被送往七里浜惠風園，並以幫助自殺罪的嫌疑接受了警察的調查[44][45]。

接到電話通報的津島文治隨即為弟弟的事情四處奔走。他首先讓屬下帶了大量現金來到東京，並在警察到太宰住處搜查之前，先燒毀了大量文書信件。而負責事件調查的儘管也正好是太宰早逝的哥哥津島圭治的小學同學。津島家拜託這位警官「給予特別關照」，因此警方對太宰的住處未做深入仔細的搜查。此後負責案件審理的橫濱地方法院院長也正好是津輕人，因此在收到津島家的要求後對太宰照顧有加。最終，案件認定太宰與田部渥美兩人均吞服了溴化纈草酸尿素，而且太宰因胸部病痛而產生厭世情緒，決定與田部殉情，最終判定暫緩起訴。由於警察與法官在案件中的關照，這一次自殺事件沒給太宰和津島家帶來很大的麻煩[46]。

事後太宰在作品中寫道，他自己活了下來，而導致田部渥美香消玉殞，這「是我一生中的污點」。於是從1934年《葉》開始，直至晚年的《人間失格》，作家太宰多次以此次殉情事件為題材創作小說[39][47]。儘管小說的虛構內容並不能與實際的自殺事件完全等同[48]，但畢竟只有他一方活了下來，這對太宰造成的創傷極深，他至死都滿懷對田部渥美的愧疚，也帶着贖罪的心態而創作了多部小說[49]。

而婚約對象小山初代得知太宰與田部殉情未遂一事後怒不可遏。這也導致兩人感情開始出現裂痕[50]。但太宰的長兄文治在處理案件後催促他與小山初代儘快成婚。太宰在事件後為了避人耳目，暫時回老家休養，並在1935年末，與小山草草舉行婚禮[注釋 1]。

1935年3月16日自殺未遂

[編輯]

1935年3月16日的未遂自殺，在太宰的多次自殺經歷中是疑點頗多的一次[7]。太宰以這次自殺為題材，寫下了《狂言之神》與《東京八景》。在兩部小說中描寫的內容有些與事實一致。例如1935年3月15日，太宰離家後先到鎌倉拜訪了深田久彌，過了3-4天後再回到了家中[7]。這期間由於他下落不明，家人和朋友擔心他會再次自殺，於是報警搜索。但隨後太宰又安然回到了家中[53]。

由於上述小說中描寫的自殺方法並不是上吊，但太宰自稱選擇了上吊，因此也有人懷疑他並無自殺企圖[54][55]。但另一方面，他在1936年8月寫給哥哥文治的信中說道自己曾經自殺未遂，而且在1936年11月到東京武藏醫院看病時也在病歷上記載了「在鎌倉上吊自殺未遂」。此外當時在太宰家同住的飛鳥定城也回憶「剛回家後的太宰脖子上有很粗的紅腫印記」，因此也有觀點認為他曾在鎌倉的山裡企圖上吊，但終究沒有成功[56][57]。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他確實嘗試了自殺，但也沒打算真正死[55]。

關於此次自殺的動機，他在《狂言之神》中說明是因為與報社求職面試失敗有關，在《東京八景》中也提到了與報社面試的關係[55]。但其實當時他面臨的更大的問題是難以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以及家族給他寄送的生活費難以為繼。1930年4月入學的太宰本來應當在1934年3月就畢業，但由於他曠課太多，收到了留級處分。當時他對家裡承諾，第二年一定能畢業，從而讓家裡繼續寄生活費。但到了1935年3月，他眼見自己仍然不能畢業，於是感到自己處於窮途末路，可能因此選擇自殺[58][59]。

還有一方面原因可能是他在1934年到1935年期間，創作上遇到了嚴重的障礙。他在《葉》中嘗試了再次構建作品的新手法，並在《道化之華》中達到了極致。此後，他始終在探索新的創作手法，但多次碰壁。無法跳出原有窠臼的太宰感到非常焦慮，也可能因此而選擇走上絕路[60][61]。

1937年3月25日殉情未遂

[編輯]

在東京武藏野醫院接受治療

[編輯]

在1935年3月16日自殺未遂之後，太宰又遇到了一連串的麻煩。首先是1935年4月因患蟲垂炎而住院。當時他的蟲垂炎已經相當嚴重，手術後也曾引發了腹膜炎，險些導致病危。醫生為了鎮痛，給他服用了羥考酮[62]。但這也造成他此後形成了對這種藥物的依賴症[63]。

這期間太宰也被推選為新創設的芥川文學獎的提名人選。當時的最終提名名單中包括他、石川達三、外村繁、高見順、衣巻省三等實力強勁的文壇新秀[64]。對於評委來說，從這些實力不分高下的人選中挑選獲獎者也是一件痛苦的事[65]。儘管太宰熱切盼望贏得這個獎項，但最後他未能如願，這也讓他大受打擊。由於他的藥物依賴也逐漸嚴重，加上文學獎落選的挫折，讓他的受害者意識更為強化，時而出現幻覺及妄想等症狀[65]。

第二屆芥川獎的評選因二二六事件的爆發而被迫暫停。到了1936年上半年，太宰的作品再次入選芥川獎的提名名單。但是這一次他又未能斬獲大獎，加上他因為藥物依賴而大量借債買藥，生活猶如雪上加霜[66]。他的妻子小山初代對於太宰的痛苦也極為焦慮，便向津島家求助。得知太宰近況的家人們便向井伏鱒二尋求幫助[66]。井伏也為了幫助太宰擺脫藥物依賴而煞費苦心，勸說太宰在小山的陪同下到專治精神疾病的東京武藏野醫院住院治療[67]。

住院伊始，他被安排在光線明亮的開放式病房內。但之後鑑於他有自殺傾向，便被轉移到封閉式病房[注釋 2][69]。在住院治療約一個月後，太宰狀態穩定了下來，出院回家[70]。這期間，太宰夫妻倆的感情產生了裂痕。主要是因為太宰舉債買藥，導致兩人生活拮据，為此時不時會產生口角。太宰甚至認為，小山正是為了發泄平日積累的不滿，才極力勸說太宰去住院[71]。

小山初代的不忠

[編輯]
小山初代

在太宰住院期間，妻子小山初代與太宰的姻親小館善四郎[注釋 3]有了私情[72]。兩人約定將這件出軌之事絕對保密，但在1937年3月初，小館不慎將此事泄露給了太宰[73]。得知妻子的不忠，太宰極為震怒，也對小山徹底失望[74][75]。

姦情被發現後，小山初代也精神恍惚，茶飯不思，日漸憔悴。此後不久就發生了她與太宰的自殺未遂事件[76]。

太宰與小山初代的殉情

[編輯]

太宰在《姥捨》中也提到了這次與小山初代在谷川溫泉的自殺。作品中的丈夫嘉七（原型即太宰）面對偷情敗露而想以死謝罪的妻子數枝（原型即小山初代），認為自己不能獨活，於是建議夫妻一起自殺殉情。兩人考慮在谷川溫泉的溫泉旅館住一晚後，晚上在積雪融化的斜坡上服安眠藥入睡，待身體滑落後用繫在脖子上的帶子勒頸自殺。但結果這次自殺也沒有成功，兩人分開後，分別回到了東京[77][78]。

關於這次與小山初代的殉情未遂，後人認為有許多疑點。首先對於常年服用安眠藥的太宰來說，應該不至於不知道安眠藥的致死量[79][80]。此外，在服下安眠藥昏迷後用帶子把自己勒死的做法似乎也頗為異常。最後，3月下旬的谷川溫泉附近氣溫往往在零度以下，如果服用安眠藥過量而睡着，則極可能被凍死[81][82]。另外，初代在出發之前也毫無整理身邊物品及安排後事的跡象[80]。

根據以上幾點，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一次的自殺根本就是虛構的[83][84]，還有觀點認為這僅僅是太宰為了與妻子離婚而偽裝成自殺[78]，更有觀點認為太宰治在此次事件當時根本沒有自殺的想法[85]。

