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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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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種族主義（英語：Internalized racism）是一種內化的壓迫形式，社會學家卡倫 · D · 派克將其定義為「種族從屬者對種族壓迫的內化」。羅賓 · 尼科爾 · 約翰遜在她的研究《種族主義心理學》中強調，內化種族主義包括「有意識和無意識地接受一種種族階層，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假定的優越種族總是排在其他種族之前。」[1] 這些定義涵蓋了廣泛的實例，包括但不限於對負面刻板印象的信仰，對文化標準的適應，以及支持現狀的思維(即否認種族主義的存在)。[2]

內化種族主義現象是種族分類體系的直接產物，在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群體和地區都有發現，種族是這些地區的一種社會建構。 [1]在這些地方，內化種族主義會對遭受它的人產生不利影響。例如，內化種族主義分數高與加勒比黑人女性健康狀況較差、非裔美國年輕男性暴力傾向增加以及美國原住民家庭暴力增多有關。 [3] [4] [5]

對於內化種族主義的反應各不相同。許多方法都側重於消除種族壓迫所帶來的錯誤觀念。反對內化種族主義的一個例子是美國的「黑人是美的」文化運動，該運動試圖「直接攻擊黑人是醜陋的意識形態」。 [6]

術語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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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化種族主義」這一術語出現之前，關於這一現象的研究早已存在。 1903年，非裔美國人民權活動家 W·E·B·杜波依斯寫到「雙重意識」的存在，或者「這種總是通過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用一個充滿輕蔑和憐憫的世界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靈魂的感覺」以解釋美國少數族裔的自我認知如何受到白人多數群體對他們的看法的深刻影響。[7]

社會學家 Karen 和 Tran Dang 寫道: 「由於這一主題引發的不適、困惑和尷尬，內化種族主義的研究被一種知識上的禁忌所包圍。一個主要的擔憂是，內化種族主義揭示了壓迫再生產的動態，這可能導致指責受害者，並將注意力從使白人受益而以有色人種為代價的種族主義機構和實踐上轉移開來。內化種族主義還會引起不適，因為它表明種族主義的影響比許多人願意承認的更深更廣。因此，它仍然是種族主義中解釋最少的特徵之一。」[8]

儘管有些對內化種族主義的定義僅包括種族邊緣化群體內化種族刻板印象的情況，但內化種族主義的討論遠不止於此[9] 適當的種族壓迫量表（Appropriated Racial Oppression Scale，簡稱AROS）的創建者指出，也許「適當的種族壓迫」這一短語更為準確，因為它將使用方式與可能的「責備受害者」含義拉開距離，即內化種族主義觀念和態度是由於被壓迫者的某種失敗。[2] 此外，「適當的」一詞表明內化種族主義是從環境中學到的，因此是種族化社會中社會化的產物。

比安奇、齊亞、貝爾格雷夫和埃切弗里提出，內化種族主義是一種「種族自我概念化的狀態」，符合種族壓迫，而不是不和諧、抵制或積極的種族認同的內化。[10]

內化種族主義也被稱為灌輸和精神殖民。[1] 這些短語強調了殖民主義的歷史背景，即通過殖民主義來創建和維持白人優越的體系。

內化種族主義也在威廉·E·克羅斯（William E. Cross）於1971年提出的黑人化模型（Nigrescence model）中得到了探討。該模型解釋了非裔美國人內化種族主義的表現，即認為白人文化價值觀優於他們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克羅斯寫道：「這種需求的驅動力要求非裔美國人在所有活動中尋求白人的認可，以白人的期望作為衡量什麼是好的、可取的或必要的標準。」這種信念可以通過黑人個體在不受白人影響的情況下自我確定身份來糾正。[11]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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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選擇了不同的維度來分類內化種族主義。心理學家大衛和岡崎提出，內化種族主義的例子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內化的自卑感、羞恥和尷尬的感覺、身體特徵、群體內歧視以及對壓迫的最小化或接受。」 另一方面，坎彭和卡特使用了以下列表：「對負面刻板印象的挪用、維持現狀的思維（否認種族主義）、適應白人文化標準、貶低自己的群體以及情緒反應。」 這些分類影響了學者們如何組織對內化種族主義的測量。[12][2][2]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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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試圖創建可靠的內化種族主義測量工具，以測試其與健康結果和其他感興趣變量的相關性。一些現有量表的例子包括納達諾利化量表（Nadanolitization，簡稱NAD）和內化種族壓迫量表（用於非裔美國人）、殖民心態量表（用於菲律賓人）以及莫奇丘阿·特佩瓦尼量表（用於奇卡諾/拉丁裔人群）。[4][2] 適當的種族壓迫量表（Appropriated Racial Oppression Scale，簡稱AROS）則設計為適用於所有種族少數群體。[2] 在AROS中，坎彭和卡特使用了諸如「有時我會為自己是這個種族的一員而感到尷尬」、「我希望我的孩子有淺色皮膚」和「人們對種族笑話太過認真」這樣的條目來評估個體的內化種族主義水平。[2]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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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討上述內化種族主義的各個方面，以下是學者們觀察內化種族主義影響的一些方法。

