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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靈廟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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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靈廟戰役
綏遠抗戰的一部分
日期1936年11月20日-24日
地點
結果 中國獲勝
參戰方
 中華民國

 大日本帝國(僅志願軍)

蒙古軍政府
指揮官與領導者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傅作義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趙承綬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王靖國
盛島角芳
田中隆吉
德穆楚克棟魯普
李守信
王英
兵力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晉綏軍 蒙古軍 9000人
大漢義軍 1,000人
傷亡與損失
死傷300餘人[1] 蒙古軍陣亡600餘人,被俘200餘人
大漢義軍陣亡500餘人,被俘200餘人[1]

百靈廟戰鬥發生於1936年11月20日至24日,地點為中國綏遠省東一帶,是抗日戰爭初期的主要戰鬥之一,也是綏遠抗戰一部分。該戰鬥交戰雙方分別為國民革命軍蒙古軍。中國軍隊領導者為傅作義,蒙國軍隊領導者為德王。最後,綏遠軍獲勝,奪回百靈廟。此後大漢義軍率軍對百靈廟發起反撲,試圖奪回百靈廟,惟最終被晉綏軍擊退。

戰役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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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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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在省城歸綏西北約三百三十里,距武川縣城二百四十里,是烏蘭察布盟(現屬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一個著名的召廟。百靈廟這個內蒙古西部的重鎮,為喇嘛、蒙民聚集之中心,是漢蒙交易集合最為繁盛的地區,更為內蒙古人士心目中的聖地。百靈廟有公路北達外蒙古烏蘭巴托,東通謗江、嘉卜寺,西南接邑頭,東南連歸綏,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自百靈廟蒙政會成立以來,德王控制百靈廟於自己勢力之下,「近則以該地為中心,對綏蒙人士,威脅利誘,愚弄離間,以潛移默轉其內向之心,遠則以該地為根據,向西北延伸其政治侵略,期遂其蠶食鯨吞之欲。」[2]

戰役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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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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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隆吉和德王以為百靈廟在名義上仍是南京政府隸屬之下的綏境蒙政會所在地,綏遠軍隊不會前去進攻,而這裡又距包頭較近,可以隨時發兵攻略,因此,他們既把百靈廟作為進行綏遠戰爭的後方基地,又將它視為爾後進攻包頭的前進基點。紅格爾圖之戰發動前,11月初,蒙古軍第二軍第七師穆克登寶部,由化德經嘉卜寺,繞後草地,開抵百靈廟。並運來大批糧襪、武器,電結該地。「存在廟上的子彈有百萬發以上,白面約有二三萬袋」。[2]

守方兵力主要有:蒙古軍第二軍第七師(騎兵)約1,800餘人,德王所屬蒙古隊700餘人,之前騷擾西公旗後逃跑並藏匿在百靈廟的騎兵300餘人,另有專任指導的日本軍官約4~50人,總人數約3,000人。大漢義軍在紅格爾圖一役慘敗後,以為綏軍主力在東都,錯誤地判斷綏北是綏軍防線的薄弱環節,於是決定再次增援百靈廟,準備以該處為基地,從北線發起對綏軍的進攻。11月「20日以來,偽軍以汽車百輛,向百靈廟方面積極增兵。」「23日下午,百靈廟偽軍數千,突分兩路向武川、固陽方面出動。」[2]

晉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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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綏軍方面,在紅格爾圖作戰開始之前,傅作義就派遣第二一一旅參謀長袁慶榮化裝成商販,前往百靈廟偵查。此後,又派遣旅長孫蘭峰率領團長以上幹部化裝成商人,在百靈廟外二十多里的高沙梁一帶作戰前偵查。紅格爾圖戰役剛剛結束,傅作義立即在11月18日在集寧發出電令,命令準備攻打百靈廟的各支部隊開始行動。20日中午,傅作義返回綏垣,展開軍事部署。[1]