在這次未遂的殉情自殺後，夫妻間的感情更為脆弱，兩人也更無理由一同生活[86]。兩人回到東京後就開始分居，之後在1937年6月，兩人協商好離婚事宜，小山返回了青森的娘家[87]。

1948年6月13日殉情身亡

[編輯]

與小山初代離婚後的太宰

[編輯]

與石原美知子的婚姻

[編輯]
太宰第二任妻子美知子

與小山初代離婚後，太宰的生活極不規律，正如其老師井伏鱒二所說，「這段日子是太宰君一生中最頹廢的時期」[88]。此外，他的長兄津島文治也因在1937年4月的眾議院選舉中採取了違規行為，而被剝奪了10年的政治權利（公民權），被迫辭去了所有公職，賦閒家中。因此，一直依靠家中接濟生活的太宰更為窮困[注釋 4][90]。同時，太宰的姐姐因病早逝，外甥也自殺[91]。此外與小山有染的小館善四郎也一度嘗試自殺，太宰處在一個危機重重的環境下，再次加劇了精神上的壓力[92]。

而太宰本人也在這種混亂不羈的生活中感到了危機，希望跳出這樣的環境，但他依靠自己的力量終究不能擺脫[93]。這時，他遇到了石原美知子。急於改變現狀的太宰對兩人的婚事頗為積極[94]。而他家裡的兄長們也暗地裡在支持他的這次再婚，並負擔了相當多的費用[95]。還有他的老師井伏鱒二雖然對太宰能否在婚後振作起來表示擔心，但太宰向他寫信保證「如果我再重複一次失敗的婚姻，那您就把我當做完全的瘋人拋棄吧」。因此井伏也竭力促成了這門婚事[96]。

1939年1月8日，太宰與石原美知子舉行了婚禮[97]。結婚前後，他完成了《富岳百景》的創作[98]，此後一段時間他也在穩定的婚後生活中繼續寫作[99]。

與太田靜子的交往

[編輯]
太田靜子

婚後享受着安寧生活的太宰與妻子配合寫作。當時他的許多原稿都是由他口述，妻子記錄後再次謄抄，而且也會對他發表的作品提出建議和評論。可以說美知子對太宰的創作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100]。但即便如此，太宰從1941年起就開始與太田靜子保持了婚外情的關係[101]。太田靜子對太宰非常崇拜，主動地追求這位名滿日本的大作家[102]。

在二戰結束前後的混亂歲月里，太宰與太田一度失去了聯繫，但在1945年末，太田的一封信又讓兩人的感情死灰復燃[103]。兩人保持着地下情人的關係[104]，在1947年1月，太宰治為了構思新的小說素材，提出要借閱太田靜子的日記。靜子提出要太宰前往她所住的下曾我村大雄山莊，於是從2月中旬起，太宰便來此地與太田靜子相聚。他住在這裡的幾天時間裡，借閱了靜子的日記[105]。也正是在這幾天中，太田靜子懷上了太宰的孩子[106]。太宰之後創作了著名的《斜陽》，其中就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太田靜子的日記。而在寫作《斜陽》期間，太宰又結識了最終與他殉情自殺的情人山崎富榮[107]。

陪太宰赴死的女人——山崎富榮

[編輯]

山崎富榮的經歷

[編輯]
山崎富榮

與太宰治殉情而死的山崎富榮之父山崎晴弘是日本首家美容學校——東京婦人美髮美容學校（御茶水美容學校的前身）的創始人。山崎富榮為家中次女，因大姐早夭，加之她學業優異，一直被父親視為美容學校的接班人[108]。山崎晴弘在銀座的松屋前開了一家奧林匹亞美容室，而富榮就協助父親一起打理[109]。

1944年11月，山崎富榮與三井物產的職員奧名修一成婚。婚後不久，新郎即被外派至日占菲律賓的馬尼拉分公司工作。山崎原本計劃與丈夫一起赴任，但由於航班座位緊張，山崎只能暫時留在日本等待後續的航班。之後太平洋戰爭局勢急劇惡化，奧名修一在抵達馬尼拉後不久就被徵召入伍，旋即戰死[110]。與丈夫無法聯繫的山崎富榮只能暫停前往馬尼拉的計劃，在1945年3月的東京大轟炸後，她被迫前往滋賀縣的母親家中躲避戰火[111]。

日本戰敗後的1946年春，山崎富榮從滋賀縣來到鎌倉市的美容院工作。半年後，她又到御茶水美容學校的畢業生所經營的東京三鷹站前的美容院工作[112]。當時由於她的美容技藝精湛超人，積攢了不少回頭客，收入也相當可觀[113][114]。她在積攢了一點資本後[115][116]，打算將父親一手創建但又在戰爭中被燒毀的御茶水美容學校重建起來[113]。

與太宰的邂逅

[編輯]

太宰與山崎富榮的初次見面是在1947年3月27日。介紹兩人認識的是山崎富榮的美容院同事[117]。當時這位同事在三鷹喝酒時偶然與太宰結識。從同事口中得知太宰畢業於弘前高等學校後，山崎便想從他口中打聽以前在該學校讀書時早逝的哥哥的事，於是拜託同事介紹她與太宰見面[117][118]。

沒過多久，山崎富榮就與太宰陷入了情網[119][120]。富榮還在寫作稿紙上以日記的形式將她與太宰交往的過程記錄了下來，這可能與太田靜子的日記一樣，也是太宰希望今後以此為素材來創作小說而特意勸山崎寫的[121]。

傾倒於太宰的人格魅力的山崎富榮明知太宰是有妻兒的有婦之夫，但猶豫再三後她還是成為了他的情婦[122]。正如前述，山崎富榮當時為駐日美軍提供剪髮等服務，因此能方便地買到進口的洋煙洋酒。在戰後的物資匱乏時期，她能為愛好煙酒的太宰提供這些物資，對後者而言就是極有價值的情人[注釋 5][123]。

在交往加深的過程中，太宰也開始長期居住在山崎富榮的住宅進行寫作或接待訪客[124]。當時因結核而經常咳血的太宰也需要山崎富榮的照料[125][126]。太宰本人也將山崎富榮稱為「我的護士」[127]。山崎富榮也逐漸開始幫太宰與那些登門求稿的編輯打交道，甚至到了「壟斷」了太宰的地步。因此，她也在某種程度上兼任了太宰的秘書[124][128]。從1947年秋天起，山崎富榮就辭去了本職工作，開始一心一意擔任太宰的情婦兼護士兼秘書[124][128]，從她全身心為太宰工作的姿態來看，也可以說是照顧太宰方方面面的母親再世[124][129]。山崎富榮自己也時常把自己比喻成既是太宰的奶媽，又是他的姐姐，同時還是「小佐」一樣的存在[注釋 6][133]。

為了支持太宰的衣食住行、醫藥費和接待費用等，山崎富榮也逐漸花光了自己的積蓄，到了1947年12月已經坐吃山空。對於太宰而言，山崎又給他經濟支持，又兼任護士和秘書，同時又做他的情人，可謂是完美的伴侶[134][135]。

經受多重壓力的太宰治

[編輯]

深陷感情泥潭

[編輯]

檀一雄曾這樣評價太宰，「從未見過像他這樣既對人人絕望，又對人人諂媚逢迎的人」[136]。河盛好藏也曾以太宰自己說過的「我欠缺愛別人的能力」，評論他「一方面又比普通人更渴望愛情，但一方面又對得到的愛情立即視為負擔，總是會搖擺不定」[137]。太宰確實也逐漸感到山崎富榮這種奉獻式的愛對他是一種沉重的負擔[138]。而山崎富榮看到太宰的樣子，也感到一絲不安，但她仍不聽從到東京來看望他們的母親的勸告，仍然毫無保留地愛着太宰，並曾經夢見與太宰一起死的場景[139]。

