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阿卜杜勒-馬利克

這是一篇優良條目,請按此取得更多資訊。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阿卜杜勒-馬利克
عبد الملك
信士們的長官
真主的哈里發[註 1]
Obverse of golden coin depicting a standing, robed and bearded figure holding a long object, with Arabic inscriptions along the coin's rim
倭馬亞哈里發國於695年鑄造的金第納爾英語Gold dinar,其上的人物很可能就是阿卜杜勒-馬利克[註 2]
倭馬亞王朝第五任哈里發
統治685年4月12日—705年10月9日
前任麥爾萬一世
繼任韋立德一世
出生644年7月-8月或647年6月-7月
正統哈里發國麥地那
逝世705年10月9日(61歲)
倭馬亞哈里發國大馬士革
安葬
大馬士革水槽門英語Bab al-Jabiya之外
妻子
  • 韋拉德·賓特·阿拔斯·本·傑茲厄·阿卜西耶(Wallāda bint al-ʿAbbās ibn al-Jazʾ al-ʿAbsīyya)
  • 阿蒂凱·賓特·耶齊德英語Atikah bint Yazid
  • 阿伊莎·賓特·希沙姆·本·易斯馬儀·麥赫祖米耶(ʿĀʾisha bint Hishām ibn Ismāʿīl al-Makhzūmīyya)
  • 烏姆·埃尤卜·賓特·阿慕爾·本·奧斯曼·本·阿凡(Umm Ayyūb bint ʿAmr ibn ʿUthmān ibn ʿAffān)
  • 阿伊莎·賓特·穆薩·本·泰爾赫·本·烏拜杜拉(ʿĀʾisha bint Mūsā ibn Ṭalḥa ibn ʿUbayd Allāh)
  • 烏姆·穆吉雷·賓特·穆吉雷·本·哈立德(Umm al-Mughīra bint al-Mughīra ibn Khālid)
  • 烏姆·艾比哈·賓特·阿卜杜拉·本·傑費爾·本·阿比·塔里卜(Umm Abīhā bint ʿAbd Allāh ibn Jaʿfar ibn Abī Ṭālib)
  • 舍格拉·賓特·塞萊麥·本·赫貝斯·塔伊耶(Shaqrāʾ bint Salama ibn Ḥalbas al-Ṭāʿīyya)
子嗣
全名
阿卜杜勒-馬利克·本·麥爾萬·本·赫凱姆
عبد الملك ابن مروان ابن الحكم
王朝麥爾萬支系
朝代倭馬亞王朝
父親麥爾萬一世
母親阿伊莎·賓特·穆阿維葉·本·穆吉雷(ʿĀʾisha bint Muʿāwiya ibn al-Mughīra)
宗教信仰伊斯蘭教

阿卜杜勒-馬利克·本·麥爾萬·本·赫凱姆(阿拉伯語:عبد الملك ابن مروان ابن الحكم‎,羅馬化ʿAbd al-Malik ibn Marwān ibn al-Ḥakam;644年7月或8月或647年6月或7月[註 3]—705年10月9日),簡稱阿卜杜勒-馬利克(或譯作阿卜杜勒-麥立克),是倭馬亞哈里發國的第五任哈里發,685年-705年在位。他屬於第一批生下來就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早年在麥地那過着虔誠的生活。倭馬亞哈里發穆阿維葉一世(661-680年在位)及他的父親麥爾萬一世(684-685年在位)時,他作為統治家族成員擔任過一些軍政職務,被父親選定為繼承人並和平繼位。他繼位時,第二次穆斯林內戰尚未結束,倭馬亞政權幾乎瓦解,哈里發國為幾股相互敵對的勢力分裂,他父親基本穩定了王朝對敘利亞和埃及的統治,而他則在二十年的統治內徹底平定動亂,並重新開始向外擴張。

繼位後,阿卜杜勒-馬利克首先於686年進攻伊拉克英語Battle of Khazir,遭遇慘敗,於是他轉而專注於對敘利亞,暫緩進攻他的主要敵人——以麥加為根據地,控制哈里發國大部的阿卜杜拉·本·祖拜爾。為了集中精力於國內,他於689年與捲土重來的東羅馬帝國簽訂了屈辱的條約。次年,他挫敗了表兄阿什德格英語Al-Ashdaq的政變密謀,691年,他平定了在賈茲拉英語Al-Jazira (caliphal province)叛亂的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把他們納入自己的軍隊。692年末,他出兵奪回伊拉克英語Battle of Maskin,之後派大將哈查只·本·優素福攻打麥加,擊殺祖拜爾,重新統一了哈里發國。平定內部後,他再次與東羅馬帝國作戰,進軍安納托利亞亞美尼亞,在北非戰場上,摧毀了迦太基,再次奪取凱魯萬,為698年進一步進攻北非西部伊比利亞半島做了準備。在帝國東部,哈查只被任命為伊拉克總督,在伊拉克和呼羅珊重建了哈里發的權威,702年,他鎮壓了哈瓦利吉派阿拉伯部落貴族英語Abd al-Rahman ibn Muhammad ibn al-Ash'ath的叛亂。阿卜杜勒-馬利克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國家和平繁榮,政府權勢穩固。

與前幾任哈里發不同,平定反對勢力後,阿卜杜勒-馬利克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力度。他派忠誠的敘利亞阿拉伯人部隊前往各省維持秩序,逐漸取代了不太可靠的各省阿拉伯駐軍。他規定各省的稅收盈餘要上交大馬士革政府,並廢除了付給穆斯林老兵及其後代的傳統津貼,規定只有現役士兵才能領取軍餉。他還下令鑄造金第納爾英語Gold dinar以取代之前哈里發國沿用的東羅馬、波斯貨幣,這種金幣後來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通用貨幣;他還下令以阿拉伯語為行政語言,取代之前敘利亞行政機關通用的希臘語和伊拉克行政機關通用的波斯語,這些改革都影響深遠。他幼年所受的伊斯蘭教育、即位後與基督教勢力的戰爭,以及穆斯林內部爭奪領導權的鬥爭都影響了他,使他努力強化倭馬亞政權的伊斯蘭教色彩,為此,他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圓石清真寺,該寺是考古所能證明的第一座由穆斯林君主修建的宗教建築,寺中也有最早的宣揚伊斯蘭教與先知穆罕默德的銘文。阿卜杜勒-馬利克的英明統治為他的兒子韋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對外擴張奠定了良好基礎,韋立德基本繼承了父親的政策,在他治下,倭馬亞帝國達到極盛。阿卜杜勒-馬利克的中央集權政府成為後世中世紀伊斯蘭國家的楷模。

早年生活

[編輯]

阿卜杜勒-馬利克出生在父親麥爾萬·本·哈卡姆麥地那宅邸中,生於644年7月/8月或647年6月/7月[8][9][註 4]。他的母親名叫阿伊莎(A'isha),是穆阿維葉·本·穆吉雷英語Muawiya ibn al-Mughira之女[11][12]。他的父母都屬於倭馬亞氏族[11][12],倭馬亞氏族是古萊氏部落中權勢最大,最富有的一支[13]。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也屬於古萊氏(哈希姆氏族英語Banu Hashim),但因宣傳伊斯蘭教受倭馬亞氏族迫害,630年,穆罕默德勝利接管麥加,倭馬亞氏族也改信伊斯蘭教,不久之後,古萊氏族人就開始主導穆斯林國家[14]。阿卜杜勒-馬利克屬於塔比溫,即第一代生下來就是穆斯林的人,在穆斯林的政治中心麥地那長大,伊斯蘭史料稱他是個虔誠且嚴謹的人[8][15]。他對伊斯蘭教義有濃厚的興趣,可能還是個哈菲茲(能背誦整本《古蘭經》的人)[16]

阿卜杜勒-馬利克的父親麥爾萬在同屬倭馬亞氏族的哈里發奧斯曼(644-656年在位)手下擔任高級助理[8]。656年,年幼的阿卜杜勒-馬利克目睹了奧斯曼在麥地那被刺殺的過程[11],學者A.A.狄克遜(Dixon)認為這件事對他造成了持久的影響,增強了他對麥地那市民的不信任感[17]。六年之後,阿卜杜勒-馬利克的遠房堂叔,倭馬亞哈里發國的締造者穆阿維葉一世(661-680年在位)任命他[11]指揮一支麥地那人組成的艦隊,參加與東羅馬帝國的海戰[18][19][註 5]。之後他又回到麥地那城,在父親手下工作[8],他父親此時是麥地那底萬(政府)的卡提布英語Katib(秘書)[18]。居住在希賈茲(漢志)的倭馬亞族人都與在大馬士革統治的穆阿維葉一世血緣較遠,阿卜杜勒-馬利克也是一樣[8]。在氏族中,穆阿維葉屬於素福彥支系,阿卜杜勒-馬利克則屬於較大的阿卜杜勒-艾斯英語Abu al-As ibn Umayya支系。683年,反對穆阿維葉一世之子耶齊德一世(680-683年在位)的叛亂在麥地那爆發,包括阿卜杜勒-馬利克在內的倭馬亞族人都被驅逐出城[11]。此後,反對倭馬亞政權的人在國家各地起事,第二次穆斯林內戰開啟[11]。逃往大馬士革途中,阿卜杜勒-馬利克遇到了被耶齊德派往麥地那平叛的穆斯林·本·歐格白英語Muslim ibn Uqba[11],告訴他麥地那的城防情況[11]。官軍在683年8月的赫雷戰役英語Battle of al-Harra中擊敗叛軍,但該年晚些時候耶齊德突然去世,這支部隊隨即撤回敘利亞[11]