斯里蘭卡超市的美白產品

自我形象/美貌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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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的種族主義的一個實證例子是肯尼斯和梅米 · 克拉克的玩偶實驗，這個實驗在1939年和1940年的美國進行，當時黑人和白人的孩子被隔離。 研究人員給一個非洲裔美國孩子看了兩個娃娃，除了皮膚和頭髮的顏色之外，它們都是一樣的，一個是白色黃色頭髮的娃娃，另一個是棕色黑色頭髮的娃娃。 孩子被問到他們更喜歡玩哪個娃娃以及為什麼。 研究中的所有孩子都表達了對白色洋娃娃的明顯偏愛。[13]

2006年，基里 · 戴維斯為她的紀錄片《像我一樣的女孩》重新給21個非裔美國學齡前兒童做了這個實驗。戴維斯發現，15個孩子選擇了白色娃娃而不是黑色娃娃，給出了與原始研究對象相似的理由，即白色與「漂亮」或「好」相關，黑色與「醜陋」或「壞」相關。[14]

在印度、中國和美國等地，存在一個皮膚美白產品的產業。 因為淺色皮膚與理想的特徵有關，人們購買這些產品是為了變得更淺的皮膚。[15] 類似的行業也存在於直發產品背後，如化學鬆弛劑、熨斗和熱梳子。 這是因為一些接受西方美麗標準的人認為直發比捲曲或粗硬的發質更好。[16]

成見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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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見威脅是心理學研究的一種現象，指的是受污名化群體的成員通過內化這些刻板印象的有效性而有可能符合負面刻板印象[17] 泰勒、加西亞、謝爾頓和揚蒂斯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中指出，成見威脅和「黑羊效應」都是內在種族主義的產物。[18] 通過提醒參與者與其種族相關的負面刻板印象，參與者表現出更多的不確定性、任務表現下降以及憤怒和羞恥的情緒反應。他們還試圖與群體內確認刻板印象的成員保持距離，以避免被負面概括所針對。[18]

內化種族主義的成見威脅超越了個人。 那些經歷內化種族主義的人可能最終將內化的消極態度投射到其同種族群體中的其他人身上。 例如，美國的有色人種教師有可能透過內化種族主義的視角來看待他們的學生。[19] 由於教師對學生成功的期望會對他們的教育成果產生實證影響，這就使有色人種學生面臨更大的教育發展受損的風險。[20][19]

皮埃蒙特弗吉尼亞社區學院的社會學教授托德·普拉特斯和金·胡西爾研究了在課堂上減少刻板印象威脅的方法。這些方法包括任務重構，通過改變評分系統，使學生匿名，分配一個編號或代號，以消除教師可能存在的已知或未知的偏見；積極肯定，認可學生擁有的積極特質，以增強自我價值感和抱負；建設性反饋，通過在學生遇到困難的領域提供反饋，並指導他們如何在這些領域改進。普拉特斯和胡西爾還指出，刻板印象威脅需要正面應對，應該在學期初進行討論，並與學生的期望一起討論，花時間複習材料，這樣學生就知道通過課程是可以實現的。[21]