而讓太宰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懷着他孩子的太田靜子。據太宰朋友伊馬春部所說，太宰的妻子美知子得知太田靜子有了身孕之後，鬱悶之際也終日買醉，時而離家不歸，因此讓太宰的生活更加糟糕[140]。1947年11月，太田靜子誕下一女，太宰認她為自己的女兒，因此將自己名字中的「治」字用來給女兒命名，取名為「太田治子」[141]。山崎得知此事，大發雷霆。而太宰只能安慰情人，「我們倆繼續做一對好戀人吧。到我死的時候，讓我們同生共死。」，才讓山崎富榮消了氣[142][143]。此外，太宰與太田靜子之間的交流都是通過山崎富榮傳達的，包括給孩子的撫養費也都是讓她代為打點[144]。

一方面與山崎富榮維持着情人的關係，一方面太田靜子又為他生出私生女，太宰的家人得知這些事後，與他的關係則更為惡化。1947年底，太宰的老友探訪他時，就感覺他家裡已經頗為破敗不堪。原本太宰的正妻美知子是很愛打掃的主婦，但當時朋友看到家中非常髒亂，而移門上的破了洞的糊紙也被放任不理[145]。這主要是因為美知子知道了太宰與山崎富榮的關係，他也很少回家，對家庭已無眷顧，因此妻子就喪失了做家務的動力[146][147]。除了與妻子的關係惡化，他患弱智的大兒子也讓太宰非常煩心。太宰對兒子今後的人生頗為悲觀，也曾對山崎富榮談起過有關兒子的苦惱[148]。

這段時間，他給朋友的信件中也時常透露出自己的苦惱。1947年4月初，他的信裡第一次提到「有一個深入我生活的女人，我有點想死」，6月份的信裡又寫「我的生活裡就是酒、女人和工作，已經一團糟。」，而12月的信裡又寫道「我不光得了病，還在女人的事情上糾纏不清，現在正是半死不活的狀態」[149]。1947年12月初，他曾因過量服用安眠藥，而差點死掉[注釋 7][150][151]。

肺結核病情惡化

[編輯]

1936年10月，太宰在東京武藏野醫院住院時被檢查出左肺整體帶有乾濕性的回音，被診斷為左側肺結核[152]。而且住院期間，一直持續低燒，醫生也判斷為原因在於肺結核[153]。但由於武藏野醫院為精神科醫院，沒有進行X光檢查或咳痰檢查等，因此完全沒有對他進行肺結核的治療[154]。出院後他也一直不重視這個病，放任不管[155]。

1940年1月，太宰感覺腰部出現了腫狀物，被醫生認為可能是結核性腫瘤[注釋 8][157]。這段時間的太宰只要稍一勞累就容易得病，身體狀況很不穩定[158]。1941年11月，在徵兵的健康檢查中，他因有胸部既往疾病史而被判為不合格[159]。

日本戰敗後，在文壇聲譽日隆的太宰被出版社和編輯們連續約稿，加上自己嗜好煙酒，結核病的情況益發嚴重[160]。在山崎富榮的日記中也隨處可見他咳血的記述，甚至在前來求稿的編輯面前，也發生過太宰大口吐血的場面[125]。1948年1月末，房東因為害怕肺結核的傳染，跟山崎富榮提出要求，請他們不要將太宰用過的紙扔在公用垃圾箱裡，還要對太宰用過的廁所進行消毒等[161]。然而固執的太宰仍然不願意到醫院治療肺結核。他對朋友解釋說，一旦去了醫院，就讓他絕對靜養，所以他寧可在家裡讓山崎注射大量的退燒鎮痛劑和維他命藥劑，而且也繼續終日飲酒，埋頭於小說的創作[162]。

與文學界漸行漸遠

[編輯]

在戰時的日本，儘管環境惡劣，太宰仍然堅持創作出了大量優秀的純文學作品[163]。而在戰後，許多作家都基本停止了創作，因此高產優質的太宰治更加門庭若市，不斷被出版社約稿[164]。

儘管他已成為日本一流的作家，但他對文壇和社會仍然有着深深的懷疑和隔閡。在戰爭中，社會輿論對於那些不積極配合體制的作家都百般責罵，甚至認為其為非國民。到了戰後，民眾又高舉民主主義的正義大旗，對一些人反過來攻擊指責[165]。太宰對於在戰後的日本風靡一時的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也不看好，認為這些只是順應時局的應時之說，本質上並沒有新意，加之他覺得自己是一個老派的人，對於自己和日本的前途都抱着悲觀的情緒[166]。安藤宏發現，在對於戰後的社會產生絕望之後，太宰的文學中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同時他與文壇人物之間的距離也更加遠離了[167]。

戰後的太宰與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人一併被稱為無賴派。他們不參加作家們的沙龍活動，在文壇上猶如一匹孤單的野狼一般發表作品，以獨立的姿態存在。這其中尤以太宰為甚。他非常厭惡文壇沙龍的形式，認為這只是作家們在拉黨結私，並與政治相勾結。在價值觀和社會體製發生巨大變革的激盪中，無賴派作家的存在感進一步提升[168]。被社會所關注的太宰治、坂口安吾、織田作之助等人也經常被媒體邀請做訪談。1946年11月25日,改造與文學季刊組織了兩場作家論談，幾天後織田作之助就因勞累咳血，隨即在次年1月就去世了。對於織田的死，太宰認為「織田君早有死心了。他就是帶着必死的覺悟在寫作品的人」，同時對於評論織田的人，他大聲疾呼「殺死織田君的不就是你們嗎？！他的猝死正是他最後的抗議詩」[169]。

在戰後一躍成名的太宰也招到了文壇一些人的忌恨及冷落。一次他與幾位熟悉的作家喝酒，喝醉後他躺在隔壁房間休息，但聽到酒席上人們在說他的壞話，於是他瞬時感到如墜入地獄般冷漠，從此與這些朋友也疏遠了起來[170]。

與志賀直哉論戰
[編輯]
志賀直哉

1948年1月號的《文學行動》上，志賀直哉發表了對太宰治作品的批評。於是太宰針鋒相對地在《如是我聞》的第一期上借用化名「老大家」來批判志賀[171][172]。他對志賀的批評的動機大致有如下幾點：一方面志賀在當時文壇上地位如日中天，而太宰反對世人的個人崇拜，因此需要挑戰權威；另一方面由於志賀在織田生前與其也有過爭論，而不久織田就因病逝世，故太宰似乎有為亡友討公道的意思[173]。而同樣作為無賴派代表人物的坂口安吾也對志賀直哉發起了激烈的批判[174]。

面對太宰的批評，志賀也毫不退讓，他在《文藝》的1948年6月號上再次批評了太宰。被激怒了的太宰治於是在《如是我聞》第三期上開始指名道姓直接批評志賀。「那個老人（志賀）已經自己破產了」「對那個老人如同茶店老闆一樣阿諛逢迎」，太宰的批評已經尖銳到了極致。此後第四期上，他繼續用「毫無教養」「欺負弱者」等語句，不斷升級這場批判[172][174][175]。而這一期《如是我聞》也正是太宰生前最後的出版作品[176]。

對太宰而言，對文壇進行總清算的時機已經到來，因此這部《如是我聞》中將十餘年來所遭遇的不快之事都一吐為快，而且即使因此而得罪文壇或朋友故交也在所不惜[177]。正如他預見的一樣，他的老師也是最支持的作家井伏鱒二看到太宰如此歇斯底里地批判志賀直哉，將之視為對作家生命的自殺行為。井伏也曾勸說太宰停下《如是我聞》的寫作，但後者不為所動。事實上，這一時期太宰與井伏的關係也已經大不如前了[178]。