683-684年,耶齊德一世和他的兒子穆阿維葉二世(683-684年在位)相繼死去,大馬士革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權力真空,倭馬亞王朝的權威隨之瓦解[21],大部分省份都宣佈服從於佔據麥加,自稱哈里發的阿卜杜拉·本·祖拜爾[22]。不過在敘利亞,以凱勒卜部落英語Banu Kalb為代表的,在倭馬亞政權下享有特權,把持軍政職位且較早成立的諸部落仍願維持倭馬亞王朝[21]。麥爾萬和阿卜杜勒-馬利克及其他家人此時已到了敘利亞,麥爾萬與剛剛被驅逐的伊拉克總督、倭馬亞王朝支持者烏拜杜拉·本·齊亞德英語Ubayd Allah ibn Ziyad結交。凱勒卜部落首領伊本·貝赫德爾英語Ibn Bahdal隨後在賈比耶英語Jabiya召開大會,親倭馬亞的部落都參加,會上,齊亞德說服麥爾萬站出來競選哈里發[23]。諸部落貴族於是就選麥爾萬為倭馬亞王朝的新哈里發,麥爾萬的統治依賴於凱勒卜部落及其盟友,這些部落都宣稱自己起源於南阿拉伯英語South Arabia(也門),所以就被稱為「也門」諸部落[23]。它們權勢上升,損害了穆阿維葉一世時期控制敘利亞北部和賈茲拉英語Al-Jazira (caliphal province)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的利益,於是後者轉而支持祖拜爾[23]。麥爾萬率也門諸部落於684年的邁爾季·拉希特戰役英語Battle of Marj Rahit (684)中擊敗蓋斯軍隊,使得也門與蓋斯兩大部落集團之間的仇恨與對抗情緒英語Qays–Yaman rivalry進一步加深[23]。同時代詩人阿布·塔馬姆(845年去世)的詩歌中稱,阿卜杜勒-馬利克以宗教理由拒絕參加這場戰鬥[24]

統治

[編輯]

繼位

[編輯]

阿卜杜勒-馬利克是父親哈里發麥爾萬的親密顧問[8],684年末哈里發出征埃及時,他留在大馬士革管理政府事務[25]。685年麥爾萬返回後,在辛納卜萊英語Al-Sinnabra召開部落會議,任命阿卜杜勒-馬利克為菲萊斯廷軍事區英語Jund Filastin(巴勒斯坦)長官,並指定他為自己的繼承人[26][27][28],第二繼承人則是另一個兒子阿卜杜勒-阿齊茲英語Abd al-Aziz ibn Marwan[29]。這一決定違背了麥爾萬之前在賈比耶與諸部落達成的繼承安排:原本的決定是耶齊德一世之子哈立德·本·耶齊德英語Khalid ibn Yazid將在麥爾萬死後繼位,再之後將由另一位倭馬亞氏族成員,前麥地那總督阿什德格英語Al-Ashdaq繼位[30]。為此,麥爾萬讓也門部落貴族們向阿卜杜勒-馬利克作了拜阿赫英語Bay'ah(效忠誓言)[29]。學者霍廷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是在相對缺少政治經驗的情況下獲得提名,另一位學者狄克遜(Dixon)有相反的觀點,堅稱阿卜杜勒-馬利克是「因他的政治能力和對治國方略和行省關係的了解」而被選中,認為他自年輕時就「逐步擔任了要職」[25]。685年4月,麥爾萬去世,在也門部落貴族的操辦下,阿卜杜勒-馬利克和平繼位[8][15]。9世紀史家赫利法·本·赫亞特英語Khalifa ibn Khayyat稱他是在耶路撒冷即哈里發之位的,學者阿米卡姆·埃拉德(Amikam Elad)認為這一說法應該可靠[28]

阿卜杜勒-馬利克即位之時,他的親人們掌握着國家的重要職位[8]。他的兄弟穆罕默德英語Muhammad ibn Marwan負責鎮壓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另一個兄弟阿卜杜勒-阿齊茲則任埃及總督,一直做到他於705年去世[8][31]。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位的頭幾年中,敘利亞的也門部落貴族,如伊本·貝赫德爾英語Ibn Bahdal雷烏赫·本·津巴·朱扎米英語Rawh ibn Zinba al-Judhami等人掌握大權[8],雷烏赫更是擔任着宰相(即後來阿拔斯王朝時的「維齊爾」)的要職[32]。而且哈里發的警察衛隊英語Shurta長官也總是由也門部落成員擔任[33],此職先是歸於耶齊德·本·阿比·凱卜舍·塞克塞基英語Yazid ibn Abi Kabsha al-Saksaki,後由凱阿卜·本·哈米德·安西(Ka'b ibn Hamid al-Ansi)出任[33][34][35]。哈里發的赫雷斯(個人衛隊)則依照傳統,由麥瓦利(非阿拉伯裔穆斯林)組成,長官也由這類人擔任[33]

早期挑戰

[編輯]
Map of the Middle East with shaded areas indicating the territorial control of the main political actors of the Second Muslim Civil War
此圖表現了第二次內戰時期的哈里發國(686年左右)。標紅色地區由哈里發阿卜杜勒-馬利克控制,綠色和藍色地區由他的敵人穆赫塔爾·塞蓋菲英語Mukhtar al-Thaqafi阿卜杜拉·本·祖拜爾控制,黃色地區由哈瓦利吉派控制

阿卜杜勒-馬利克即位時,倭馬亞王朝僅能控制敘利亞與埃及,幾大敵人都在挑戰他的地位[8]。哈里發國的大部分省份都由阿卜杜拉·本·祖拜爾控制,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也在祖費爾·本·哈里斯·基拉比英語Zufar ibn al-Harith al-Kilabi的帶領下重整旗鼓,佔據賈茲拉英語Al-Jazira (caliphal province)地區,並以幼發拉底河畔的重要堡壘,扼守敘利亞-伊拉克道路的蓋爾吉西亞英語al-Qarqisiya為基地反抗倭馬亞政權[36][37]

初攻伊拉克戰敗

[編輯]

阿卜杜勒-馬利克的主要目標是重建倭馬亞王朝對整個哈里發國的統治[36],征服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伊拉克更是重中之重[33]。除經濟因素外,倭馬亞軍隊的主力,各阿拉伯部落成員多來自伊拉克[33][38]。與伊拉克相反,埃及雖然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但阿拉伯人並不多,無法提供足夠的士兵[39]。倭馬亞王朝因而需要優先進攻伊拉克以招攬阿拉伯部隊;但哈里發此時所依靠的敘利亞軍隊仍分為也門與蓋斯兩大集團持續對峙,他的6千也門部落士兵只能確保敘利亞,難以收復整個哈里發國[38]。於是扶持麥爾萬支系上台的將領烏拜杜拉·本·齊亞德英語Ubayd Allah ibn Ziyad着手擴軍,在諸部落,包括名義上屬於蓋斯系統的部落中大規模徵兵[38]

早在阿卜杜勒-馬利克之父麥爾萬在位時,烏拜杜拉就已受命收復伊拉克[40]。此時,伊拉克及其附屬地區由兩股勢力控制:阿里派將領穆赫塔爾·塞蓋菲英語Mukhtar al-Thaqafi控制着庫法和伊拉克北部,祖拜爾的兄弟穆斯阿卜·本·祖拜爾英語Mus'ab ibn al-Zubayr巴斯拉為基地,控制着伊拉克南部。686年8月,烏拜杜拉率6萬大軍進攻伊拉克,在海濟爾戰役英語Battle of Khazir中被穆赫塔爾的部將易卜拉欣·本·艾什泰爾英語Ibrahim ibn al-Ashtar以一支人數少得多的部隊打得慘敗,烏拜杜拉和他手下許多將領都葬身戰場[11][36]。這次慘敗迫使阿卜杜勒-馬利克暫時收斂了奪取伊拉克的壯志,此後五年,他都沒有再對伊拉克發動進攻。在此期間,穆斯阿卜擊敗並殺死穆赫塔爾英語Battles of Madhar and Harura,控制了整個伊拉克[11][36]

戰敗後,阿卜杜勒-馬利克專注於敘利亞[36]。蓋斯-也門部落矛盾仍是個影響擴張的重要問題,比如之前進攻伊拉克的倭馬亞軍隊中,蓋斯部落將軍烏邁爾·本·胡巴卜·蘇萊米英語Umayr ibn al-Hubab al-Sulami就率部在戰鬥中投降敵軍[38]。之後,烏邁爾又率軍襲擊賈茲拉地區信仰基督教的台格里卜部落英語Banu Taghlib,部落矛盾進一步激化,此前一直中立的泰格里卜部落決定支持也門部落和倭馬亞王朝[41]。689年,該部落在戰鬥中殺死烏邁爾,把他的頭送給阿卜杜勒-馬利克 [42]

東羅馬帝國攻擊,689年和約

[編輯]

上次阿拉伯人進攻君士坦丁堡(674-678年)失敗後,東羅馬帝國軍隊在兩國邊界——北敘利亞關隘地帶英語Al-'Awasim一直處於攻勢[43]。679年,雙方簽訂了為期三十年的和平條約,規定倭馬亞王朝自佔領的東羅馬海岸要塞撤軍,且每年向東羅馬進貢3千枚金幣、50匹馬和50名奴隸[44]。皇帝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還趁穆斯林爆發內戰,向倭馬亞王朝索要領土,並要求增加年貢。685年,皇帝率軍來到奇里乞亞摩普綏提阿英語Mopsuestia城,計劃攻擊已被信仰基督教的馬代特人[註 6]攪得一片混亂的敘利亞。阿卜杜勒-馬利克的政權此時仍十分不穩,於是他與東羅馬簽訂了新和約,每天獻給東羅馬1千枚金幣 、1匹馬和1名奴隸[46]