晉綏軍在偵查後發現,百靈廟地勢易守難攻,其四周環山,周圍約二十餘里。各山距廟約二三里不等。山外為沒有開闢過的草地,地勢平坦,七十里內沒有一個村落,其南面距有村莊地帶也在七十里開外,足夠步兵走十多個小時。廟舍及商店全都在山裡,對於攻擊部隊而言非常難於隱蔽起來再接近守軍。廟被山河環繞,其內房屋約有約三千間,廟宇為磚石所壘,其他各房均系土甓築成,鎮中有高大僧房,全都可以可當作街壘巷戰用的工事,對於缺乏重武器的攻擊部隊也是一個障礙。而且偽蒙古軍在百靈廟經營多時,作戰的準備非常充分,而且是以逸待勞。廟外有大小山口九個,人稱九龍口。偽蒙古軍在各山口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山頂、山腰、山腳均有分布。守軍糧彈儲備充足,可充較長時間作戰之用,綏軍僅有隨身攜帶的一部分,完全無法形成對比。綏軍攻擊兵力也並沒有比對方高多少,且多數為步兵,偽蒙古軍則多為騎兵,機動能力上比晉綏軍占上風。「故從戰爭條件上研究,綏軍遠比守方為差;以徒步疲勞之兵,當驕逸之馬,僅果腹之備,當山積之糧;涉平荒之地,以攻環抱之險,以相等之兵力,以襲有備之敵。」[2]而在為蒙古軍方面,因「兵員足用,糧彈充實,我為攻奪,彼必拼守,非至萬不得已,決不放棄。」[3]

面對如此情況,傅作義及其指揮部決定要在保證軍隊在隱蔽的情況下接近守軍、正面攻擊與迂迴包抄相結合、速戰速決、嚴防偽軍增援的前提下制定作戰部署。該指揮部隨後制定的《收復百靈廟之機密作戰計劃》中,把作戰方針定位「以收復失地為目的、擬以想當兵力、襲殲百靈廟之敵,收復該廟,而保守之」,並把襲擊的方案定位為奇襲為主強襲為輔。該方案同時決定調動步兵八個營、騎兵八個連,山炮一個營、裝甲車和汽車若干輛參加戰鬥,要求各部集結的時候要隱蔽,集結地不可距百靈廟太遠。騎兵集結於什拉冶達、廠汗席片、哈達兔等地,步兵與炮兵集結於烏蘭忽洞、東達烏蘇、玻璃、察察、後烏蘭不浪等附近村落。而對於襲擊的部署,進攻方案中提到,騎兵從一部分從北面襲擊,主力則圍攻廟北的蒙政會,並隨時準備追擊從廟東北逃出來的偽軍;步兵則從東南西三個方向發起襲擊,相互之間保持聯絡,預期從西南、東南、東北三個方向突入鎮中,其中主力部隊位於東南角,預備隊位於東側。[3]

11月20日,傅作義在歸綏召集孫長勝、孫蘭峰和袁慶榮,部署作戰事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達成作戰目標,並完全消滅守軍。同時,傅作義任命孫長勝為正指揮,孫蘭峰為副指揮,袁慶榮為參謀長,指揮步兵四一九團(欠一營),四二一團(欠一連),(第七十師三一五旅)補充第一團(欠一連),騎兵第八團及三個特務連,炮二十一團第三營(三十二個連)以及第六連小炮兩門,無線電三台,汽車一隊(共有二十輛裝甲車、二十四輛汽車),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和手段占領百靈廟。[3]

戰役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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綏軍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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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指揮部的命令,晉綏軍攻擊部隊均須在23日晚10點前到達攻擊準備位置,約在守軍陣前約2千米的位置,於當晚12點發起攻擊。經過戰前的教育動員,晉綏軍的士氣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踴躍三百,雖數日疲勞,仍立時振奮,各自歡騰準備,候命殺敵」。[3]23日下午1點,晉綏軍出擊部隊開始由集結地進發,當天天氣晴朗,有利於綏軍之進擊。當夜10點左右,中央縱隊進抵守軍蒙古營盤前3里處,與蒙古軍哨兵開火。四一九團一營立即向前推進,將蒙古營盤的守軍擊潰,占領廟東南第一層山頭。左縱隊及右縱隊和騎兵縱隊在得知中央方向打響後,開始加快前進速度,雖地形生疏,但是士兵們很快已越過了百靈廟外圍的第一道防線,進入百靈廟周圍的山丘之內。[1] 24日凌晨1點,雙方在百靈廟外圍的山群中激戰。晉綏軍四一九團占領第二層山頭後進迫到第三層山頭,左右兩縱隊也急急推進,預備隊緊跟四一九團向前,防守的偽軍則節節敗退。日本特務機關長盛島角芳拔出戰刀指揮作戰,並向女兒山陣地增加機槍十餘挺,以加強火力的方式阻止晉綏軍前進。[4]2點到4點,攻擊部隊深入各山的蒙古軍陣地,雙方戰線相互交錯。經過反覆拼殺,4點以後,綏軍已經攻入山的另外一側,向蒙古軍主陣地發動進攻,戰鬥更趨激烈,蒙古軍據工事阻擊綏軍,戰局進人苦戰狀態。到了6點,四一九團及預備隊兩連向前突擊,炮兵隊也轟擊前進,四二一團及預備隊一營連同鋼甲車隊向東南角推進。上午7點,東方放明,戰鬥更烈。綏軍拼力進攻,蒙古軍守軍也在死守,東南一隅,綏軍猛攻六次,但是沒有效果。戰事進入到膠着狀態。綏軍四一九團機槍連長陣亡,鋼甲車亦被擊壞數輛。[1]

