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在香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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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即香港中联办（与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一直对香港内部事务作出不同形式干预，其中包括香港各级选举中，立法会议员内部运作及投票意向等。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就基本法第22条对中联办的规定，中联办曾经于2020年4月自称不受《基本法》第22条约束[1]，但说法和特区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以及不少法律学者[谁？]对有关条例的诠释均不相符。该声称亦引起中联办在港物业应否获豁免印花税的争议[2][3]。
介入香港选举
[编辑]英国公共媒体BBC中文网刊登的《香港观察》文中认为，香港中联办2000年成立后，开始逐渐代表中共中央高度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并高度影响及介入香港的选举，包括香港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选举[4]。
建制派政党自由党的田北俊在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过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在名单比例代表制中“中联办的影响力很大”。他举例说，新界东有50万人投票，中联办只要控制一万票就可以了。“一万票在50万票不是大数目，但它最后只要给两名候选人，排第八、第九，各分五千票，便保证你能胜出了。”[5]。
西环契仔契女
[编辑]于历届立法会选举中，中联办都有扶植香港一些非传统亲北京阵营人士，他们一般被称为西环契仔/西环契女。被舆论列为西环契仔契女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有创建力量谢伟俊、香港经济民生联盟梁美芬、新民党的容海恩、叶刘淑仪和自称“独立”的前香港律师会会长何君尧等，大部分是法律界出身。一些在张晓明任职香港中联办主任期间冒起的新兴激进建制派组织如“爱护香港力量”、“爱港之声”、“保卫香港运动”等也被媒体视为西环契仔契女。另外，香港政坛上也有将传统建制派政党民建联及工联会列为“中联办亲生仔”[6][7][8]。
端传媒一项就周永勤退选风波的报道中，提及自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开始，中联办就开始挑选“政治代理人”，而亲中联办候选人，得票亦一次比一次多。[9]
2008年香港立法会选举
[编辑]独立建制派，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陆宏广曾经多次参与立法会选举工程界功能组别，但于2008年，陆宏广因当年泛民主派黎广德挑战现任建制派议员何锺泰，中联办担心陆宏广会分薄建制派的票源，令黎广德渔人得利，因此将陆宏广劝退。[10]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
[编辑]于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亲建制派自由党候选人周永勤于8月25日收到两段恐吓录音，及后于当晚选举论坛宣布退选，事件被指和激进建制派候选人何君尧有关[11][12]。自由党虽然表示对事件不知情，但其后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承认中联办早在7月已为确保何的选情而要求他劝退周[13]
田北俊于选举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指，由于中联办在背后打点安排，所以可以看到新民党的容海恩虽然是个“什么都没有做的新人”，但她的资源已经很多，所有社团的票都分配给她，而最终她亦当选[5]。而周永勤于选举后接受端传媒访问时直言，“哪管他是跛子，在中联办名单就有票”，指事件已经不是香港执法部门可以处理，又指中联办的渗透，只会更加变本加厉，他希望这件事能够令更多对政治冷漠的人醒觉起来。[9]
在2019年10月，信息技术通信学会的期刊上刊登了有关退选事件的传讯研究，内容指出退选事件令更多人参加非建制派的策略性投票计划雷动计划以对抗北京政府干预香港选举[14]。
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
[编辑]2017年1月17日，资讯科技界立法会议员莫乃光透露，中联办近日透过中间人接触数名民主派选委，呼吁他们提名林郑月娥，并将林郑说成是“真命天子”。莫乃光说，不评估中联办背后动机，亦不能透露何时接获有关讯息[15]。
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
[编辑]就2020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新民党进行党内初选，其中新界东选区除了现任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参与之外，更吸引了原本属于自由党退党的李梓敬参与。容海恩其后宣布退出初选[16]，时事评论员游清源在D100电台节目《龙凤大茶楼》表示，相信中联办是希望保住立法会建制派议席过半，认为近年成为网络红人的李梓敬得票会比容海恩高，中联办才会授意他参选。[17]
立场新闻于2020年6月报道，揭发香港中联办通过其持股公司网络，拥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别至少 30 票，其中联合出品集团有16票，大公报有2票，文汇报亦有1票。记者同时发现，体演文出界别内至少有5张团体票，登记地址位于中联办名下的物业。[18]
介入香港出版自由
[编辑]据香港电台报道，香港三大出版机构——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三中商”）及其所属或控股的众多书店与出版社都属中资或“爱国商人”控制，而三中商的母公司是实际由中联办透过联合出版集团全资拥有，现时大部分的大学书店都由三中商营运，而香港众多教科书出版商背后的老板都是中联办。此外，中联办经营香港超过半数书店，一般书籍大约有七至八成在三中商书店售出，近年来，一些中国内地的敏感禁书如批评政府的书籍已不在三中商发售，部分也不容易在三中商找到。香港电台电视部制作的每周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铿锵集》记者在专辑中多番追问中联办各级官员，官员回应不是含糊其辞就是逃避问题和不肯回答[19]。
“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
