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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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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學派（英語：New Qing History），狹義的新清史提法源於美國，是1990年代在美國漢學及歷史學學界興起的一股學術潮流與鬆散流派，而廣義的新清史概念被認為注重以及宣揚清朝的滿洲特性等問題[1]。

2010年北京舉行清代政治與國家認同會議之後，中國大陸學者對新清史的回應開始變得政治化[2]。2015年，圍繞着如何看待新清史，中國歷史學界展開了爭論[3]。

新清史學派和舊清史學派存有分歧的原因，在於清史牽涉到理解現代中國的主權、領土、文化等等問題的本質[4]。新清史學派重新讓學者們意識到了滿文、蒙古文、藏文文本研究的重要性[5]，以族群、邊疆等視角和新的理論框架來重新審視清代歷史[1]。但也被中國學者認為有「潛在的分裂國家的意圖」[2]，由清史學家戴逸主編的《清史》也因部分編者編撰內容受新清史影響的原因未獲過審[6][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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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中國史學界與輿論對清朝有許多負面評價，主要受清末革命宣傳反滿，及將近代中國衰落的關鍵歸咎於明清海禁、閉關自守以及箝制思想等因素的影響[8]。1967年，美籍華人史學家何炳棣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一個小組會議上，發表「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9]。同年，何炳棣與鄒讜合辦一個為期十天的大型中國問題國際研討會，討論中共政治與國際問題，並論述中國的歷史傳統。何炳棣以《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為基礎，將討論的時段擴及整個中國歷史，題為 「Salient Aspects of China’s Heritage」(《中國歷史遺產的幾個值得思考的顯著特色》) ，分析中國具有現實意義的歷史遺產。何炳棣從興與衰的對立面討論清代的重要性以及其局限，並延伸出傳統中國制度與儒家文化解體的議題，這次發言得到漢學界的普遍認同[10]。

在新清史這個概念被提出之前，美國學界關於中國史研究這一「族群轉向」思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以魏特夫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對契丹遼朝的研究，認為征服王朝的統治者總是在其全部歷史中保持着特權地位，而不會被漢化。但這種觀點在20世紀60—80年代受到以芮瑪麗、列文森等為代表的漢化史觀的批評而趨於弱化，後者則流行一時，成為顯學。到1980年代以後，由於滿蒙等非漢文史料的獲得和使用，並受傅禮初、法夸爾及後來的巴菲爾德等內亞史家的影響和啟發，以柯嬌燕、羅友枝等為代表的美國學者更加關注女真一滿人在清代歷史上的主體地位，並修正以芮瑪麗為代表的漢化史觀[11]。隨着更多學者的加人及其著述的發表，這一思潮要比魏特夫時代對契丹遼朝的研究更具持久性，且聲勢浩大[12]。

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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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論爭始自1996年羅友枝當選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時的就職演講: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再觀清代: 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羅友枝不同意何炳棣對清廷「漢化」 問題的論斷。他認為清王朝能維持近三百年的統治的關鍵，主要原因不在於「漢化」，而在於他們在不同地區採取不同文化政策。透過整合各種不同語言，信仰不同宗教，維持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地區，清朝統治者將帝國打造成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因此，能有效地處理與內陸亞洲蒙、回、藏、維等非漢族的關係，從而能良好有效地統治清帝國[13][14]。

1998年6月，《國際歷史評論》（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出了一期討論清朝帝國主義的專號（Special Issue on Manchu Imperialism）。不久之後，「新清史四書」《清代宮廷社會史》、《半透明之鏡》、《滿與漢》、《滿洲之道》陸續出版[8]，「新清史」學派逐漸成形[15][16]。2004年，衛周安在 《激進史學評論》（Radical History Review）全面評述「新清史」，「新清史」學派正式成形[17]。

何炳棣認為羅友枝的批評漏洞百出，1998年與羅友枝在同一份學報《亞洲研究學報》上進行辯論，發表《捍衛漢化：駁斥羅友枝的〈再觀清代〉》一文[18]。 何炳棣的文章以極大篇幅論述漢文化及漢化發展歷史的各個方面，並討論非漢族政權如何採用漢化政策，統治以漢族為主的中國。何炳棣說，國際學界依據漢文化的內涵和成就的豐富所作的總體評價是中國文明「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文明都廣博和複雜」[19]。

爭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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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0至1990年代，美國學者通過對滿語文獻檔案的研究，從非中原觀點評估清朝，翻轉對清朝的負面評價[20]。

1990年代中葉的何炳棣-羅友枝論爭，成為新清史學派誕生的標誌性事件。[21] 論爭中，何認為滿人漢化，是滿人能成功統治中國的主要原因，而羅則加以反駁，認為滿人的成功來自能交替運用中華儒家文明及中亞游牧文明等不同統治模式精明地操縱他們的臣民。[21][22]

新清史學者提出兩個主要問題：

  1. 少數的滿人如何能統治廣大且複雜的中國？
  2. 由滿族所建立的王朝對於中國歷史論述的影響為何？

由於新清史嘗試以少數民族的觀點出發，特別強調運用滿文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檔案的重要性[23]。