與井伏鱒二交惡
[編輯]
井伏鱒二

從1947年9月前後開始，太宰與井伏的關係也開始漸漸惡化。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作為太宰的老師，他支持了太宰與美知子的婚事，而且也作為太宰與其舊家庭之間的溝通渠道，但面對太宰與太田靜子以及山崎富榮的私情，他實在無法接受。此外，在太宰擔綱的《井伏鱒二選集》的編輯工作中，他也對井伏的創作態度抱持疑問，而且兩人互相對彼此的作品都有不能認同的地方[179]。

根據太宰的妻子美知子捐贈給青森縣近代文學館的太宰手稿顯示，他曾經對井伏也展開了激烈的批評。在《井伏鱒二選集》第二卷的編者後記中，太宰也曾經對井伏的《青島大概記》有過嘲諷[注釋 9]。此外，如本條目後述，太宰的遺書草稿中也有「井伏是個惡人」這樣的話[179][182]。

但是在《如是我聞》中，太宰終究沒有對井伏直接展開批判。在昭和23年度的手稿中，他也寫下了對井伏恩情的感激，因此儘管兩人之間已經有了強烈的不信任，但終究沒有徹底決裂。

背負高額欠稅

[編輯]

除了正在分崩離析的家庭、與情婦的關係、肺結核的病情惡化、與文壇作家們的決裂等因素外，對太宰造成重大打擊的還有欠稅問題。太宰向來親自掌管稿費和版稅等收入，而妻子只能在需要用錢時向太宰提出[183]。1948年2月，稅務署向太宰家寄送了催繳所得稅11萬7000日元的通知[注釋 10][185]。

由於太宰平日慣於大手大腳，他的稿費收入早已被花光。而且他還答應每月要給新生的私生女治子一萬日元的撫養費[186]。無法足額繳稅的太宰並沒有親自去稅務署處理事宜，而是把責任推給了妻子。而美知子根本不清楚丈夫的經濟收支，因此也很難與稅務署對應[187]。

1948年6月2日，國稅廳的官員到太宰家找他本人，美知子只能將他們帶去他常去的店裡打聽。當時太宰與稅務局的官員的交談內容已經無從查證。但這次談話的11天後，太宰就與山崎富榮一同殉情[注釋 11][188]。

療養計劃未能成行

[編輯]

在以上種種壓力下身心俱疲的太宰聽從築摩書房社長古田晁的勸告，打算到外地的茶莊靜養一段日子。由於當時物資匱乏，古田於1948年6月專程回老家長野縣為太宰籌措靜養期間的食物等。古田當時也跟井伏說了這個建議，希望太宰在靜養期間暫停寫作，而他一個月分三次將食物帶上山供太宰使用。太宰也似乎很喜歡這個方案，並要求最初的一個月與他一起療養[189]。

1948年6月12日，太宰到大宮找古田晁談事。但古田當時正在長野，兩人未能見面。6月14日，從長野返回家中的古田晁聽說太宰已經與山崎富榮一起失蹤，驚愕不已[189]。

殉情與遺體的發現過程

[編輯]
從玉川上水中打撈起的太宰治與山崎富榮的遺體

1948年6月10日，山崎富榮回了一趟山崎家的菩提寺以及御茶水美容學校的原址[190]。13日，她將自己一直珍藏的瓷碟送給了家人[191]。同一天，她還寫信給太田靜子，說明自己將與太宰殉情自殺。當天下午4點左右，太宰與山崎富榮一同進了富榮的房間。當晚，山崎富榮還到附近的酒家買了幾次威士忌酒。據推測，當天深夜，兩人在附近的玉川上水自沉身亡[192]。

到了第二天，房東發現兩人一直沒出現，於是到他們住的房間查看。屋內整理得很乾淨，還有焚香的殘餘氣味。煙灰缸里有許多太宰使用過的藥的紙盒，而前一天燒好的米飯也一動未動[193]。

在兩人的房間裡，太宰與山崎的照片並排貼在一起，小書桌上有一封給妻子美知子等人的遺書，還有一首贈送給友人伊馬春部的短歌「池水は濁りににごり藤波の影もうつらず雨降りしきる」(大致意思：池水混濁，難見紫藤花倒影，而雨一直下個不停)。另外作為《斜陽》創作源泉的太田靜子的日記、山崎富榮的日記、正在報紙連載的《GoodBye》的校對稿和原稿等都在桌上排列齊整。此外在房間中央也堆放着和服以及其他物品，上面分別寫明了應當交給何處誰人[194][192]。

6月14日晚，兩個人的家人們分別都請求三鷹警察署展開搜查。第二天15日的清晨，在太宰住宅附近的玉川上水的堤岸上，發現草地上有人滑倒過的痕跡，並在旁邊發現了小啤酒瓶、藍色小瓶、小的玻璃碟、剪刀和化妝袋等物件[注釋 12][192]。6月16日，各家報社都開始報道太宰與山崎富榮可能已經殉情，這也是自芥川龍之介自殺事件後日本社會上最轟動的消息[196]。

事實上，太宰與山崎富榮自沉的地方附近水流速度很快，而且水體很深，因此溺水的遺體也不會浮上水面，被稱為魔淵[197]。經過數日搜查，警方始終沒能找到兩人的屍體。但在6月19日早晨，終於在警方推測的落水地點下游1公里左右的地方，發現了他們的屍體。兩人緊緊相擁，而且在腰上還有紅色的繩子繫在一起[198][199]。當時距離落水已有5天以上，屍體也在水中腫脹發臭。當時將遺體從水中撈上來的工作人員旋即將兩人之間的繩子割斷。此後兩具遺體被分開處置，太宰的遺體被裝入出版社準備的棺材裡[199][200]。山崎富榮遺體則在稍後也被放入棺材[201]。

兩人的遺體也在友人親屬的見證下，由慶應義塾大學的法醫學專業醫生進行了檢查。檢查的結果顯示，兩人並未服用毒藥，也沒有他殺的嫌疑，僅僅是落水致死，因此並沒有進行解剖[202][203]。此後，根據太宰遺孀美知子的意願，遺體沒有運回家中而是直接被運往火葬場。儘管太宰的朋友中也有人認為應該將兩人的遺體都運到同一家火葬場，但由於津島家的強烈反對，最後太宰與山崎的遺體分別在不同的火葬場被火化[204][205]。

太宰的遺體被火化後，在一周年的忌日，根據他的遺願，被安葬在三鷹禪林寺的森鷗外墓前[注釋 13]。而山崎富榮的遺願是希望與太宰葬在一起。儘管主管太宰葬禮的豐島與志雄也支持將兩人合葬，但其他人均反對，尤其以津島家為甚，因此最終連山崎的遺髮和照片都未能與太宰合葬[207][208]。

關於太宰之死的眾說紛紜

[編輯]

自殺及太宰的文學

[編輯]

暢銷作家太宰與情婦殉情一事，受到了新聞媒體的極大關注。有些觀點認為這不僅僅是作家的自殺事件，而具有普遍性意義，甚至認為太宰的死標誌着日本戰後的第一階段混亂期的終結。此後也出現了痴迷太宰的小說，並追隨他自殺身亡的年輕人[176]。

許多文學工作者也對太宰之死發表了觀點。在太宰自殺前不久，福田恆存就在《道化的文學》中評論道：「太宰治的人生就宛如芥川龍之介的人生及作品系列的逆過程」，「他的每一天似乎都是人生的垂暮之年，動輒就以自殺為手段，接着又努力活下來，被逐回了現實世界」[176][209]。而檀一雄則直接將太宰的死與其文學聯繫在一起。他在《文藝的完遂》一文中評論：「太宰的死毫無疑問就是對他的文藝抽象的完成」，也是「成就其文藝壯志」的行為，「太宰不得不完成的文藝事業最後吞噬了太宰自己」[210][211]。而伊藤整及平野謙等人也將他的死與文學直接聯繫起來進行論述[176]。

在此後的研究中，安藤宏分析了太宰在1948年的手稿中記載的《人間失格》及《如是我聞》的創作記錄，認為太宰將現實中的人際關係直接轉化為作品，因此他本人與作品中的人物已經逐漸合二為一，一旦遇到創作上的重大障礙，他就不得不採取文學上的自殺行為[212]。