A topographic map of central Asia Minor and northern Syria and Upper Mesopotamia with administrative regions labeled and black fort-shaped markers indicating fortress locations
哈里發國-東羅馬帝國邊界要塞地帶英語Al-'Awasim(Al-ʿAwāṣim)地圖(7-10世紀),標出了雙方的主要要塞

查士丁尼二世(685-695年及705-711年在位)時期,東羅馬帝國在邊界地區更加活躍,但不能確定其軍隊是像9世紀穆斯林史家拜拉祖里記載的那樣直接進攻穆斯林,還是利用馬代特人打擊敵手[47]:這一時期,馬代特人劫掠敘利亞各地,向南到達黎巴嫩山加利利高地[48]。688年,劫掠暫時結束,東羅馬帝國趁機短暫奪回安條克[49]。此時倭馬亞軍隊剛在伊拉克戰敗,軍力衰弱,使東羅馬帝國在689年簽訂的新條約中大大獲利:據9世紀東羅馬史家宣信者狄奧法內斯記載,此次規定的貢賦與685年的相同,且規定東羅馬帝國和倭馬亞王朝共管塞浦路斯亞美尼亞高加索伊比利亞英語Principality of Iberia(今格魯吉亞),這些地區的稅收將由兩國共享;作為交換,東羅馬帝國將會安排馬代特人在本方領土定居。12世紀用敘利亞語寫作的編年史家敘利亞的米海爾則稱亞美尼亞和阿德哈爾拜詹(Adharbayjan,即伊朗阿塞拜疆)都直接被割給東羅馬帝國。實際上,阿德哈爾拜詹此時並不在倭馬亞王朝手裏,這一割讓可能是給了東羅馬人打敗當地支持祖拜爾的部隊,然後佔領該地的權利。這樣安排對雙方都有利,阿卜杜勒-馬利克的敵人將被削弱,北部疆界將得到鞏固;東羅馬帝國可以獲取領土,還能削弱穆斯林內戰中勢力較盛的一方[50]。1.2萬名馬代特人此後在東羅馬領土上定居,但也有許多人留在原地,直到哈里發韋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時,他們才屈服於倭馬亞王朝。在此之前,他們不斷襲擾倭馬亞軍隊的補給線,使得後者必須時刻做好戰鬥準備以抵禦可能的襲擊[51]

東羅馬帝國的這一系列反攻是被早期穆斯林征服打敗的諸國第一次挑戰穆斯林的勢力[43]。此外,馬代特人的叛亂使阿卜杜勒-馬利克和他的繼承者們認識到,他們已不能指望此前一直安分守己的,在本地人口佔多數的敘利亞基督徒繼續默默服從統治[43]。學者哈立德·葉海亞·布蘭金希普認為689年的條約對穆斯林來說「負擔沉重且十分屈辱」,並推測阿卜杜勒-馬利克用以維持軍隊、支付貢金的財富來自素福彥支系在累年戰爭中積累的財富和埃及上繳的稅款[52]

阿什德格叛亂,平定蓋斯諸部落

[編輯]

689/690年,阿卜杜勒-馬利克利用與東羅馬帝國簽約後的較好形勢,親自率軍進攻伊拉克的祖拜爾勢力,但他的表兄阿什德格英語Al-Ashdaq與其支持者趁此機會奪取大馬士革,哈里發只能半途折返[53]。阿什德格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的繼位違背了哈里發麥爾萬賈比耶英語Jabiya與諸部落首領達成的約定,那次協商規定阿什德格將是麥爾萬的第二繼承人[54]。回軍的阿卜杜勒-馬利克包圍大馬士革城16天,承諾如果阿什德格投降,可以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還會在政治上做出讓步[11][53]。阿什德格同意了這些條件並投降,但哈里發不相信他會放棄野心,遂親自將他處決[11]

祖費爾·本·哈里斯·基拉比英語Zufar ibn al-Harith al-Kilabi統率的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此時仍然扼守蓋爾吉西亞英語al-Qarqisiya要塞。此前,倭馬亞大將烏拜杜拉·本·齊亞德英語Ubayd Allah ibn Ziyad曾於685/686年征伐他們;哈里發屬下的希姆斯軍事區英語Jund Hims霍姆斯)長官阿班·本·韋立德·本·烏格貝英語Aban ibn al-Walid ibn Uqba也曾於689/690年發動進攻,但都沒有成功,蓋斯軍隊仍是哈里發軍隊進攻伊拉克的障礙[55]。為了報復倭馬亞王朝的殺戮,祖費爾也加強進攻,賈茲拉地區與哈里髮結盟的部落損失慘重[56]。691年夏天,阿卜杜勒-馬利克親自率軍圍攻蓋爾吉西亞,最終雙方達成協議,祖費爾和他手下的蓋斯部落加入倭馬亞王朝一方,換取在宮廷和軍隊中的特權地位[11][57][58]。敘利亞軍隊因蓋斯部落的加入而實力增強,倭馬亞王朝也重建了對賈茲拉的統治[11]。阿卜杜勒-馬利克統治初年也門諸部落,尤其是凱勒卜部落英語Banu Kalb掌握軍事的局面也被打破[59]。但此後,歷任倭馬亞哈里發又不得不面對平衡蓋斯部落和也門諸部落兩大集團在宮廷和軍隊中的利益的難題[60]

擊敗祖拜爾

[編輯]
An old photograph showing a black, cubic structure enclosed by rectangular arcade surrounded by buildings and hills
1917年拍攝的克爾白天房。692年,阿卜杜拉·本·祖拜爾在最後的戰鬥中就是在此被倭馬亞王朝大將哈查只·本·優素福率軍擊殺

敘利亞和賈茲拉局勢穩定後,阿卜杜勒-馬利克可以專心征服伊拉克[11][57]。此時,控制伊拉克的穆斯阿卜·本·祖拜爾英語Mus'ab ibn al-Zubayr忙於與哈瓦利吉派庫法巴斯拉心懷不滿的部落成員作戰,阿卜杜勒-馬利克秘密地與不滿的阿拉伯貴族聯繫,爭取了他們的支持[41]。因此,691年哈里發派去進攻伊拉克的敘利亞部隊實際已近乎不戰而勝[41]。這支部隊由倭馬亞族人率領,哈里發的兄弟穆罕默德英語Muhammad ibn Marwan指揮先鋒部隊,前哈里發耶齊德一世之子阿卜杜拉英語Abd Allah ibn Yazid哈立德英語Khalid ibn Yazid分別指揮左、右翼[41]。許多敘利亞(阿拉伯人)貴族懷疑此計劃是否可行,勸阿卜杜勒-馬利克不要親臨戰場[41],但他沒有聽從貴族的意見,自己擔任全軍最高統帥,隨後在杜傑勒運河英語Dujayl Canal畔的邁斯金(Maskin)遭遇穆斯阿卜的大軍[57]戰鬥英語Battle of Maskin中,穆斯阿卜的大部分軍隊都拒絕參戰,許多庫法士兵不滿於他之前屠殺支持穆赫塔爾英語Mukhtar al-Thaqafi的庫法人游擊部隊的行為;雪上加霜的是,穆斯阿卜的大將易卜拉欣·本·艾什泰爾英語Ibrahim ibn al-Ashtar在戰鬥的開始階段就被敵軍殺死[57][61][62]。穆斯阿卜拒絕了阿卜杜勒-馬利克開出的誘降條件(可以讓他繼續統治伊拉克,或是前往他所願意前往的省份任總督),最終戰死[63]

獲勝後,阿卜杜勒-馬利克接受了庫法貴族的效忠,任命了哈里發國東部省份的總督[64][註 7]。之後,他派遣2千敘利亞軍隊前往進攻祖拜爾的老巢希賈茲[67][68]。日後將身居高位,成為哈里發的左膀右臂的哈查只·本·優素福受命指揮這支部隊[60]。哈查只在麥加以東的塔伊夫駐紮幾個月,在阿拉法特平原數次與祖拜爾的支持者作戰[69]。阿卜杜勒-馬利克派麥瓦利(新改信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將領塔里格·本·阿慕爾英語Tariq ibn Amr率軍前去支援,這支援軍又在行軍途中攻取麥地那[70]。692年3月哈查只展開了對麥加的圍攻英語Siege of Mecca (692),期間還用投射器直接攻擊了神聖的克爾白天房[67][70]。1萬名效忠祖拜爾的士兵,包括他的兒子在內,向敵軍投降且被赦免,但祖拜爾和他的親信仍堅守克爾白天房,當年9月/10月,祖拜爾戰死[67][70],內戰自此結束,阿卜杜勒-馬利克統一了整個哈里發國[67][71][72]。哈里發的宮廷詩人,基督徒艾赫泰勒英語al-Akhtal在祖拜爾死前或死後不久,為他創作一首頌詩英語panegyric

獻給一位天賦異稟,不會讓我們失望的男人,受真主護佑取勝的男人,讓他長久歡慶自己的勝利吧!
他沖入戰場縱深,顯示得寵的吉兆,真主的哈里發,人們通過他向上天祈雨。
他的靈魂向他耳語意圖,他就堅定地將其執行,他的勇氣與謹慎,好比兩把利刃。
他是公共福祉的代表,一旦做出保證,無物能誘他背棄諾言。
——艾赫泰勒英語al-Akhtal(640-708)《部落已經離散》(Khaffat al-qaṭīnu)[73]