受「新清史」的影響，亦出現了「新明史」一詞，主要內容為從少數民族或內亞的視角來研究明朝的歷史。[24]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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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學派，試圖從「中華」和「中亞」兩種不同帝國的視角來研究清史，對傳統清史研究作出「新修正」，將其視角從傳統中國歷史書寫範式對「漢化」和「朝貢體系」的專注中轉移至一個更加廣闊的視野中，反對「漢族中心主義」對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影響。新清史比起一般中國史觀更重視滿文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語言史料的解讀與應用，強調對清朝治下漢族以外的中亞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及回族等）歷史作研究，以及強調滿族統治者與這些民族、地區的互動的歷史[25]。

清朝皇帝具備漢人天子、蒙古人的可汗及藏人的文殊菩薩、轉輪王等多重面貌，呈現出清帝國的「內亞性」[22][2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信奉藏傳佛教的藏人和蒙古人此前同樣視明朝皇帝（可汗）為文殊菩薩、轉輪王化身，直到清初以後清朝皇帝才取代明朝皇帝成為文殊菩薩聖主、轉輪聖王[27]。與此同時，除蒙古人、藏人對清朝皇帝的博格達汗、文殊皇帝稱呼外，藏人等族群亦稱呼清朝皇帝為中國皇帝，如1856年的《藏尼條約》中的序言中藏人和尼泊爾人均表示「按歷來所載，禮敬中國皇帝，如前無異」[28][29][30][31]。中亞穆斯林族群（如新疆維吾爾人及浩罕汗國等）也將清朝皇帝稱為「中國皇帝」（Khāqān-i Chīn，又譯「中國可汗」）[32][33]。

代表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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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性的新清史學者包括羅友枝（Evelyn Rawski）、歐立德（Mark C. Elliott）、柯嬌燕（英語：Pamela Kyle Crossley）（Pamela Kyle Crossley）、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濮德培（Peter C. Perdue）、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和傅雷（Philippe Forêt）等。

影響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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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國學者如李治亭對新清史作出批評，李治亭甚至稱新清史為旨在分裂中國的「新帝國主義史學」[34] 。

然而，相關新清史學者近年來多次前往中國進行交流演講，或在網絡或報刊雜誌上撰文，說明新清史內部主張的差異，並澄清新清史實為學術理論並無政治陰謀，不同與二戰前日本學者主張的滿蒙非中國論，從未主張清朝非中國王朝[35]。歐立德也對李治亭的一篇點名針對他的文章作出回應，批評一些中國學者反應過度、將史學直接簡單地等同於政治以及斷章取義[36]。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副教授劉文鵬說：「（新清史派）將清代歷史僅僅歸於滿族的歷史，忽視漢族的思想、文化在整個中國中的主體作用，甚至走到清朝不等於中國的極端上去，顯然也有違於歷史的真實。」

歐立德對此作出回應：「據我所知，無論是我，柯嬌燕（英語：Pamela Kyle Crossley）、羅友枝還是濮德培，沒有人這麼說，恐怕這是一種誤解。」他亦曾經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個成就是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37]。

歐立德在演講中說：

歐立德亦指出，正是清朝將「中國」的定義從「中原地區」轉變成「國家主權」的概念，並且認同歷史學博士黃興濤所說的「康雍乾之後的中國，是被清帝、滿人、漢人等其他族群共同認同並加以再造過的中國」[39][40]。

中國歷史學者袁劍認為，「新清史」在中國國內形成巨大影響的主要有三個原因[41]：

  1. 中國學界主流往往將基於中華中心主義的傳統歷史王朝譜系論述視為理所當然，在面對「新清史」的區域化和解構式研究時十分不適應。國內對於清史及近代史的元命題與新清史學派的元命題彼此不合拍。中國的清史尤其是晚清史的敘述隱含著現代性敘述和「民族復興」的號召在裡面，語境往往位於革命包裝之下，而「新清史」不會有這個問題。二者的元命題出現一種對抗；
  2. 中國對「新清史」著作的引介並不完整全面，導致「新清史」往往會被設想為僅僅跟歷史和當下的中國邊疆問題相關，進而引起強烈的回應。在這種語境下，「新清史」往往被等同於「分裂史」，袁劍認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引介不完整所導致。中國學術界介紹的新清史都是關於民族的和邊疆的問題，而忽略掉其中研究環境問題、外交等問題的著作，給一些人造成了錯誤的印象，導致將「新清史」等同於「民族分裂史」或「邊疆解構史」；
  3. 中國學界在對「新清史」進行更具學理性的回應之前，未對美國「新清史」產生的語境與學科互滲特徵有深入的認知，因此往往未能在同一個層面上形成有力回應。不了解前因後果，僅就「新清史」本身做一個批判。

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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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柯嬌燕（英語：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中文版：《半透明鏡：清帝國意識型態下的歷史與認同》（臺灣遠足文化2024）
  • 歐立德,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hilippe Forê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中文版：《圖解承德：清代的景觀營建》（復旦大學出版社2022）
  • Jonathan S. Hay, Shitao: 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版：《石濤：清初中國的繪畫與現代性》（臺灣石頭出版社2008）
  • Laura Hostetler,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米華健、Ruth W. Dunnell、歐立德、and Philippe Forêt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米華健，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文版：《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濮德培,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文版：《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灣衛城出版2021）
  • 羅友枝,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中文版：《清代宮廷社會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 路康樂,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中文版：《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 Angela Zito, Of Body and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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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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