另一方面，坂口安吾有不同觀點，他在《不良少年與基督》一文中提到，太宰是在酩酊大醉的情況下說出求死之言，而山崎富榮才是自殺事件中起主導作用的人，因此兩人的殉情其實與文學並無直接的關聯[176][213]。

遺書及短歌

[編輯]

太宰對妻子美知子留下了一封遺書。此外在現場人們也發現了他寫的遺書的草稿。遺書共寫了9頁，太宰在最後的結尾寫下了「津島修治 美知子，我比任何人都更愛着你。」。這封遺書及草稿都交給了美知子本人，而草稿的內容也被媒體進行了報道。

我並不是因為討厭你才選擇自殺的。我只是因為厭惡寫小說了。所有人都是那麼討厭的貪婪。井伏是個壞人。

以上的文字是被報道的遺書結尾的內容[注釋 14][182][214]。

遺書中提到的「井伏是個壞人」，引發了輿論的極大猜疑。但井伏本人在新聞採訪中表示「自己完全摸不着頭腦，不知所以」[182]。

關於太宰手抄的短歌「池水は濁りににごり藤波の影もうつらず雨降りしきる」，伊馬春部分析其反映了太宰煩悶的心態，晚年的太宰身心俱疲，似乎也如渾濁的池水一般[215]。中井英夫也認為太宰遺書中的這首短歌象徵着他從內心深處厭惡人世間的骯髒、陰謀、嫉妒，同時他相信總有一天高貴的紫藤花會映射出光芒，但疲憊不堪的太宰已經等不到沖刷一切污穢的雨水降臨的這一天了[216]。

山崎富榮主導說及反對意見

[編輯]

有一種意見認為，山崎富榮對於太宰治的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也有人推測，山崎給太宰服用了氰化鉀才導致了他的死亡[217][218]。

在毒殺說之後，井伏鱒二又公開了絞殺說。當時井伏曾對負責檢查屍體的警官說，太宰的脖子上有被繩索勒過的痕跡[219]。1955年，龜井勝一郎也在與警察的訪談中，提到太宰的脖子上有勒痕[220][221]。三枝康高也發表文章，提到三鷹署的警察斷定太宰是被山崎富榮殺害的[222]。

但對於上述觀點，不少人發表了強有力的反對意見。首先村松定孝作為三鷹署警局的醫生，與當時負責檢查的法醫直接溝通過，認為太宰脖子上的勒痕是子虛烏有的[223][224]。而太宰治研究專家的長篠康一郎也到三鷹署進行調查，確認過警察內部並沒有提到過他殺或毒殺等說法[220]。此外在玉川上水打撈並安置太宰遺體的野原一夫也否認看到過太宰脖子上有勒痕，因此激烈地反對龜井等人提出的他殺說[225]。還有與野原一起處理遺體的野平健一也否認了勒痕的存在，反駁了這種主張他殺的謠言[226]。

另外，也有觀點認為儘管山崎沒有直接殺死太宰，但也主導了兩人的殉情。太宰研究學者相馬正一認為當時太宰正在報紙連載小說，並着手出版自己的全集，因此在這時點沒有充分的赴死理由，還引用了坂口安吾的《不良少年與基督》，認為是山崎富榮單方面的感情壓力迫使太宰走上了絕路[227]。曾根博義一方面認為在太宰的文學和人生經歷中雖然潛藏着對死亡的渴望，但也非常支持相馬的觀點[228]。

另一方面，也有強烈反對山崎主導說的學者。長篠康一郎認為山崎富榮僅僅是因為對太宰的愛而陪伴他赴死[229]，渡部芳紀也認為山崎富榮是看到太宰死意已決才慨然殉情的[230]。知名的太宰研究學者淺田高明也認為兩人之間自然產生的愛情促使他們認為這次自殺是一種新的出發，而兩人必須相伴同行[231]。

從精神醫學角度的分析

[編輯]

太宰於1936年11月在東京武藏野醫院接受治療時，其主治醫生就診斷他患有精神性疾病，並認為他是在藥物依賴的基礎上附加了精神病。精神科醫生宮城音彌據此認為，「天才的創造性往往與對社會的適應能力成反比例，他們是犧牲了對社會的適應能力來從事天才的藝術創造的」，從而提出了太宰治天才論[232]。

大原健士郎指出，太宰反覆的自殺嘗試以及將自殺題材反覆用於小說創作，體現出他有一種「帶有自殺特質的精神病患者」，而且這種「以自殺為活着的目的」的精神病特質的人也不少見[233]。此外太宰本人的人格不太穩定，時常感到抑鬱、無力感及對他人的依賴性，尤其在反覆自殺的過程中，他對女性有着莫名的依賴感，因此多次都會與女伴一起殉情。這樣的太宰所創作的作品中的虛構世界，往往比寫實的文章更為尖銳，能夠引起現代人的共鳴[234]。

櫻桃忌

[編輯]

從太宰死後的頭七開始，他的親友們就建議今後每年在他的忌日前後舉行追思太宰的集會。於是在他死後一周年的1949年6月19日（太宰遺體被發現之日，也是他的生日），舉辦了第一次櫻桃忌[235]。本來有人建議叫為「美樂斯」，但今官一建議用太宰晚年的作品《櫻桃》為名，並獲得了一致認可。這主要是因為櫻桃是太宰家鄉津輕的特產，而且其鮮紅的顏色及珍珠般的形狀也與作家波瀾萬丈的一生非常貼合[236]。

最初，櫻桃忌只是太宰摯友親屬之間的小規模聚會。他的朋友龜井勝一郎和學生小山清等人負責召集，邀請他的家屬在太宰墓地的禪林寺集會緬思。之後到了50年代，不少太宰的崇拜者都聽說了這場集會後，紛紛趕來參加，每年大約有30-40名的參加者[237]。

到了1957年後，太宰的讀者有了爆發式的增長。原因在於築摩書房出版了太宰治全集，而且中學語文課本里也收錄了「奔跑吧美樂斯」等文章，讓他進一步聲名大噪[238]。之後由於許多年輕人都來參加櫻桃忌，活動的組織難度增加，因此改由築摩書房負責組織[注釋 15][240][241]。

從1965年開始，櫻桃忌的組織營運由太宰的學生們組成的幹事會負責[242][243]。同時，櫻桃忌上也會發表太宰治獎的獲獎名單，並舉行頒獎儀式[244]。於是從1960年起到80年代，每年都有熱心的太宰迷參加櫻桃忌，大約規模都在數百人之多[245][246][247]。從1960年代後半段起，櫻桃忌也作為每年固定舉辦的活動被收入俳句的歲時記[248]。

到了90年代，隨着太宰的學生和故人都邁入高齡，幹事會對組織櫻桃忌的活動感覺力不從心，於是在1992年宣布解散。此後每年的6月19日，各地趕來的太宰迷們會自發地在太宰墓前舉辦活動，追思太宰治的一生[249]。

注釋及腳註

[編輯]