獲得軍事勝利後,阿卜杜勒-馬利克尋求與希賈茲的精英人物,包括祖拜爾的後裔與阿里的後裔達成和解,他們屬古來氏部落且與倭馬亞氏族為敵[74]。鑑於倭馬亞氏族的成員都已在683年逃出希賈茲,他選擇古來氏部落的另一個分支——邁赫祖姆氏族英語Banu Makhzum為雙方的中介[74]。不過他仍對這些前敵人抱有戒心,通過歷任麥地那總督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74]。第一任麥地那總督是哈查只,他同時還被任命為也門葉麻麥的總督,並負責管理693年和694年的朝覲隊伍[67]。儘管哈查只確保了希賈茲的和平,但其嚴酷的統治風格使當地人怨聲載道,阿卜杜勒-馬利克可能也是因此而把他調走[67]。但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位時的最後一位麥地那總督,哈里發的岳父、邁赫祖姆氏族成員希沙姆·本·伊斯瑪儀·邁赫祖米英語Hisham ibn Isma'il al-Makhzumi(701-706年在任)仍以虐待麥地那市民而聞名[16]

鞏固伊拉克和東部

[編輯]

伊拉克自7世紀30年代被征服以來,局勢一直動盪不安,儘管阿卜杜勒-馬利克在軍事上獲勝,管理這一省份對他來說仍是個挑戰[60]。他首先撤走了敘利亞部隊,安排伊拉克軍隊自己在巴斯拉駐防,以抵禦哈瓦利吉派的襲擊[41][75]。學者吉布認為,當時大多數伊拉克軍人已經「厭倦了(與哈瓦利吉派的)戰鬥」,「(戰事)對他們來說無甚利益,只有艱難與損失」[11]。庫法駐軍尤其這樣認為,因為他們已習慣了富裕舒適的城市生活,實際上,此前的伊拉克統治者們都面臨着庫法駐軍不願在離家太遠的地方長期作戰的問題[76][77]。一開始,阿卜杜勒-馬利克任命他的兄弟比什爾英語Bishr ibn Marwan為庫法總督,另一位親戚哈立德·本·阿卜杜拉英語Khalid ibn Abdallah ibn Khalid ibn Asid為巴斯拉總督,之後哈立德被撤職,巴斯拉也由比什爾管理[31]。這二位總督都能力有限,不過692/693年,伊拉克軍隊還是在葉麻麥擊敗奈傑德·本·埃米爾·哈乃斐英語Najda ibn Amir al-Hanafi統率的哈瓦利吉軍隊[75][78]。不過盤踞波斯的艾扎里蓋派英語Azariqa信徒(哈瓦利吉派的一支)更難對付[78],694年比什爾死後,伊拉克軍隊自波斯拉姆霍爾木茲撤回[79]

阿卜杜勒-馬利克任用族人統治伊拉克的政策顯然不太成功,694年,他任命哈查只·本·優素福為伊拉克總督[60]。庫法與巴斯拉合併為一個由哈查只統治的省份,他一上任就表明自己要加強統治力度[60]。他派曾在祖拜爾手下任職,長期與哈瓦利吉派作戰的將領穆赫萊卜·本·艾比·蘇弗拉·艾茲迪前去進攻艾扎里蓋派,697年將其消滅[60]。但舍比卜·本·耶齊德·謝巴尼英語Shabib ibn Yazid al-Shaybani此時又在伊拉克的心臟地帶發動哈瓦利吉派叛亂,攻下麥達因英語Al-Mada'in城,圍攻庫法[78]。厭戰的伊拉克軍人不願,也無力對抗叛軍,哈查只向阿卜杜勒-馬利克求援,後者派素福彥·本·艾卜萊德·凱勒比英語Sufyan ibn al-Abrad al-Kalbi率敘利亞部隊前去支援[41][78]。這支更有紀律的軍隊於697年初打敗叛軍,殺死舍比卜[78][80],698年,哈瓦利吉派的叛亂最終被平定[81]。阿卜杜勒-馬利克此時又把錫斯坦呼羅珊交給哈查只統治,使他儼然成為半個哈里發國的長官[60]。哈查只任命穆赫萊卜管理呼羅珊,702年後者死後又命其子耶齊德·本·穆赫萊卜英語Yazid ibn al-Muhallab繼任[81][82]。穆赫萊卜在其任期內重新開始了對河中地區的進攻,不過至阿卜杜勒-馬利克去世時,還沒有太大成果[78]

哈查只上任伊拉克總督後,立即威脅要處死所有拒絕與哈瓦利吉派作戰的伊拉克人[60],為了削減開支,他把伊拉克軍隊的軍餉降得比敘利亞軍隊更低[60]。學者休·甘迺迪表示,哈查只「簡直是在逼迫伊拉克人叛亂,以藉機打垮他們」[60]。699年,哈查只命令伊本·阿什阿斯英語Abd al-Rahman ibn Muhammad ibn al-Ash'ath率伊拉克駐軍(muqātila)遠征扎布利斯坦英語Zabulistan[註 8],他們與哈查只的矛盾達到頂點[81][84]。伊本·阿什阿斯和他手下的部將都十分富有,是伊拉克的上層貴族,哈查只不斷地命令與斥責他們,遠征本身也很艱難,使得他們十分憤怒[84]。行軍至錫斯坦時,伊本·阿什阿斯與他的部下發動叛亂,701年,在伊朗舒什塔爾擊敗哈查只的部隊,不久後進入庫法[84]。哈查只退到巴斯拉,依靠自己所屬的塞吉夫部落英語Banu Thaqif以及敘利亞軍隊的力量防守,這些力量不足以對付團結在伊本·阿什阿斯之下的伊拉克部隊[84]。阿卜杜勒-馬利克對此感到震驚,決定將伊拉克部隊的軍餉提到與敘利亞部隊同一水平,並將哈查只撤職,以伊本·阿什阿斯代之[84]。但阿什阿斯遵從手下的意願,拒絕接受這一提議,之後哈查只主動出擊,當年4月,在髑髏修道院戰役英語Battle of Dayr al-Jamajim中擊敗叛軍[84][85]。大部分伊拉克人在得到大赦保證後就投降了,伊本·阿什阿斯和他的追隨者逃到扎布利斯坦,幾年後死去[84]

叛亂失敗後,伊拉克的部族駐軍(muqātila)不再成為一支真正的軍事力量,伊拉克此後由由敘利亞軍隊掌控[78][85]。阿卜杜勒-馬利克和哈查只運用訓練有素的敘利亞部隊進行彈壓,再加上內部紛爭,使得伊拉克人奪回權力的努力歸於失敗[84]。為了預防叛亂,哈查只在庫法與巴斯拉這兩個伊拉克駐軍中心之間的瓦西特英語Wasit, Iraq設立一支永久性的敘利亞駐軍,並在全省範圍內實行更嚴酷的行政統治[84][85]。此後敘利亞軍隊成為伊拉克的統治階級,本地的貴族、宗教學者和麥瓦利實際上成為他們的臣民[84]。農業發達的薩瓦德英語Sawad地區(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所繳稅款原本歸伊拉克軍隊所有,現在則上交給大馬士革的哈里發國庫,以支付敘利亞軍隊在伊拉克的薪餉[85][86],這一改變反映了哈里發加強中央集權的努力[86]

與東羅馬帝國再次作戰

[編輯]

689年的倭馬亞-東羅馬和約規定停戰十年,但692年阿卜杜勒-馬利克戰勝祖拜爾後,戰爭再次爆發[78]。這次的衝突由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挑起,他拒絕接受哈里發用自己鑄造的金幣(見下文)取代拜占庭鑄造的諾米斯馬英語Nomisma金幣繳納年貢[78][87]。這一戰爭藉口僅見於東羅馬史家宣信者狄奧法內斯的記載,其年代上的矛盾使得一些學者並不相信這種說法[88]。狄奧法內斯和後來的敘利亞史料也記載了另一種戰爭理由:查士丁尼二世想要獨佔當初規定由兩國共管的塞浦路斯,並把其人口遷到小亞細亞西北部的基齊庫斯[88][89]。鑑於先前的條約給了東羅馬帝國巨大的好處,東羅馬史家與一些當代學者都批評了查士丁尼二世的行動。不過學者拉爾夫-約翰內斯·莉莉(Ralph-Johannes Lilie)指出,查士丁尼二世可能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在內戰取勝後必然會撕毀條約,因此決定在後者進一步穩定國家前先發制人[90]

The white stone remains of multiple buildings set in a grassy area surrounded by trees with the sea in the background
迦太基遺址(2013年),698年,哈桑·本·努阿曼英語Hassan ibn al-Nu'man率軍摧毀該城,羅馬帝國在北非的統治就此終結
An old cityscape view seen through open Arabesque arches with the sea and a hill in the distant horizon
2017年的突尼斯老城,阿卜杜勒-馬利克下令建造該城,之後又建造了海軍兵工廠

倭馬亞軍隊在692年的塞巴斯托波利斯戰役英語Battle of Sebastopolis中擊敗東羅馬軍,693/694年,又成功防禦了東羅馬軍隊對安條克的攻擊[78][91]。之後的幾年中,阿卜杜勒-馬利克派兄弟穆罕默德英語Muhammad ibn Marwan、兒子韋立德阿卜杜拉英語Abdallah ibn Abd al-Malik麥斯萊麥英語Maslama ibn Abd al-Malik等人率軍多次進攻安納托利亞和亞美尼亞,為日後的擴張奠定了基礎;此後倭馬亞王朝對東羅馬帝國的進攻此後不斷加強,直到717-718年第二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失敗[78][92]。695年,軍事的失敗成為查士丁尼二世被推翻的重要原因,希拉克略王朝就此告終,東羅馬帝國進入長達二十多年的混亂期,皇位在政變中易手七次,大大方便了阿拉伯人的進攻[93][94]。698/699年,提比略三世皇帝(698-705年在位)與哈里發達成協議, 雙方允許被查士丁尼二世遷移及被阿拉伯人驅趕至敘利亞的塞浦路斯人返回故鄉[95][96]。從700年開始,哈里發的兄弟穆罕默德數次進攻亞美尼亞並將其征服,703年亞美尼亞人起義,東羅馬派兵支援但被穆罕默德擊敗,後者於705年處死起義領袖,徹底鎮壓了起義。結果亞美尼亞、高加索阿爾巴尼亞高加索伊比利亞都被併入哈里發國,成為阿爾米尼亞省[97][98][99]