此時天已經開始放晴,如果再無進展,日軍將有可能出動飛機來阻止進攻,日偽軍的援軍也會接踵而至,攻城將會更加困難。孫長勝和孫蘭峰見狀,下達突擊命令,要求炮兵部隊(包括所有山炮營和小炮隊)全部劃歸袁慶榮指揮,並推進到南山口以東的高地,集中火力攻擊偽軍據點女兒山,以此掩護裝甲車和步兵前進;撥給尖兵連九輛卡車,每個班乘坐其中一輛,從東南山口向百靈廟發動衝擊,要求務必攻克;韓天春營和騎兵連隨後從東南山口跟進,擴大戰果。[5]此後孫蘭峰來到第一線親自指揮作戰,各方面也開始協同進攻。綏軍團長劉景新率領一個連,以汽車開路發起進攻;團長張成義和團長劉應凱各自率領部隊從東西兩側夾攻百靈廟,一番激戰之後進入鎮中,雙方展開巷戰。[1]

綏軍炮兵集中山炮十二門、蘇魯通小炮八門,一面躍進,一面延伸射擊,向東北、西北兩山的蒙古軍後方猛轟。綏軍裝甲車在炮火掩護下,從東南山口大路向守軍猛衝。隨後六輛汽車滿載步兵也由最大的土山口沖入。騎兵主力在廟北綏境蒙政會方向,雙方激戰後,偽軍死傷大半,綏軍於是突破北山口,進入鎮中。發現戰況不利後,盛島角芳首先率部逃跑,日本軍事顧問煙草谷與偽蒙第七師師長穆克登寶等人也分乘汽車逃走。[6]戰鬥持續到11月24日上午9點30分,偽蒙軍大部被殲,綏軍收復百靈廟。[1]

此役蒙古軍陣亡600餘人(一說七八百人[1]),被俘200餘人,綏軍繳獲大炮10餘門,機槍10餘挺,步槍600餘支,無線電台數部,彈藥一庫房,汽油500餘桶,白面2萬袋以及戰馬等。[7]綏軍方面,此役共傷亡300餘人。[1]

大漢義軍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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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百靈廟在此之前被德王經營多年,傅作義等斷定德王不會輕易放手,必定會組織部隊反攻。同時因為日軍方面占據空中優勢,為防止因剛剛占領就被日軍飛機成隊轟炸造成大量傷亡,晉綏軍指揮部方面下令主力部隊先撤出百靈廟,等待下一步的指示。[1]

百靈廟收復後,為了部署殲擊反攻的大漢義軍及蒙古軍部隊和進攻錫拉木楞廟之戰,11月28日,傅作義、王靖國、趙承綬在歸綏進行會商,並制定了作戰方案。他們首先分析了對方反攻百靈廟可能採取的幾種行動。針對對手的企圖,傅作義等人「策定將敵遮斷,各個解決之方略」,即將王英所率領的大漢義軍和駐紮在大廟的偽軍加以分隔,集中綏軍主力,子以各個擊破,以實現既殲滅對方部隊,又保衛百靈廟和攻占大廟的目的。[1]

隨後,傅作義等人作出部署:騎兵二師師長孫長勝率該師(三個團)附炮兩門,進駐烏蘭花,另以四二〇團附炮一連,乘汽車支援騎兵;二一一旅旅長孫蘭峰,指揮第四二一團、補充第一團、炮兵兩連、小炮四門,為固守百靈廟的部隊,但除四二一團已經留在百靈廟內的部隊之外,其餘在廟外準備,準備隨時進入;四一九團連同炮一連,在後廠汗次老作為伏兵;獨立第七旅的兩個團從卓資山出發,分別開赴武川和黑老。[3]

按照預定計劃,攻占了百靈廟的綏軍,除了留下劉景新團一個步兵營、兩個騎兵連駐守廟區,修補工事、注意警戒外,其餘主力於11月24日下午3點悉數撤回原集結地二份子鎮一帶待命。日軍飛機十架在部隊撤出後沒多久就開始輪番轟炸百靈廟,而綏軍僅被炸傷兩匹戰馬。[1]