注釋

[編輯]
  1. ^ 小山初代並未與太宰正式登記結婚。因此從戶籍上看，太宰與小山初代沒有婚姻關係。為何不辦理結婚登記的原因至今不明，有一說認為太宰誤以為兩人早已辦理完手續[51][52]。
  2. ^ 曾有一說認為太宰在武藏野醫院期間也曾自殺未遂[68]，其主治醫生中野嘉一說當時為了防止他自殺而特意轉移到了封閉式病房[69]。
  3. ^ 太宰的四姐與小館的大哥結婚，小館與太宰可謂姻親。
  4. ^ 由於戰後的物價飛漲，家中寄來的生活費也成了杯水車薪，同時由於太宰成為了暢銷作家，家裡的接濟也持續了比較短的時間[89]。
  5. ^ 山崎富榮本人也是既愛喝酒又愛抽煙，這一點也與太宰趣味相投[122]
  6. ^ 山崎富榮因為喜愛田河水泡漫畫中的人物「小佐」，因此在學生時代起就有這個綽號，而太宰也喜愛這樣稱呼她[130][131][132]。
  7. ^ 1947年12月初的大量服用安眠藥，也曾被部分人認為是他的一次自殺[11]。
  8. ^ 肺結核專家醫生淺田高明鑑於當時剛投入臨床使用的磺胺類藥物對太宰的腫瘤並無效果，因此推斷病因是結核菌[156]。
  9. ^ 太宰也清楚了解《青島大概記》的寫作過程。當時井伏將折口信夫的文章原封不動地引用到文中，對此，太宰在編後記中寫道「對井伏的天才，我誠惶誠恐」[180][181]。
  10. ^ 太宰死後，稅務署將當年度的納稅額修正為10萬日元[184]。
  11. ^ 太宰妻子美知子認為解決欠稅問題的責任已經落到了自己身上，因此太宰的自殺應該與稅金並沒有關係[188]。
  12. ^ 曾有一說，認為藍色小瓶中裝有氰化鉀，但這其實是當時採訪現場的記者自己的猜測，並沒有其他證據[195]。
  13. ^ 此後在禪林寺的太宰墓前，作家田中英光也自殺身亡，此後也有多名自殺者及自殺未遂者[206]。
  14. ^ 根據遺屬的要求，太宰的遺書和草稿中有一部分內容未被公開[214]。
  15. ^ 太宰死後，原本並不暢銷的《韋榮的妻子》一下子洛陽紙貴，築摩書房也因此脫離了經營困境[239]。