在北非,東羅馬帝國與柏柏爾人聯合,在682年維斯克拉戰役英語Battle of Vescera中擊殺哈里發國在易弗里基葉的總督歐格白·本·納菲英語Uqba ibn Nafi,奪回除埃及外的北非地區[100]。688年,阿卜杜勒-馬利克派歐格白的副手祖海爾·本·蓋斯英語Zuhayr ibn Qays前去奪回失地。阿拉伯軍一開始取勝,在瑪瑪戰役英語Battle of Mamma中擊殺柏柏爾人首領庫薩伊拉英語Kusaila,但後者的餘部將阿拉伯軍逼退至昔蘭尼加巴爾卡英語Barca (ancient city)城,這是東羅馬海軍又發起突襲,祖海爾斃命[101]。695年,哈里發又派哈薩尼·本·努阿曼英語Hassan ibn al-Nu'man率4萬大軍進攻北非[101][102],他攻陷了東羅馬帝國控制的凱魯萬迦太基比塞大三城[101],但皇帝利昂提奧斯(695-698年在位)於696/697年派遣一支海軍奪回了迦太基[101]。不久後東羅馬部隊被擊退,698年,哈薩尼率軍攻佔並摧毀了迦太基英語Battle of Carthage (698)[78][102], 學者休·甘迺迪認為此戰標誌着「羅馬帝國在北非的統治不可挽回的終結」[103]。凱魯萬城成了穆斯林發動進一步征服的基地,突尼斯城在哈里發的命令下建立,城中還建起了兵工廠,以建設一支強大的阿拉伯艦隊[78][102]。哈薩尼繼續率軍攻擊柏柏爾人,在698-703年之間的某個時間殺死了他們的領袖,女王卡西奈英語Dihya[101]。之後,哈里發的兄弟,埃及總督阿卜杜勒-阿齊茲英語Abd al-Aziz ibn Marwan解除了哈薩尼的職務,代以穆薩·本·努賽爾[102],後者在阿卜杜勒-馬利克之子韋立德一世時完成了對北非西部和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104]

晚年

[編輯]

一般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國內和平、權力穩固,幾種史料都證明了這一點[78]。蓋斯和也門這兩大部落集團之間持續的仇恨也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中有所緩解[105]。學者狄克遜(Dixon)認為,這要歸功於阿卜杜勒-馬利克成功地「將部落觀念引向與國家利益相符的方向,因而一舉兩得地減少了暴力衝突」[105][註 9]。他想讓長子韋立德繼位,但當初他的父親指定的第二繼承人是他的兄弟,埃及總督阿卜杜勒-阿齊茲英語Abd al-Aziz ibn Marwan[78],後者拒絕在繼承上讓步,但他在705年5月死去,潛在的衝突得以避免[78],阿卜杜勒-馬利克改任自己的兒子阿卜杜拉英語Abdallah ibn Abd al-Malik為埃及總督[109]。哈里發自己則在705年10月9日死去[110],穆斯林史家艾斯瑪儀英語al-Asma'i(828年去世)稱他是死於「少女瘟疫」,一場源自巴斯拉的年輕女性,後傳播到整個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瘟疫[111],他被埋在大馬士革的水槽門英語Bab al-Jabiya[110]

內政

[編輯]
發現於傑里科附近漢-哈斯魯拉(Khan al-Hathrura)的里程碑,是在阿卜杜勒-馬利克整修道路時製作的

打贏內戰後,阿卜杜勒-馬利克開始了影響深遠的改革,試圖鞏固倭馬亞家族對哈里發國的統治[86][112]穆阿維葉一世死後倭馬亞政權的迅速崩潰使他明白,分散的家族力量是不足依靠、不可持續的[86]。學者布蘭金希普指出,雖然他打敗了國內敵對勢力,但國內外還有許多威脅倭馬亞家族的因素,這要求他要將其統治進一步「合法化」[43]。他用中央集權來以對抗困擾哈里發政權的部落觀念[78];用加強伊斯蘭化來應對內戰爆發以來東羅馬-基督教勢力的復興,回應伊斯蘭宗教界對倭馬亞王朝的批評[43][113]。他所建立的中央集權政府成為之後中世紀穆斯林政權的模範[86]。H·甘迺迪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的「中央集權、官僚化的帝國……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整個伊斯蘭共同體內部的政治、經濟、社會差異也在他統治時得以發展,「對後來的倭馬亞統治者們來說是份難以處理的遺產」[114]

威爾豪森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的政府顯得「明顯更加技術化、等級化」,但還沒有達到後來阿拔斯王朝的程度[115]。與素福彥支系隨心所欲的統治風格相反,阿卜杜勒-馬利克嚴格控制手下官員,與他們保持合規的互動[116]。他終止了各省保留其稅收的大部分的做法,令其把大部分稅款交到大馬士革的哈里發金庫[117]。他支持哈查只向伊拉克的麥瓦利(新改信伊斯蘭教者,非阿拉伯裔穆斯林)徵收吉茲亞(異教稅)的政策,儘管這違背了只向非穆斯林徵收異教稅的傳統,他還命令阿卜杜勒-阿齊茲英語Abd al-Aziz ibn Marwan在埃及執行這一政策,但後者據稱無視這一命令[118]。他可能還設立了幾個高級職務,穆斯林傳統說法認為,郵政部英語Barid(barīd)是他建立的,這一部門除郵政外,還負責及時向哈里發通報國內各地的情況[119]。他還整修了自大馬士革到巴勒斯坦,以及聯繫耶路撒冷及其東西腹地的道路,考古發現的七座里程碑為這一事業提供了證明[120][121],其中最早的一座建於692年5月,最晚的一座建於704年9月[122][註 10]。築路工程是阿卜杜勒-馬利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之一,巴勒斯坦因處於敘利亞與埃及之間的關鍵位置及耶路撒冷的宗教意義而受特別重視[125][126]

發行伊斯蘭貨幣、行政系統阿拉伯化改革

[編輯]
The obverse and reverse of a gold-colored coin inscribed in Arabic
697/698年,大馬士革鑄造的金第納爾英語Gold dinar。693年,阿卜杜勒-馬利克下令鑄造伊斯蘭教自己的貨幣,其上一開始有哈里發的肖像,後被去除,代以宗教宣言

鑄造伊斯蘭貨幣是阿卜杜勒-馬利克加強中央集權與伊斯蘭化的重要舉措[43][86]。693年,他下令鑄造伊斯蘭教自己的金幣——第納爾英語Gold dinar,以取代原本使用的東羅馬帝國金幣[78][127]。在此之前,埃及和敘利亞的鑄幣廠停止鑄造東羅馬的金幣索利都斯[43][78],可能是由於東羅馬帝國自691/692年開始在金幣上添加耶穌肖像,違反了伊斯蘭教的偶像崇拜禁令[128]。一開始鑄造的第納爾仍有哈里發的肖像,稱其為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領袖、最高指揮官[43],事實證明,這種圖案也為穆斯林官方所接受;到696或697年,無圖像的金幣取代了原來的金幣,上面刻有《古蘭經》中的句子或其他宗教宣言[127]。698/699年,哈里發國在東部原薩珊波斯地區鑄造的銀幣迪拉姆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128],去除了原本保留的薩珊君主肖像[128],但這種新銀幣仍保留了不少薩珊風格[129]

The obverse of a bluish green-colored glass piece inscribed in Arabic
一塊玻璃硬幣砝碼英語Coin weights,製造於大馬士革,上有銘文,意為「真主之仆,阿卜杜勒-馬利克,信士們的長官」

700年左右,阿卜杜勒-馬利克命令原本使用希臘語的敘利亞底萬(政府)改用阿拉伯語[127][130][131],書記蘇萊曼·本·薩阿德·庫舍尼英語Sulayman ibn Sa'd al-Khushani負責實現這一過渡[132];三年前,哈查只已在波斯的底萬進行了這種改革,用阿拉伯語取代了波斯語[131]。但雖然工作語言改變,那些母語為希臘語或波斯語,同時又精通阿拉伯語的官僚們仍得以留任[133]。貨幣與行政系統的阿拉伯化可謂是阿卜杜勒-馬利克所進行的最具意義的改革[78],阿拉伯語最終成為整個倭馬亞哈里發國唯一的官方語言[128],呼羅珊等邊遠的省份也於8世紀40年代完成了這種轉變[134]。學者吉布認為,這一改革是「整頓、統一各省份互不相同的稅收制度的第一步,也是邁向更明確的穆斯林統治的一大步」[78]布蘭金希普認為,這些伊斯蘭化政策帶有「倭馬亞王朝過往政策所缺少的意識形態和計劃性色彩」[135]。與改革同時,阿卜杜勒-馬利克還向東羅馬帝國出口寫有希臘語版清真言莎草紙,試圖傳播伊斯蘭教[128],進一步顯示了阿拉伯-東羅馬鬥爭擴展到意識形態領域[128]