種族內部/種族間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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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種族主義表現為種族內和種族間的歧視。 作為種族內情況的一個例子，Karen Pyke 使用術語「防禦性的他者」來描述個人或集體的行為，這種行為使自己遠離自己種族中與負面刻板印象更為接近的成員。[1] 防禦性的其他行為包括在亞裔美國人中使用貶義詞「 FOB」(「fresh off boat」的簡稱)。 雖然對亞裔新移民的種族主義既不是移民本身的錯，也不是其他亞裔美國人的錯，但移民往往因為內在的種族主義而受到其共同種族成員的社會排斥。[1]

就非主流種族群體之間的種族歧視而言，羅伯特 · E · 華盛頓(Robert E. Washington)討論了「棕色種族主義」，這是他對全球範圍內有色人種對黑人的偏見的術語。[22] 通過埃及、中國、印度和其他地區的例子，華盛頓指出，通過內化種族主義，有色人種在再現白人的理想化形象和貶低黑人的價值。內化種族主義不僅限於對自己群體的負面態度和信念：人們也可以內化針對其他種族的種族主義。[22]

Heberle 等人(2020)的一項全面和系統的研究回顧和分析了關於批判意識的文獻。 他們評估了批判意識對18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的影響。[23] 研究發現，那些因為自己的種族、社會階層、收入和性別等身份特徵而被邊緣化的青少年可以從批判意識中受益。 要有批判性的意識，個人必須對社會中壓迫性的系統性力量有更多的認識。 個人還必須具有「反對壓迫的效能感，並參與反對壓迫的個人或集體行動」。[23] 根據 Heberle 等人(2020)的觀點，批判意識是一種發展資產，能夠促進被邊緣化個體或青少年的賦權和成長[23]

在教育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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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處的教育環境會導致內化種族主義的發展。[19] 投射到少數群體學生身上的種族差異可能導致他們的學習成績下降，進而影響到學生整個學術生涯。[24] 當少數群體的學生被安置在教師和(或)同齡人多為白人的學校時，缺乏多樣化的代表性會產生自卑感。 認為多數群體優越的觀念可以迫使少數民族學生接受該群體的文化規範，以防止被孤立。 此外，教育系統中納入的以白人為主的課程可能會給少數族裔學生留下只有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才重要的印象。這進一步使得代表性不足的學生內化他們自身歷史的不重要性。[25]

按區域列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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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關於內化種族主義的文獻大多局限於美國的非裔美國人的經歷，但內化種族主義是系統性種族主義的特徵。[1] 以下是世界各地不同地理區域內部的種族主義情況。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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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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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已經有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美國這個國家，常常使用土著人劣等的敘述來為他們的征服辯護。[5] 由於對土著人民被打敗和白人入侵者為勝利者的過度概括，內化種族主義在美洲原住民社區中繼續存在。朱利安·賴斯指出，對文化傳統的冷漠、自我中心和物質主義的痴迷，都可以被視為接受了美國政府或傳教士所強調的白人優越心態的敘述。[26] 麗莎•普帕特(Lisa Poupart)補充說，美洲原住民被迫陷入「雙重意識」，即在同時被剝奪過去的傳統並不斷被提醒這些傳統被奪走的狀態中。儘管她並不打算用內化種族主義來為酗酒、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案例開脫，她描述了關于堅忍和野蠻的土著刻板印象、通過要求兒童上寄宿學校將身體暴力引入土著社區，以及接受白人父權制觀念的結合，如何在美洲印第安人社區中創造了這些類型的暴力和虐待，而在歐洲人接觸之前，這些幾乎是不存在的。[5] 特別是在酗酒的情況下，關於土著人劣等的內化種族主義創造了對歐洲優越性的依賴條件，導致了負面刻板印象的產生。

亞裔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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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對主要為白人的大學中的亞裔美國學生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些學生在形成自己的日常自我認知時，嚴重依賴於主導群體對亞裔的負面形象。他們擔心別人如何看待自己，並特別努力通過不顯得太亞裔來與負面刻板印象保持距離。」 研究還發現，「為了在白人中獲得接受，一些亞裔美國學生避免同族人並表達了對同族人的厭惡，並將負面刻板印象應用於他們身上。」 200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由於主流中對亞裔的種族貶低形象，「亞裔美國人從小就學會了，要融入更大的主導白人社會，就意味着要與具有不良特質的同族人脫離關係。」[27][27]