腳註

[編輯]
  1. ^ 1.0 1.1 布施 2004，第122頁.
  2. ^ 2.0 2.1 曽根 1986，第137頁.
  3. ^ 島崎 1958，第201頁.
  4. ^ 4.0 4.1 4.2 曽根 1986，第141頁.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曽根 1986，第140頁.
  6. ^ 6.0 6.1 6.2 6.3 曽根 1986，第140-141頁.
  7. ^ 7.0 7.1 7.2 7.3 7.4 7.5 赤木 1996，第37頁.
  8. ^ 8.0 8.1 8.2 8.3 米倉 1983，第33頁.
  9. ^ 9.0 9.1 9.2 9.3 相馬 1995a，第139頁.
  10. ^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米倉 1983，第32頁.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曽根 1986，第142頁.
  12. ^ 相馬 1995a，第136-139頁.
  13. ^ 相馬 1995a，第136-137頁.
  14. ^ 相馬 1995a，第137頁.
  15. ^ 相馬 1995a，第90-91頁.
  16. ^ 相馬 1995a，第107-108頁.
  17. ^ 赤木 1988，第54頁.
  18. ^ 相馬 1995a，第137-140頁.
  19. ^ 相馬 1995a，第177頁.
  20. ^ 相馬 1995a，第150頁.
  21. ^ 相馬 1995a，第170-173頁.
  22. ^ 相馬 1995a，第178-179頁.
  23. ^ 相馬 1995a，第179-180頁.
  24. ^ 相馬 1995a，第181-183頁.
  25. ^ 相馬 1995a，第183頁.
  26. ^ 相馬 1995a，第184-185頁.
  27. ^ 相馬 1995a，第184-186頁.
  28. ^ 長篠 1981，第204-207頁.
  29. ^ 29.0 29.1 相馬 1995a，第188頁.
  30. ^ 長篠 1981，第205-210頁.
  31. ^ 長篠 1981，第216-222頁.
  32. ^ 長篠 1981，第227頁.
  33. ^ 長篠 1981，第227-232頁.
  34. ^ 長篠 1981，第236-239頁.
  35. ^ 長篠 1981，第249-251頁.
  36. ^ 長篠 1981，第253-260頁.
  37. ^ 長篠 1981，第266頁.
  38. ^ 相馬 1995a，第188-189頁.
  39. ^ 39.0 39.1 39.2 39.3 赤木 2007，第86頁.
  40. ^ 相馬 1995a，第190頁.
  41. ^ 相馬 1995a，第190-197頁.
  42. ^ 曽根 1986，第151頁.
  43. ^ 長篠 1981，第87-96頁.
  44. ^ 相馬 1995a，第199頁.
  45. ^ 赤木 2007，第85頁.
  46. ^ 相馬 1995a，第199-201頁.
  47. ^ 渡部 1974，第252頁.
  48. ^ 相馬 1995a，第192頁.
  49. ^ 赤木 2007，第90頁.
  50. ^ 相馬 1995a，第200頁.
  51. ^ 赤木 1988，第40-43頁.
  52. ^ 相馬 1995a，第201-202頁.
  53. ^ 曽根 1986，第141-142頁.
  54. ^ 長篠 1981，第183頁.
  55. ^ 55.0 55.1 55.2 赤木 1996，第39頁.
  56. ^ 曽根 1986，第153頁.
  57. ^ 相馬 1995a，第390-393頁.
  58. ^ 相馬 1995a，第383-386頁.
  59. ^ 赤木 1996，第39-40頁.
  60. ^ 曽根 1986，第155-158頁.
  61. ^ 赤木 1996，第40-41頁.
  62. ^ 相馬 1995a，第405-406頁.
  63. ^ 相馬 1995a，第405-407頁.
  64. ^ 相馬 1995a，第408-411頁.
  65. ^ 65.0 65.1 相馬 1995a，第411頁.
  66. ^ 66.0 66.1 相馬 1995b，第7頁.
  67. ^ 相馬 1995b，第25-27頁.
  68. ^ 梶谷 1981，第18頁.
  69. ^ 69.0 69.1 中野 1980，第20頁.
  70. ^ 中野 1980，第35-37頁.
  71. ^ 相馬 1995b，第31-33頁.
  72. ^ 相馬 1995b，第43頁.
  73. ^ 相馬 1995b，第44-46頁.
  74. ^ 赤木 1988，第18-19頁.
  75. ^ 相馬 1995b，第45-48頁.
  76. ^ 相馬 1995b，第48-51頁.
  77. ^ 赤木 1988，第66-68頁.
  78. ^ 78.0 78.1 相馬 1995b，第50-52頁.
  79. ^ 赤木 1988，第68頁.
  80. ^ 80.0 80.1 相馬 1995b，第51頁.
  81. ^ 長篠 1982b，第143-145頁.
  82. ^ 赤木 1988，第69-70頁.
  83. ^ 長篠 1982b，第161-162頁.
  84. ^ 赤木 1988，第70頁.
  85. ^ 曽根 1986，第158-159頁.
  86. ^ 相馬 1995b，第51-55頁.
  87. ^ 赤木 1988，第19-21頁.
  88. ^ 相馬 1995b，第58頁.
  89. ^ 津島 1978，第127-128頁.
  90. ^ 相馬 1995b，第63-65頁.
  91. ^ 相馬 1995b，第65-68頁.
  92. ^ 相馬 1995b，第68-70頁.
  93. ^ 相馬 1995b，第73頁.
  94. ^ 相馬 1995b，第80-81頁.
  95. ^ 相馬 1995b，第84-85頁.
  96. ^ 相馬 1995b，第86-88頁.
  97. ^ 相馬 1995b，第93頁.
  98. ^ 相馬 1995b，第130-131頁.
  99. ^ 相馬 1995b，第169-170頁.
  100. ^ 相馬 1995b，第212頁.
  101. ^ 相馬 1995b，第232-234頁.
  102. ^ 相馬 1995b，第239-244頁.
  103. ^ 相馬 1995b，第329-330頁.
  104. ^ 相馬 1995b，第331-335頁.
  105. ^ 相馬 1995b，第339-342頁.
  106. ^ 相馬 1995b，第347-348頁.
  107. ^ 相馬 1995b，第356-358頁.
  108. ^ 長篠 1982a，第46-49頁.
  109. ^ 長篠 1982a，第50頁.
  110. ^ 長篠 1982a，第50-51頁.
  111. ^ 長篠 1982a，第51-52頁.
  112. ^ 長篠 1982a，第55-56頁.
  113. ^ 113.0 113.1 長篠 1982a，第56-57頁.
  114. ^ 相馬 1995b，第358頁.
  115. ^ 相馬 1995b，第390頁.
  116. ^ ゆり 2004，第353-354頁.
  117. ^ 117.0 117.1 相馬 1995b，第358-359頁.
  118. ^ 長篠 1982a，第32頁.
  119. ^ 鳥居 1970，第258頁.
  120. ^ 長篠 1982a，第32-33頁.
  121. ^ 相馬 1995b，第360-362頁.
  122. ^ 122.0 122.1 相馬 1995b，第363頁.
  123. ^ 相馬 1995b，第363-364頁.
  124. ^ 124.0 124.1 124.2 124.3 相馬 1995b，第384頁.
  125. ^ 125.0 125.1 淺田 1981，第166-168頁.
  126. ^ 相馬 1995b，第391頁.
  127. ^ 山崎 1948，第229頁.
  128. ^ 128.0 128.1 長篠 1982a，第152頁.
  129. ^ 渡部 1971，第259頁.
  130. ^ 山崎 1948，第26頁.
  131. ^ 堤 1956，第360頁.
  132. ^ ゆり 2004，第346頁.
  133. ^ 山崎 1948，第212頁.
  134. ^ 山崎 1948，第113-114頁.
  135. ^ 相馬 1995b，第390-391頁.
  136. ^ 檀 1956，第158頁.
  137. ^ 河盛 1956，第150-151頁.
  138. ^ 相馬 1995b，第387頁.
  139. ^ 相馬 1995b，第387-388頁.
  140. ^ 伊馬 1967，第148-149頁.
  141. ^ 相馬 1995b，第384-385頁.
  142. ^ 山崎 1948，第66頁.
  143. ^ 相馬 1995b，第385-386頁.
  144. ^ ゆり 2004，第355頁.
  145. ^ 堤 1969，第177-178頁.
  146. ^ 堤 1969，第190頁.
  147. ^ 松本 2009，第260-261頁.
  148. ^ 相馬 1995b，第396-399頁.
  149. ^ 鳥居 1970，第143-144頁.
  150. ^ 山崎 1948，第107-108頁.
  151. ^ 相馬 1995b，第425頁.
  152. ^ 中野 1980，第34頁.
  153. ^ 中野 1980，第40頁.
  154. ^ 淺田 1981，第75頁.
  155. ^ 淺田 1981，第76-77頁.
  156. ^ 淺田 1981，第128-131頁.
  157. ^ 淺田 1981，第125-131頁.
  158. ^ 淺田 1981，第131-132頁.
  159. ^ 淺田 1981，第138-139頁.
  160. ^ 淺田 1981，第165-166頁.
  161. ^ 山崎 1948，第146-147頁.
  162. ^ 淺田 1981，第172-179頁.
  163. ^ 相馬 1995b，第254頁.
  164. ^ 相馬 1995b，第336-337頁.
  165. ^ 相馬 1995b，第317-320頁.
  166. ^ 奧野 1956，第38-39頁.
  167. ^ 安藤 2002，第9頁.
  168. ^ 相馬 1995b，第350-352頁.
  169. ^ 相馬 1995b，第352-356頁.
  170. ^ 堤 1969，第185-186頁.
  171. ^ 相馬 1995b，第401-402頁.
  172. ^ 172.0 172.1 安藤 2001，第50頁.
  173. ^ 相馬 1995b，第402頁.
  174. ^ 174.0 174.1 安藤 1987，第63頁.
  175. ^ 相馬 1995b，第400-403頁.
  176. ^ 176.0 176.1 176.2 176.3 176.4 鳥居 1970，第144頁.
  177. ^ 相馬 1995b，第399-400頁.
  178. ^ 相馬 1995b，第404-405頁.
  179. ^ 179.0 179.1 安藤 2001，第48-49頁.
  180. ^ 安藤 2001，第49頁.
  181. ^ 石井 2018，第49頁.
  182. ^ 182.0 182.1 182.2 相馬 1995b，第424頁.
  183. ^ 津島 1978，第130-131頁.
  184. ^ 石井 2018，第47頁.
  185. ^ 津島 1978，第131-132頁.
  186. ^ 相馬 1995b，第408-410頁.
  187. ^ 津島 1978，第132-136頁.
  188. ^ 188.0 188.1 津島 1978，第136頁.
  189. ^ 189.0 189.1 相馬 1995b，第419-420頁.
  190. ^ 長篠 1982a，第89頁.
  191. ^ 長篠 1982a，第83-84頁.
  192. ^ 192.0 192.1 192.2 相馬 1995b，第420-421頁.
  193. ^ 長篠 1982a，第84頁.
  194. ^ 長篠 1982a，第84-85頁.
  195. ^ 松本 2009，第314頁.
  196. ^ 相馬 1995b，第421-422頁.
  197. ^ 相馬 1995b，第422頁.
  198. ^ 野原 1980，第185-187頁.
  199. ^ 199.0 199.1 相馬 1995b，第422-423頁.
  200. ^ 長篠 1982a，第163-165頁.
  201. ^ 野平 1992，第94-95頁.
  202. ^ 長篠 1982a，第168-171頁.
  203. ^ 松本 2009，第322-324頁.
  204. ^ 長篠 1982a，第165頁.
  205. ^ 相馬 1995b，第426頁.
  206. ^ 桂 1981，第94頁.
  207. ^ 長篠 1982a，第165-166頁.
  208. ^ 相馬 1995b，第426-427頁.
  209. ^ 福田 1948，第14頁.
  210. ^ 壇 1948，第157頁.
  211. ^ 相馬 1995b，第427頁.
  212. ^ 安藤 2002，第20頁.
  213. ^ 坂口 1956，第142頁.
  214. ^ 214.0 214.1 新潮 1998，第6-8頁.
  215. ^ 伊馬 1967，第137-138頁.
  216. ^ 中井 2002，第304頁.
  217. ^ 長篠 1982a，第168頁.
  218. ^ 松本 2009，第313-314頁.
  219. ^ 松本 2009，第339頁.
  220. ^ 220.0 220.1 長篠 1982a，第170-171頁.
  221. ^ 松本 2009，第345頁.
  222. ^ 三枝 1969，第40-41頁.
  223. ^ 村松 1965，第165頁.
  224. ^ 長篠 1982a，第169-170頁.
  225. ^ 野原 1980，第195-196頁.
  226. ^ 野平 1992，第92-93頁.
  227. ^ 相馬 1995b，第428-430頁.
  228. ^ 曽根 1986，第159-161頁.
  229. ^ 長篠 1982a，第228頁.
  230. ^ 渡部 1971，第260頁.
  231. ^ 淺田 1981，第199-202頁.
  232. ^ 中野 1980，第52-53頁.
  233. ^ 大原 1967，第595頁.
  234. ^ 大原 1967，第600頁.
  235. ^ 桂 1981，第29頁.
  236. ^ 桂 1981，第29-30頁.
  237. ^ 桂 1981，第37-40頁.
  238. ^ 桂 1981，第44-48頁.
  239. ^ 三鷹 2018，第72頁.
  240. ^ 桂 1981，第48-53頁.
  241. ^ 桂 1981，第62-63頁.
  242. ^ 桂 1981，第17-19頁.
  243. ^ 桂 1981，第63-64頁.
  244. ^ 桂 1981，第64-65頁.
  245. ^ 桂 1981，第68頁.
  246. ^ 桂 1981，第92-95頁.
  247. ^ 桂 1981，第108頁.
  248. ^ 桂 1981，第76頁.
  249. ^ 三鷹 2018，第74-75頁.