阿卜杜勒-馬利克本人和他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伊拉克與東部的總督哈查只的生活經歷可能對他們的伊斯蘭化改革有所影響——二人都屬於第一批生下來就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78],都在伊斯蘭教神學與律法的中心——希賈茲度過前半生,當地人只講阿拉伯語,行政官員都是阿拉伯穆斯林;未來的哈里發和總督熟悉這種體制,而對分別把持敘利亞和波斯政府的阿拉米裔、希臘裔基督徒與波斯裔祆教徒感到陌生[136]。素福彥支系時期的哈里發、伊拉克總督的情況則大不一樣,他們中的老一輩在青年時期就進入敘利亞與波斯,其子孫對新到阿拉伯人的了解,不超過對敘利亞、波斯人的了解[136]

在個人信仰方面,威爾豪森指出,阿卜杜勒-馬利克初期小心翼翼,以免「像耶齊德一世那樣毫不顧忌」地觸怒虔誠的民眾,但從他即位那天起,就不顧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和早期的虔誠生活,「只考慮政治需要,甚至讓克爾白天房面臨被毀的危險」[16]。狄克遜(Dixon)對此表示懷疑,認為那些以不同方式指責阿卜杜勒-馬利克的「吝嗇、奸詐、嗜血」的阿拔斯時代穆斯林史家,是出於對他個人的敵意才渲染他即位後的轉變和他對虔誠的拋棄[24]。但狄克遜也承認,阿卜杜勒-馬利克顯然會置政治需要於早年的虔誠信仰之前[24]

重組軍隊

[編輯]

與之前的哈里發相比,阿卜杜勒-馬利克偏愛真正有組織的軍隊,而非鬆散的以部落為基礎的軍隊[112][137]。因此,那些僅憑部落地位或與哈里發的私人關係就身居高位的阿拉伯貴族逐漸被按資歷提升的職業軍人取代[112][137]。由於中世紀的穆斯林史家提及軍隊組成時繼續用部落的名稱,如穆達爾(Mudar)、萊比阿(Rabi'a)、蓋斯、也門等等,這種變化一定程度上被掩蓋了[112]。學者霍廷指出,這種稱呼指的並不是早期構成阿拉伯軍隊的「武裝起來的部落」,而是軍隊中的一個個集團,這些集團的成員往往屬於同一個部落,但也不是絕對的[112]。另外,阿卜杜勒-馬利克還組建了一支以柏柏爾人為主的私人部隊,以第一任指揮官,麥瓦利韋達(al-Waddah)的名字命名為「韋達希葉(al-Waḍḍāḥiya)」,後來麥爾萬二世時,這支部隊發揮了重要作用[138]

阿卜杜勒-馬利克還把忠誠的敘利亞部隊部署到全國各地以維持秩序,這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伊拉克部落貴族的利益[112],他們在伊本·阿什阿斯領導下起兵反抗中央政府,這進一步表明,他們不太可能很好地為哈里發維護中央政府在伊拉克及東部省份的利益[112]。這場叛亂結束之後,敘利亞軍隊在軍隊中佔了首要位置[82]。 為了維持這種局面,哈里發還徹底改革了軍餉體制:軍餉將只向現役軍人發放。哈里發歐麥爾(634-644年在位)開創的向參加早期穆斯林征服的退伍老兵及其子孫發放津貼的制度被拋棄了[82]。伊拉克貴族們視領取津貼為自己的傳統權力,但總督哈查只視之為束縛國家經濟、行政力量的累贅,阻礙他與哈里發獎勵忠於自己的軍隊[82],於是希賈茲居民、甚至古來氏(穆罕默德、倭馬亞氏族等所屬的部落)成員都失去了津貼[139]。就這樣,阿卜杜勒-馬利克建立了一支以稅收為軍餉來源的正規軍隊[82]。但過於依賴敘利亞軍隊也有不利的一面,至希沙姆(723-743年在位)時期,哈里發面臨多線作戰,被迫將敘利亞部隊分散到多個孤立、且大多距敘利亞極遠的戰場[140]。與敵國作戰使得敘利亞軍隊損失慘重、日漸疲憊,且軍隊內部的派系對立也日益嚴重,削弱了倭馬亞王朝的力量,成為倭馬亞王朝倒台的重要因素[140][141]

修建圓石清真寺

[編輯]
An octagonal, multi-colored building, the upper trim of which is inscribed in Arabic, topped by a golden-plated dome
2015年的圓石清真寺,阿卜杜勒-馬利克下令修建該寺,691/692年建成

685/686年或688年,阿卜杜勒-馬利克開啟了在耶路撒冷建造圓石清真寺的計劃[142]。其落成題詞中提到了691/692年,許多學者認同這就是其修建完成的年份[143][144]。這座清真寺是考古所能證明的第一座由穆斯林君主修建的宗教建築,寺中有最早的宣揚伊斯蘭教與先知穆罕默德的文字[145]。這成了伊斯蘭建築的一大里程碑,提及穆罕默德成為了之後的伊斯蘭建築的共同特徵[145]。學者奧列格·格拉巴爾英語Oleg Grabar認為,圓石清真寺「無論是作為藝術品還是文化與信仰的記錄(來說)」,「從幾乎每個方面來說,都是伊斯蘭文化的獨特紀念碑「[146]

A gray metal-domed octagonal structure decorated with tiles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geometric designs, supported by dark stone columns with beige-colored capitals
圓石清真寺旁的鏈圓頂(2013年拍攝),同樣由阿卜杜勒-馬利克下令修建

關於阿卜杜勒-馬利克修建該寺的動機,中世紀史料給出了幾種說法[146]。修建該寺時,倭馬亞王朝一方面正與信仰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及與之結盟的基督教敘利亞人交戰,另一方面也在與控制着伊斯蘭教兩聖地的祖拜爾交戰[146][147]。因此一種解釋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想將該寺變成戰勝基督教的信仰紀念碑,並展現伊斯蘭教與在耶路撒冷紮根的另外兩種亞伯拉罕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不同[146][148]。另一種解釋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當時與祖拜爾交戰正酣,因此想要以修建該寺來轉移穆斯林對麥加的克爾白天房的注意,因為在麥加,祖拜爾會向前來朝覲的穆斯林宣揚倭馬亞王朝的罪惡[146][147][148]。一些當代學者懷疑第二種說法,認為這種說法是污衊倭馬亞王朝的政治宣傳,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不太可能嘗試改變穆斯林朝覲克爾白的神聖要求;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說法難以被完全否定[146][147][148]。最後一種解釋將聖殿山(伊斯蘭教稱Haram al-Sharif,崇高的聖地)的伊斯蘭建築群(圓石、鏈圓頂)解釋為宣揚伊斯蘭教義的場景,展現先知穆罕默德將在復活日英語Day of Resurrection的審判中扮演說情人的角色,這些建築各有象徵:鏈圓頂象徵末日審判的法庭,圓石清真寺象徵着死者將進入的天堂[149]

阿卜杜勒-馬利克的兒子們在許多地方修建了不少建築,但他已知的建造活動僅限於耶路撒冷[150]。他在圓石清真寺旁修建了鏈圓頂[151],擴建聖殿山,以囊括在圓石清真寺之下的「基石英語Foundation Stone」,並修建兩座城門(可能是仁慈門先知門英語Gates of the Temple Mount#Triple Gate[150][152]。東羅馬史家狄奧法內斯記載(可能引自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的默基特派英語Melkite原始記載),阿卜杜勒-馬利克想要用客西馬尼園(基督教聖地)的柱子重建克爾白天房,但他手下的基督徒財務主管塞爾均·本·曼蘇爾英語Sarjun ibn Mansur大馬士革的約翰之父)和另一位名叫帕特里基歐斯(Patrikios)的基督教領袖設法勸止了哈里發,還說服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為此工程提供了一批柱子[95][153]

影響與評價

[編輯]
A map of northern Africa, southern Europe and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 with different color shades denoting the stages of expansion of the caliphate
表現哈里發國領土擴張的地圖,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位時,圖中黃色標識的地區(北非、安納托利亞)被阿拉伯人佔領

學者尤利烏斯·威爾豪森認為阿卜杜勒-馬利克是倭馬亞王朝「最受尊敬(celebrated)」的哈里發[154]休·甘迺迪稱:「他的統治帶來了一段來之不易的成功時期」[82]。9世紀穆斯林史家葉耳孤比稱他「勇敢、精明而睿智,但有點吝嗇」[34]。他的長子韋立德一世(705-715年在位)延續的父親的政策,使倭馬亞王朝的勢力達到頂峰[76][155]。阿卜杜勒-馬利克重新統一哈里發國,壓制了國內的不穩定因素並進行行政改革,為韋立德一世時期大幅擴張領土奠定了基礎[156]。韋立德之後,他的另外三個兒子也曾擔任哈里發:蘇萊曼(715-717年在位)、耶齊德二世(720-724年在位)和希沙姆(724-743年在位),717-720年則是阿卜杜勒-阿齊茲的兒子歐麥爾二世在位[76]。除歐麥爾二世和麥爾萬二世(744-750年在位)之外,阿卜杜勒-馬利克之後繼位的哈里發都是他的直系後代,因此穆斯林史料會稱他為「眾王之父」[154],西班牙的後倭馬亞王朝的諸埃米爾和哈里發也是他的直系後代[157]。為他作傳的學者蔡斯·F·羅賓遜評論道:「為早期伊斯蘭社會帶來王朝世襲制度的是穆阿維葉一世,但將其落到實處的是阿卜杜勒-馬利克」[157]

家族與生活

[編輯]
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位時按季節常住的地方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Umayyad ruling family during the caliphate of Abd al-Malik
倭馬亞王朝家譜,阿卜杜勒-馬利克的四個兒子、三個孫子成為哈里發