大漢義軍隨即發起對百靈廟的反攻。田中隆吉命令「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率領金憲章石玉山葛子原趙奎閣等部向錫拉木楞廟集結後,向百靈廟反撲。11月28日,大漢義軍以汽車百餘輛陸續運兵3,000餘人至錫拉木楞廟。這時大漢義軍的旅長石玉山、金憲章與傅作義方面建立了秘密聯繫,準備隨時投靠綏軍,因而這兩部偽軍到達錫拉木楞廟後藉故沒有加人反攻行列。雷中田於是只率領了葛子厚、趙奎閣等兩部偽軍1,000餘人開始反攻。同時,王英直接指揮的大漢義軍騎兵2000餘人,為牽制綏軍向百靈廟增援,也在29日和30日從商都以北繞過土木爾台,經草地轉移至陶林西北民地邊、黑山子一帶。12月2日晚,偽軍以裝甲車十輛為先鋒,用汽車裝載1000餘名偽軍從大廟出發,並於次日凌晨6點趕到百靈廟附近。[1]

在此之前日偽軍經過飛機偵察,得知守廟部隊不足兩個團,且防守重點在東北面而疏於西南,乃決定先從西南方猛攻。綏軍在得知日偽軍動向後,立即命令孫蘭峰旅主力於12月1日晚進駐百靈廟,準備防衛戰;並令孫長勝率騎兵師七、八兩團由二份子、察察向烏蘭花推進,同時該師的第四團由集寧經大灘向烏蘭花急進,截擊王英騎兵。[1]

防守百靈廟的綏軍,從廟東南女兒山、東沙河西岸起,經東南面、東面、東北各山頭,至廟東北山口、沙河西岸止,分為兩個防區,西部防區由劉景新團守備,東部防區歸劉效曾團守衛,兩團各抽一個營為總預備隊,炮兵由旅部集中使用。12月3日凌晨3點,劉景新團陣地首先打響,大漢義軍300餘人進攻,當即陣亡40餘人,接着劉效曾團遭600餘名日偽軍的進攻,經還擊後日偽軍開始向南移動。西南部被擊退的日偽軍重新補充至1000餘人,並動用了火炮數門,開始猛攻綏軍陣地。劉景新團擊退了兩次偽軍的進攻,但偽軍仍然繼續猛衝。綏軍於是將計就計,令前方支撐點的守兵節節後退,引誘偽軍進入綏軍預設的袋形陣地,毫無防備的日偽軍發起追擊,進入陣地後立刻被三面夾擊,日偽軍當場陣亡上百人,被俘230餘人。其餘尾隨而至的偽軍部隊也全部潰逃。當天下午1點,七、八百名日偽軍又開始向百靈廟東側發起衝擊,被綏軍陣地的機槍及迫擊炮從正面側面同時阻擊,偽軍沒能繼續前進。3點30分,西面大漢義軍約500人滯留在綏軍陣地前約3里外的一個之山凹內,劉景新團二營繞道側背後發起夾擊,日偽軍死傷數十人,其餘向東南方向逃走。下午7時綏軍發起反擊,日偽軍被擊潰,綏軍隨即追擊六十里,擊散其掩護部隊後返回。此時已經是4日上午9點左右。

在這場戰鬥中,大漢義軍副司令雷中田及偽軍500餘人在戰鬥中喪生,200餘名偽軍被俘,日偽軍反攻百靈廟的嘗試徹底失敗。[1]

戰役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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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戰過後,王英偽軍主力一部遭到嚴重打擊,致使錫拉木楞廟的日偽軍守備力量大為削弱,並將王英所部主力牽制於烏蘭花一帶,這就為綏軍發起攻占錫拉木楞廟的戰鬥鋪平了道路,成為錫拉木楞廟戰役的序戰。[1]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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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余子道. 全国抗战之先声——绥远抗战. 軍事歷史研究. 1987, 1: 51–66. 
  2. ^ 2.0 2.1 2.2 2.3 范長江. 回忆傅作义·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08-01. ISBN 7503435569. 
  3. ^ 3.0 3.1 3.2 3.3 3.4 傅作義. 绥战经过详纪. 軍事雜誌. 1937, (100,101). 
  4. ^ 董其武. 戎马春秋:董其武回忆录.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3-03-01. ISBN 9787503434334. 
  5. ^ 樊真. 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6. ^ 劉效曾. 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回忆百灵庙战役. 中國文史出版社. 2009: 108. ISBN 9787503409707. 
  7. ^ 宋雅嵐. 绥远抗战再研究——绥远抗战及其经验教训.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0, 3: 39–44.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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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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