參考文獻

[編輯]

以下資料均為日文文獻。

專著類

[編輯]

  • 津島美知子. 『回想の太宰治』. 人文書院. 1978. NCID BN02277598. 
  • 長篠康一郎. 『太宰治七里ケ浜心中』. 広論社. 1981. NCID BN06278107. 
  • 長篠康一郎. 『太宰治武蔵野心中』. 広論社. 1982. NCID BN05374342. 
  • 長篠康一郎. 『太宰治水上心中』. 広論社. 1982. NCID BN0537237X. 
  • ゆりはじめ. 『太宰治の生と死 : 外はみぞれ何を笑ふやレニン像』. マルジュ社. 2004. ISBN 978-4896161397. 
  • 浅田高明. 『太宰治のカルテ』. 文理閣. 1981. ISBN 4-89259-048-7. 
  • 赤木孝之. 『彷徨の文学』. 洋々社. 1988. NCID BN02319020. 
  • 伊馬春部. 『櫻桃の記』. 筑摩書房. 1967. NCID BN08932517. 
  • 奥野健男. 『太宰治論』. 近代生活社. 1956. NCID BN09151113. 
  • 坂口安吾. 『不良少年とキリスト』. 筑摩書房. 1956. 
  • 佐藤嗣男. 『狂言の神ノート』. 和泉書院. 2017. 
  • 米倉育男、日本病跡学会(編). 『境界例者の自殺』. 1983. 
  • 相馬正一. 『評伝太宰治上巻』. 津軽書房. 1995. ISBN 4-8066-0138-1. 
  • 相馬正一. 『評伝太宰治下巻』. 津軽書房. 1995. ISBN 4-8066-0139-X. 
  • 曽根博義. 『水底の死と安息』. 世界思想社. 1986. ISBN 4-7907-0305-3. 
  • 中井英夫. 『中井英夫全集10 黒衣の短歌史』. 東京創元社. 2002. ISBN 4-488-07014-0. 
  • 中野嘉一. 『太宰治：主治医の記録』. 宝文館. 1980. NCID BN0299778X. 
  • 野平健一. 『矢来町半世紀』. 新潮社. 1992. ISBN 4-10-387701-4. 
  • 野原一夫. 『回想太宰治』. 新潮社. 1980. NCID BN03570678. 
  • 山崎富榮. 『愛は死と共に : 山崎富榮の手記』. 石狩書房. 1948. NCID BN12951989. 
  • 石井耕. 『太宰治 三鷹とともに : 太宰治没後70年 : 平成30年度特別展』. 公益財団法人三鷹市スポーツと文化財団. 2018. NCID BB26836124. 
  • 堤重久. 『太宰治との七年間』. 筑摩書房. 1969. NCID BN04618871. 
  • 桂英澄. 『桜桃忌の三十三年』. 未来工房. 1981. 
  • 米倉育男. 日本病跡学会 , 编. 『芥川龍之介の自殺 太宰治との比較において』. 1981. 
  • 川崎和啓、広島大学国文学会(編). 『姥捨論』. 2014. 
  • 公益財団法人三鷹市スポーツと文化財団(編). 『太宰治三鷹とともに』. 2018. 
  • 斎藤繁、弘前学院大学社会福祉学部(編). 『太宰治における仮想現実と仮面的適応』. 2010. 
  • 安藤宏、青森県近代文学館(編). 『晩年の執筆メモの問題点』. 2001. 
  • 松本和也(編). 『昭和十年前後の太宰治』. ひつじ書房. 2009-03. ISBN 9784894764279. 
  • 福田恒存、大日本雄弁会(編). 『道化の文学』. 講談社. 1948. 
  • 松本和也、日本文芸研究会(編). 『青年の病』. 2006. 

論文類

[編輯]

  • 大原健士郎. 「太宰治の自殺未遂から自殺まで」.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69, 34(5): 42–49. NAID 40001331635. 
  • 大原健士郎. 「太宰治・耽溺的自殺」.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71, 36(15): 145–147. ISSN 0386-9911. 
  • 大原健士郎. 「太宰治の精神病理」.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雑誌』 (東京慈恵会医科大学). 1967, 81(3): 593–600. NAID 40018122150. 
  • 長部日出雄. 「逆説的な死生観--『狂言の神』から響いてくる声」.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41–46. NAID 40006371858. 
  • 伊藤多紀子. 「愛は死と共に--山崎富栄の愛」. 『立教大学日本文学』 (立教大学). 1963-06, 10: 80–88. NAID 40003728952. 
  • 長原しのぶ. 「『姥捨』における〈死生観〉」.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90–95. NAID 40006371866. 
  • 新潮編集部. 「特集 太宰治歿後50年」. 『新潮』 (新潮社). 1998, 95(7): 5–8. NCID 40001922905. 
  • 松本侑子. 「恋の蛍--山崎富栄と太宰治」. 『本が好き!』 (光文社). 2009, 4(12): 4–7. NAID 40016890043. 
  • 河盛好蔵. 「滅亡の民」. 『文藝』 (筑摩書房). 1956, 13(20). NAID 40003408682. 
  • 日置俊次. 「太宰治の死と短歌」. 『紀要/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 (青山大学). 2011, 53: 29–49. NAID 40019230508. 
  • 米倉育男. 「太宰治と三島由紀夫の自己愛について」. 『日本病跡学雑誌』 (日本病跡学会、金剛出版). 2001, (61): 2–10. NAID 40004403836. 
  • 渡部芳紀. 「太宰治 (作家の性意識--精神科医による作家論からの臨床診断)」.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74, 39(14): 66–73. NAID 40001327812. 
  • 島崎敏樹. 「太宰治--精神病理学による作家論・作品論」.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58, 23(9): 80–87. NAID 40001328498. 
  • 谷沢永一. 「羞恥の源泉としての自尊」.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 赤木孝之. 「太宰治と自殺・心中--いわゆる鎌倉山縊死未遂事件と「狂言の神」」.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96, 61(6): 36–41. NAID 40001340018. 
  • 赤木孝之. 「田辺あつみ--鎌倉心中事件」.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7,. 72 (11): 85–90. NAID 40015619517. 
  • 植田康夫. 「いつでも死ねる人」だった太宰治.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69–73. NAID 40006371862. 
  • 三枝康高. 「太宰治・その生家と環境と女性」.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69, 34(5): 38–42. NAID 40001331634. 
  • 相馬正一. 「姥捨」.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87, 52(6): 85–89. NAID 40001336716. 
  • 布施豊正. 「太宰治と心中」.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120–122. NAID 40006371873. 
  • 村松定孝. 「死とその認定・太宰治他殺説をめぐって」.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65, 30(7). NAID 40001330095. 
  • 安藤宏. 「志賀直哉への抵抗」.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87, 52(1): 63–68. NAID 40001336572. 
  • 安藤宏. 「検証・太宰治の昭和二十三年」. 『國文學』 (学燈社). 2002, 47(14): 6–20. NCID BA82133881. 
  • 水上勉. 「太宰さん--「苦悩の年鑑」のころ」. 『國文學』 (学燈社). 1979, 24(9). 
  • 堤重久. 「三鷹訪問」. 『太宰治全集』 (筑摩書房). 1956, 別巻: 353. NCID BN02930064. 
  • 檀一雄. 「文藝の完遂」. 『太宰治全集』 (筑摩書房). 1956, 別巻: 157. NCID BN02930064. 
  • 加藤茂. 「太宰治と逆説的ニヒリズム」.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127–132. NAID 40006371875. 
  • 福島章. 「精神医学から見た太宰治」.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2004, 69(9): 111–114. NAID 40006371871. 
  • 鳥居邦朗、長野嘗一. 「太宰治　対談・ここが聞きたい文学史」(1-13). 『國文學 解釋と鑑賞』 (至文堂). 1970,. 35（14）-37（1）. （系列连载，持续13期）

取自「https://wiki.zwnes.eu.org/w/index.php?title=太宰治的自杀&oldid=8472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