阿卜杜勒-馬利克傾向重用家族成員,讓他們把持關鍵職位,倭馬亞王朝此前還沒有哈里發做到這種程度:這種做法最盛時,幾乎所有省份的總督和敘利亞各行政區的長官都由他的兄弟或兒子擔任[158][159]。同樣,呆在大馬士革宮廷的倭馬亞氏族成員也遠比之前要多,這是因為大部分族人都在內戰爆發後,於683年自麥地那逃到大馬士革[160]。他還通過婚姻親近之前三位哈里發所屬的倭馬亞氏族素福彥支系,並授予他們官職:如耶齊德一世之子哈立德就曾任軍、政高官,並與哈里發的女兒阿伊莎(A'isha)結婚[31][161]。阿卜杜勒-馬利克還娶了哈立德的姐妹阿蒂凱,她成為哈里發最喜愛、最有權勢的妻子[31]

阿卜杜勒-馬利克與幾位妻子及若干烏姆·韋萊德英語Umm walad(奴隸妃子)生有子女。具體如下:

另外,阿卜杜拉英語Abdallah ibn Abd al-Malik麥斯萊麥英語Maslama ibn Abd al-Malik賽義德英語Sa'id ibn Abd al-Malik、蒙齊爾(Al-Mundhir)、安巴薩(ʿAnbasa)、穆罕默德英語Muhammad ibn Abd al-Malik ibn Marwan、哈查只(Al-Ḥajjāj)這七個兒子是阿卜杜勒-馬利克與奴隸妃子所生[162],其中最後一位以哈查只·本·優素福的名字命名[170]。穆斯林史家葉耳孤比記載,阿卜杜勒-馬利克的兒子中有十四個比他活得更久[34]

阿卜杜勒-馬利克在位時主要住在大馬士革,同時也會按季節前往附近地區小住[171][172]。冬季他一般呆在大馬士革,或是位於太巴列湖湖畔的辛納卜萊英語Al-Sinnabra;之後他會前往位於戈蘭高地賈比耶英語Jabiya代爾·穆蘭英語Dayr Murran村,後者是個修道院村莊,坐落卡松山山坡,可以俯瞰大馬士革古塔地帶的果園[171][172];他通常會在三月份返回大馬士革,盛夏時節到貝卡谷地巴勒貝克避暑,早秋再返回[171][172]

註釋

[編輯]
  1. ^ 信士們的長官(Amīr al-muʾminīn)」是錢幣、銘文、早期穆斯林史料中最常見的阿卜杜勒-馬利克的正式頭銜[1][2][3]。一些7世紀90年代中期鑄造的錢幣上、總督哈查只·本·優素福的信件中、與他同時代的艾赫泰勒英語al-Akhtal傑里爾英語Jarir ibn Atiya法賴茲德格英語al-Farazdaq的詩作中都曾稱他為「真主的哈里發(khalīfat Allāh)」[4][5]
  2. ^ 阿卜杜勒-馬利克於693-697年鑄造的金幣上有人物形象,被稱為「站着的哈里發」,歷史學、錢幣學學者一般認為這也就是他自己的形象[6]。但史學家羅伯特·霍伊蘭英語Robert Hoyland認為,這是當時人所認為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形象[7]
  3. ^ 希吉拉23年或26年的賴買丹月。此條目中部分年份或月份是原始記載使用的伊斯蘭曆法的年與月轉為公曆而成,會橫跨公曆的兩年、兩個月,用「/」標識,下同。
  4. ^ 伊斯蘭史料記載阿卜杜勒-馬利克出生在伊斯蘭曆賴買丹月,具體日期無載[9]。在出生年份上,則有兩種觀點:赫利法·本·赫亞特英語Khalifa ibn Khayyat(854年去世)、 塔巴里(923年去世)引用的麥達伊尼英語al-Mada'ini(843年去世)記載、 拜拉祖里(892年去世)、埃薩基爾英語Ibn Asakir(1175年去世)認為他生於回曆23年;另一派學者,包括伊本·薩阿德英語Ibn Sa'd(845年去世),塔巴里引用的瓦吉迪英語al-Waqidi(823年去世)記載、伊本·艾西爾(1233年去世)、蘇尤提英語al-Suyuti(1505年去世)認為他生於回曆26年[10]
  5. ^ 662年冬季對抗東羅馬海軍的戰鬥中,在敘利亞海軍中擔任與阿卜杜勒-馬利克相同職務的是布斯爾·本·艾比·埃爾塔特英語Busr ibn Abi Artat阿卜杜拉赫曼·本·哈立德英語Abd al-Rahman ibn Khalid[19]。據學者馬雷克·揚科維亞克(Marek Jankowiak)的說法,阿拔斯王朝時期編撰的史書多為了貶低倭馬亞王朝而刪除了阿卜杜勒-馬利克在穆阿維葉一世(661-680年在位)時期率軍對抗東羅馬軍隊的事跡,但10世紀阿拉伯裔基督徒編年史家希拉波利斯的阿伽皮烏斯英語Agapius of Hierapolis的著作將其保留[20]
  6. ^ 馬代特人信仰基督教,其族源不明,阿拉伯人稱之為「傑拉吉邁(Jarājima)」。他們原本居住在敘利亞沿海山地,即努爾山脈黎巴嫩山前黎巴嫩山英語Anti-Lebanon Mountains等地區。他們很大程度上保持自治,根據哈里發國-東羅馬帝國邊界要塞地帶英語Al-'Awasim的形勢,時而效忠東羅馬帝國,時而效忠哈里發國[45]
  7. ^ 祖拜爾任命的呼羅珊總督阿卜杜拉·本·哈齊姆·蘇萊米英語Abd Allah ibn Khazim al-Sulami實際保持半獨立。692年初,他拒絕承認阿卜杜勒-馬利克的哈里發地位,以換取祖拜爾對他總督職位的確認[65]。後來部將貝希爾·本·韋爾加(Bahir ibn Warqa)殺害了他,阿卜杜拉的首級被木鹿的副長官布凱爾·本·維沙赫(Bukayr ibn Wishah)送給阿卜杜勒-馬利克,隨後哈里發任命布凱爾為呼羅珊的新任總督[66]
  8. ^ 該地區在隋唐的中文記載中被稱為謝䫻、訶達羅支、漕矩吒、社護羅薩他那等,阿拉伯人稱為Zābul或Zābulistān[83]
  9. ^ 691年蓋斯部落與倭馬亞王朝和解後,凱勒卜部落英語Banu Kalb(屬也門諸部落)與費扎雷部落英語Banu Fazara(屬蓋斯諸部落英語Qays)仍於692-694年在希賈茲爆發暴力衝突[106],屬蓋斯系統的蘇萊姆部落英語Banu Sulaym與和也門系統結盟的台格里卜部落英語Banu Taghlib也持續戰鬥至692年[107]。阿卜杜勒-馬利克干預了這兩場衝突,以武力威嚇、處決部落首領及金錢手段終結了部落間無休止的仇殺與復仇[108]
  10. ^ 這些里程碑上都有銘文,證明是阿卜杜勒-馬利克下令建造這一道路,自北向南,依次在菲格英語Fiq, Syria附近、塞邁赫英語Samakh, Tiberias霍齊巴的聖佐治修道院英語Monastery of St. George of Choziba、漢-哈斯魯拉(Khan al-Hathrura)、巴卜·瓦德英語Bab al-Wad阿布·古什英語Abu Ghosh被發現。塞邁赫的里程碑定年於692年,菲格附近的兩個里程碑定年於704年,其餘的路碑沒有標明年份[123]。第八塊里程碑發現於埃恩·赫梅德英語Ein Hemed,距阿布·古什不遠,但已殘缺不全,似乎製造與阿卜杜勒-馬利克去世之後[124]