2001年對第三代及以上的華裔和日裔美國人的研究發現，受訪者「為了應對被種族化為『永久外國人』和『模範少數族裔』的身份，發展出了各種策略。這些策略包括自嘲或轉移對自己亞裔身份的注意力，以及與其他亞裔的疏遠。」 這些行為是為了「討好白人同伴，顯得不那麼具有威脅性。」 2003年對第二代韓裔和越裔美國人的研究指出：「無論是第一代還是後來的美國人，亞裔美國人都可能因為被認為不忠誠和未能融入白人主流而面臨不信任、敵意和嘲笑。」 研究發現，受訪者內化了這些情緒，並「對那些他們稱為『FOB』（『剛下船』的縮寫）的人感到真正的羞恥、尷尬、厭惡和不適。」[28][28][8][8] 相當一部分受訪者將自己認同為「白化」或「對自己的種族和民族感到羞恥，並試圖融入歐裔美國文化以顯得『酷』並提高社會地位」的人。一位受訪者表示，「我不是說韓國人不好，但似乎成為白人的確是最好的。」[8]

2018年對第一代和第二代亞裔美國人的研究發現，「受訪者表現出（並再現了）內化種族壓迫（IRO），作為對他們因亞裔身份而遭受污名和歧視的反應。此外，對於許多受訪者來說，經歷種族主義與對白人身份的渴望密切相關……他們渴望金髮碧眼，或不認為『白化』有問題，以及將『亞裔』與外國和不受歡迎聯繫在一起的言論，反映了他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將白人視為規範和默認的美國人。在他們年輕的眼中，成為白人就是成為『正常的美國人』。」[29]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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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異見者和批評政府的人中，內化種族主義現象很普遍，例如慶祝日本在二戰期間犯下的暴行，推廣使用貶義詞（如「支那」或「蝗蟲」），或表現出對中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仇恨。[30][31][32][33][34][35] 「自我憎恨」的種族主義意在顛覆中國政府的愛國主義信息。[35] 2021年，為了應對由仇外心理、本土主義和政治異見引起的歧視，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計劃立法打擊「沙文主義」、「內化種族主義」和「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種族內歧視」。[36]

津巴布韋和斯威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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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項旨在比較經歷過直接歐洲殖民的國家（津巴布韋）和至今保持前殖民地君主制的國家（斯威士蘭）內化種族主義發生率的研究中，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調查了歷史背景和教育在內化種族主義中的作用。[37] 進行這項研究的一個主要動機是內化種族主義在非洲大陸基本上未被研究。研究發現，儘管學者們假設津巴布韋會有更多的內化種族主義，但兩國之間的內化種族主義發生率沒有顯著差異。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種族主義體系的廣泛性，這些體系通過貿易關係仍然與斯威士蘭接觸。[37] 研究還發現，教育水平的提高與內化種族主義顯著負相關。[37]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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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討論了內化種族主義的影響，以及為什麼這個主題是重要的。 與內化種族主義有關的心理傷害的例子並不是試圖將內化種族主義描述為受壓迫者心理的產物。 內在的種族主義並不被定義為被壓迫者思想上的弱點。[1][12]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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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括非裔美國人，美國出生的加勒比黑人，外國出生的加勒比黑人，菲律賓裔美國人，非美國太平洋島民和多種族美國人樣本在內的樣本人群中，內化種族主義的高分反覆與各種不良的心理和身體健康結果相關。[3][2][12]

Mouzon 和 McLean 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黑人個體的內化種族主義與其心理健康狀況（特別是抑鬱和心理困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非裔美國人和在美國出生的加勒比黑人內化了更多的種族主義，因此心理健康狀況比外國出生的加勒比黑人更差。[3] 格雷厄姆和韋斯特的類似研究發現，焦慮也與黑人個體的內化種族主義相關。考慮到「焦慮症在黑人美國人群體中比其他種族群體更為持久」，這一結論具有重要意義。同一研究還描述了治療師可以採取的方法來減輕內化種族主義引起的黑人個體的焦慮，例如合理化負面想法。[38]

亞裔美國人也受到內化種族主義的影響，研究人員創建了亞裔美國人內化種族主義量表（Internalized Racism in Asian Americans Scale，簡稱IRAAS），以確定亞裔美國人接受負面刻板印象的程度。[39] 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健康與亞裔美國人接受不利種族刻板印象的程度之間存在相關性。這些影響包括自尊心降低、抑鬱症狀和普遍的心理困擾。[40]

更多研究表明，內化種族主義與焦慮和抑鬱的發病率增加、個人和集體自尊心低下、種族認同感低、生活滿意度降低、體脂率較高以及其他心理困擾指標之間存在顯著關係。這些研究表明，內化種族主義使受種族壓迫者面臨廣泛的不利心理和身體健康結果。[3][2][12]

助長系統性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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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書《成為白人意味着什麼？》中，羅賓·迪安傑洛（Robin DiAngelo）將種族主義的循環描述為一個反饋循環，利用權力、控制和經濟，從（1）系統性虐待一個群體到製造錯誤信息，（2）社會接受錯誤信息，（3）內化壓迫和內化支配，（4）由機構延續和執行種族主義，導致（5）進一步虐待的正當化。[41] 換句話說，內化種族主義參與了種族主義的強化，並確保其持續存在。它為繼續虐待被種族壓迫者提供了正當理由。[5] 此外，它還可能導致對現狀的接受，使一些人認為種族主義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被種族壓迫群體的成員內化了他們自己被壓迫的合理性，他們就沒有理由反對這個系統。內化種族主義還可以被視為一種「分而治之」的手段，旨在製造種族從屬群體之間的衝突，並壓制他們聯合起來反對種族主義的努力。[42]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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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兩個保守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和基督教社會聯盟(CSU)的青年組織「青年聯盟」(Young Union)的選舉海報，該組織的政黨顏色是黑色(1974年)。

許多人提出了解決內化種族主義問題的方法。 新奧爾良人民生存與超越研究所(The People’s Institute for Survival and Beyond)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羅恩 · 奇索姆(Ron Chisom)為那些經歷過內在種族主義的人提出了六點建議:[42]

  1. 從歷史文化語境看內化的種族壓迫
  2. 識別負面信息，並制定計劃來消除/忘卻這些信息
  3. 了解內化的種族優越感是如何在佔主導地位的種族之間傳播的
  4. 與其他種族受壓迫群體的成員組織起來
  5. 慶祝社區和文化
  6. 支持社區組織和領導力的發展[42]

大衛 · W · 康塞普西翁指出，因為面對內化的壓迫，人們往往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這種壓迫的受害者和肇事者，因此解決內化的壓迫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能夠面對錯誤的敘述，同時採取自我寬恕。[43]

馬克·溫布拉特（Marc Weinblatt）和謝麗爾·哈里森（Cheryl Harrison）強調，人們必須承認種族是一個具有實際影響的社會類別，同時拒絕種族主義態度背後的虛假觀念。由於找到這種平衡可能很困難，通常為那些經歷內化壓迫和那些經歷內化特權的人提供獨立的空間是有幫助的。此外，溫布拉特明確表示，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需要冒險以尋求種族主義的終結。[44]

一個考慮了上述一些因素的運動例子是「黑即美」運動。這些努力始於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為了反擊將黑人描繪成醜陋、低劣和不那麼有價值的敘述，黑人社區的成員開始通過廣告和其他媒體活動進行反擊。該運動背後的理念一直延續到今天，社交媒體上的「黑女孩魔力」和「黑男孩喜悅」等運動旨在慶祝黑人身份。[45]

非裔美國人的潛在療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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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ts-Jones 博士在她的研究中指出，有一種可能的方法可以使非裔美國人克服他們內在的種族主義。[46] 通過在非裔美國人社區中找到庇護，成員們能夠在種族主義環境中獲得心理和身體上的安全感。沃茨-瓊斯表示，非裔美國人集體的痛苦經歷共同作用，能夠一起療愈。然而，療愈過程可以擴展到非裔美國人社區之外，通過讓其他種族群體也認識到非裔美國人的內化種族主義。這樣一來，白人可以被用為盟友，而不是另一種壓迫力量。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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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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