引用

[編輯]
  1. ^ Crone & Hinds 1986,第11頁.
  2. ^ Marsham 2018,第7–8頁.
  3. ^ Anjum 2012,第47頁.
  4. ^ Crone & Hinds 1986,第7–8頁.
  5. ^ Marsham 2018,第7頁.
  6. ^ Hoyland 2007,第594頁.
  7. ^ Hoyland 2007,第593–596頁.
  8. ^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Kennedy 2016,第80頁.
  9. ^ 9.0 9.1 Dixon 1971,第15頁.
  10. ^ Dixon 1971,15頁註釋1–2.
  11. ^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1.06 11.07 11.08 11.0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4 11.15 11.16 Gibb 1960,第76頁.
  12. ^ 12.0 12.1 Ahmed 2010,第111頁.
  13. ^ Della Vida 2000,第838頁.
  14. ^ Donner 1981,第77–78頁.
  15. ^ 15.0 15.1 Dixon 1971,第20頁.
  16. ^ 16.0 16.1 16.2 Wellhausen 1927,第215頁.
  17. ^ Dixon 1971,第16頁.
  18. ^ 18.0 18.1 Dixon 1971,第17頁.
  19. ^ 19.0 19.1 Jankowiak 2013,第264頁.
  20. ^ Jankowiak 2013,第273頁.
  21. ^ 21.0 21.1 Kennedy 2016,第78–79頁.
  22. ^ Hawting 2000,第48頁.
  23. ^ 23.0 23.1 23.2 23.3 Kennedy 2016,第79頁.
  24. ^ 24.0 24.1 24.2 Dixon 1971,第21頁.
  25. ^ 25.0 25.1 Dixon 1971,第18頁.
  26. ^ Mayer 1952,第185頁.
  27. ^ Crone 1980,第100, 125頁.
  28. ^ 28.0 28.1 Elad 1999,第24頁.
  29. ^ 29.0 29.1 Hawting 2000,第59頁.
  30. ^ Hawting 2000,第58–59頁.
  31. ^ 31.0 31.1 31.2 31.3 Wellhausen 1927,第222頁.
  32. ^ Hawting 1995,第466頁.
  33. ^ 33.0 33.1 33.2 33.3 33.4 Kennedy 2001,第35頁.
  34. ^ 34.0 34.1 34.2 Biesterfeldt & Günther 2018,第986頁.
  35. ^ Crone 1980,第163頁.
  36. ^ 36.0 36.1 36.2 36.3 36.4 Kennedy 2016,第81頁.
  37. ^ Streck 1978,第654–655頁.
  38. ^ 38.0 38.1 38.2 38.3 Kennedy 2001,第32頁.
  39. ^ Kennedy 2016,第80–81頁.
  40. ^ Bosworth 1991,第622頁.
  41. ^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Kennedy 2001,第33頁.
  42. ^ Wellhausen 1927,第204頁.
  43. ^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Blankinship 1994,第28頁.
  44. ^ Lilie 1976,第81–82頁.
  45. ^ Eger 2015,第295–296頁.
  46. ^ Lilie 1976,第101–102頁.
  47. ^ Lilie 1976,第102頁.
  48. ^ Eger 2015,第296頁.
  49. ^ Lilie 1976,第102–103頁.
  50. ^ Lilie 1976,第103–106, 109頁.
  51. ^ Lilie 1976,106–107頁註釋13.
  52. ^ Blankinship 1994,第27–28頁.
  53. ^ 53.0 53.1 Dixon 1971,第125頁.
  54. ^ Hawting 2000,第58-59頁.
  55. ^ Dixon 1971,第92–93頁.
  56. ^ Dixon 1971,第102頁.
  57. ^ 57.0 57.1 57.2 57.3 Kennedy 2016,第84頁.
  58. ^ Dixon 1971,第93頁.
  59. ^ Kennedy 2016,第86–87頁.
  60. ^ 60.00 60.01 60.02 60.03 60.04 60.05 60.06 60.07 60.08 60.09 Kennedy 2016,第87頁.
  61. ^ Fishbein 1990,第181頁.
  62. ^ Wellhausen 1927,第195–196頁.
  63. ^ Dixon 1971,第133–134頁.
  64. ^ Wellhausen 1927,第197頁.
  65. ^ Wellhausen 1927,第420頁.
  66. ^ Wellhausen 1927,第421頁.
  67. ^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Dietrich 1971,第40頁.
  68. ^ Wellhausen 1927,第197–198頁.
  69. ^ Wellhausen 1927,第198頁.
  70. ^ 70.0 70.1 70.2 Wellhausen 1927,第199頁.
  71. ^ Wellhausen 1927,第200頁.
  72. ^ Dixon 1971,第140頁.
  73. ^ Stetkevych 2016,第129, 136–137, 141頁.
  74. ^ 74.0 74.1 74.2 Ahmed 2010,第152頁.
  75. ^ 75.0 75.1 Wellhausen 1927,第227頁.
  76. ^ 76.0 76.1 76.2 Hawting 2000,第58頁.
  77. ^ Wellhausen 1927,第229頁.
  78. ^ 78.00 78.01 78.02 78.03 78.04 78.05 78.06 78.07 78.08 78.09 78.10 78.11 78.12 78.13 78.14 78.15 78.16 78.17 78.18 78.19 78.20 78.21 Gibb 1960,第77頁.
  79. ^ Wellhausen 1927,第228–229頁.
  80. ^ Kennedy 2001,第33–34頁.
  81. ^ 81.0 81.1 81.2 Wellhausen 1927,第231頁.
  82. ^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Kennedy 2016,第89頁.
  83. ^ 季羨林 2000,第955-956頁
  84. ^ 84.00 84.01 84.02 84.03 84.04 84.05 84.06 84.07 84.08 84.09 Kennedy 2016,第88頁.
  85. ^ 85.0 85.1 85.2 85.3 Kennedy 2001,第34頁.
  86. ^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Kennedy 2016,第85頁.
  87. ^ Mango & Scott 1997,第509頁.
  88. ^ 88.0 88.1 Mango & Scott 1997,510頁註釋1.
  89. ^ Ditten 1993,第308–314頁.
  90. ^ Lilie 1976,第107–110頁.
  91. ^ Lilie 1976,第110–112頁.
  92. ^ Lilie 1976,第112–116頁.
  93. ^ Blankinship 1994,第31頁.
  94. ^ Lilie 1976,第140頁.
  95. ^ 95.0 95.1 PmbZ'Abd al-Malik (#18/corr.).
  96. ^ Ditten 1993,第314–317頁.
  97. ^ Blankinship 1994,第107頁.
  98. ^ Ter-Ghewondyan 1976,第20–21頁.
  99. ^ Lilie 1976,第113–115頁.
  100. ^ Kaegi 2010,第13–14頁.
  101. ^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Kaegi 2010,第14頁.
  102. ^ 102.0 102.1 102.2 102.3 Talbi 1971,第271頁.
  103. ^ Kennedy 2007,第217頁.
  104. ^ Lévi-Provençal 1993,第643頁.
  105. ^ 105.0 105.1 Dixon 1971,第120頁.
  106. ^ Dixon 1971,第96–98頁.
  107. ^ Dixon 1971,第103–104頁.
  108. ^ Dixon 1971,第96–98, 103–104頁.
  109. ^ Becker 1960,第42頁.
  110. ^ 110.0 110.1 Hinds 1990,第125–126頁.
  111. ^ Conrad 1981,第55頁.
  112. ^ 112.0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Hawting 2000,第62頁.
  113. ^ Blankinship 1994,第78頁.
  114. ^ Kennedy 2016,第90頁.
  115. ^ Wellhausen 1927,第220–221頁.
  116. ^ Wellhausen 1927,第221頁.
  117. ^ Kennedy 2016,第72, 76, 85頁.
  118. ^ Crone 1994,14頁註釋63.
  119. ^ Hawting 2000,第64頁.
  120. ^ Sharon 2004,第95頁.
  121. ^ Elad 1999,第26頁.
  122. ^ Bacharach 2010,第7頁.
  123. ^ Sharon 2004,第94–96頁.
  124. ^ Cytryn-Silverman 2007,第609–610頁.
  125. ^ Sharon 1966,第370–372頁.
  126. ^ Sharon 2004,第96頁.
  127. ^ 127.0 127.1 127.2 Blankinship 1994,第28, 94頁.
  128. ^ 128.0 128.1 128.2 128.3 128.4 128.5 Blankinship 1994,第94頁.
  129. ^ Darley & Canepa 2018,第367頁.
  130. ^ Hawting 2000,第63頁.
  131. ^ 131.0 131.1 Duri 1965,第324頁.
  132. ^ Sprengling 1939,第212–213頁.
  133. ^ Wellhausen 1927,第219–220頁.
  134. ^ Hawting 2000,第63–64頁.
  135. ^ Blankinship 1994,第95頁.
  136. ^ 136.0 136.1 Sprengling 1939,第193–195頁.
  137. ^ 137.0 137.1 Robinson 2005,第68頁.
  138. ^ Athamina 1998,第371頁.
  139. ^ Elad 2016,第331頁.
  140. ^ 140.0 140.1 Blankinship 1994,第236頁.
  141. ^ Kennedy 2001,第30頁.
  142. ^ Elad 1999,第24, 44頁.
  143. ^ Johns 2003,第424–426頁.
  144. ^ Elad 1999,第45頁.
  145. ^ 145.0 145.1 Johns 2003,第416頁.
  146. ^ 146.0 146.1 146.2 146.3 146.4 146.5 Grabar 1986,第299頁.
  147. ^ 147.0 147.1 147.2 Johns 2003,第425–426頁.
  148. ^ 148.0 148.1 148.2 Hawting 2000,第60頁.
  149. ^ Tillier, Mathieu. 『Abd al-Malik, Muḥammad et le Jugement dernier : le dôme du Rocher comme expression d』une orthodoxie islamique, inLes vivants et les morts dans les sociétés médiévales. Actes du XLVIIIe Congrès de la SHMESP (Jérusalem, 2017), Éditions de la Sorbonne, Paris, 2018, p. 341-365. https://books.openedition.org/psorbonne/53878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150. ^ 150.0 150.1 Bacharach 1996,第28頁.
  151. ^ Elad 1999,第47頁.
  152. ^ Elad 1999,第25–26頁.
  153. ^ Mango & Scott 1997,510頁註釋5.
  154. ^ 154.0 154.1 Wellhausen 1927,第223頁.
  155. ^ Kennedy 2002,第127頁.
  156. ^ Dixon 1971,第198頁.
  157. ^ 157.0 157.1 Robinson 2005,第124頁.
  158. ^ Wellhausen 1927,第221–222頁.
  159. ^ Bacharach 1996,第30頁.
  160. ^ Wellhausen 1927,第167, 222頁.
  161. ^ 161.0 161.1 Ahmed 2010,第118頁.
  162. ^ 162.00 162.01 162.02 162.03 162.04 162.05 162.06 162.07 162.08 162.09 Hinds 1990,第118頁.
  163. ^ Blankinship 1989,第1–2頁.
  164. ^ Hinds 1991,第140頁.
  165. ^ Ahmed 2010,第116頁.
  166. ^ Ahmed 2010,116頁註釋613.
  167. ^ Ahmed 2010,160頁註釋858.
  168. ^ Ahmed 2010,第128頁.
  169. ^ Madelung 1992,第247, 260頁.
  170. ^ Chowdhry 1972,第155頁.
  171. ^ 171.0 171.1 171.2 Kennedy 2016,第96頁.
  172. ^ 172.0 172.1 172.2 Bacharach 1996,第38頁.

來源

[編輯]

延伸閱讀

[編輯]
阿卜杜勒-馬利克
出生於:644或647年逝世於:705年10月9日
伊斯蘭教遜尼派頭銜
前任者:
麥爾萬一世
伊斯蘭教第九代哈里發
685年4月12日 – 705年10月9日
繼任者:
韋立德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