[编辑]2008年，中联办研究部主任曹二宝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第422期发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20]，建议香港设置直属中央的“第二支重要管治力量”，令部分香港市民对中联办介入香港内部事务感到忧虑[21]。
2010年：民主党及中联办进行就2012年政改方案谈判
[编辑]2010年5月24日，民主党三名成员，包括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刘慧卿、资深成员张文光，获邀与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李刚、法律部部长冯巍及副部长刘春华会面，讨论香港政制改革。民主党当时游说修订香港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五席新增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员由全港没有功能组别投票权的选民投票产生（称为超级区议员）。[22]
2012年：张晓明泛民‘能活着显示国家包容’言论争议
[编辑]2012年12月18日，张晓明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曾公开表明“西环不治港，但是西环要尽责”，又多次就香港的敏感政治议题发言，引起关注，被民主派视为“强硬派”人物。2014年，香港社会进入讨论政改的重要阶段，同年8月19日，梁耀忠等数名泛民立法会议员会面，路透社、法新社等多间外电均引述消息报道，梁耀忠当时问张晓明，中央会否允许泛民人士参选特首，张晓明回应称：“你们能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及包容。”该言论被外界质疑是“制造敌我矛盾”，而会面也未能打破泛民与中央之间的僵局[23]。
2019年 ：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中的立场及相关事件
[编辑]2019年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发表言论支持香港警察和支持修例，副主任陈冬指香港应为“购物天堂”而非“逃犯天堂”，支持港府尽快修例[24]。
误判形势
[编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爆发初期，中联办、港澳办等部门呈上去的形势评估报告写得颇为乐观，但是随着局势升级，令中央政府感到错愕，亦对香港局势感到担心。[25]路透社于2019年11月刊文透露中央政府已在深圳的紫荆山庄设立一个香港危机中心，试图绕过中联办以加强对港事态管理力度。中国外交部则回应路透社设立危机中心的报道不实[26]。[27]
中联办大楼遭破坏事件
[编辑]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中，一批示威者前往西营盘干诺道西中联办大楼外，向中联办招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投掷鸡蛋及墨水弹、用喷漆涂污闭路电视镜头，以及在中联办门外和墙上涂鸦并喷上“屌支那”、“支联办”、“fk支那”，被指是回归22年来中联办遭受的最严重破坏。建制派强烈谴责，批评是挑战中央及特区政府的底线，严重侮辱国家尊严。泛民主派则指事件反映中央在港政策完全失败，中联办需要负上很大责任[28]。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示威者，批评公然挑战国家主权[29]。香港中联办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亦表示最强烈愤慨和谴责，指示威者行径已超越和平示威范畴[30]。在遭到破坏之后，中联办已派人连夜更换国徽、清洗外墙及地面[31]。
元朗袭击事件相关争议
[编辑]在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当晚及翌日凌晨，香港新界元朗区发生袭击事件。一批穿着白衫、手系红绳之疑似黑社会成员在鸡地及港铁元朗站持械无差别袭击途人，多人血流披面，事件中一共至少45人受伤[32]，其中事件涉及和中联办关系密切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7月11日，中联办新界工作部部长李蓟贻在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就职典礼上，促请“爱国爱港的村民不要让暴徒进入元朗搞事”，“进来就一定要赶他们走”[33][34][35]。袭击事件过后，李蓟贻的有关言论被外界质疑是中联办煽动或“动员”元朗的暴力事件，7月23日，李蓟贻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中被记者追问时一直微笑不语，对是否涉及煽动元朗暴力事件的问题一概闭嘴不答[36]。
台湾联华电子前董事长曹兴诚于2022年接受《德国之声》有关保卫台湾及个人政见的专访时，提及中联办就是元朗袭击事件的主谋。他忆述于反修例示威进行期间，中联办人员曾请他吃饭，面对过百万人上街抗议，中联办人员在饭局中告诉他，说会“找一些流氓来、公安来”，把抗议的市民“痛打一顿”，令市民“变乖”云[37]。
2020年：自称不受《基本法》第22条约束
[编辑]2020年4月13日，中联办发言人在接受传媒查询时，指责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副主席郭荣铿在主持内务委员会选举时“滥用权力”，有关行为“有违宣誓誓言”及“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38]，郭荣铿回应指，中联办及港澳办均无任何权力或资格，去影响或评论立法会及和委员会如何运作，以及立法会议员如何履行职务，亦无任何法例赋予权力处理诸如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指控。至4月17日，中联办发言人称，港澳办及中联办“不是《基本法》第22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故“有权就立法会事务行使监督权”云[1]。
然而在2007年1月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编号CB(2)898/06-07(02)文件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区设立的机构，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39]。而包括2018年6月13日立法会记录在内的多份文件表示，中联办受廿二条所约束[3]。有关官方记录与中联办发言人的说法不符。
及后事件引申成为对中联办获豁免高达$2亿印花税。由于中联办一直被政府视为中央人民政府驻港机构，故中联办及其子公司在港购买物业，可根据《印花税条例》获豁免印花税。然而，如果中联办有关宣称正确，则中联办并不符合《印花税条例》豁免印花税的要求。政府被问及会否向中联办追收过往豁免的印花税，则未有回应。[40]
法律学者陈文敏亦反驳，中联办无权监督《基本法》的实施，《基本法》第22条的意思是相当清楚的，特区政府在2007年提交立法会的文件中亦有清楚说明，同一句说话在同一条条文内，不可能得出中联办是中央部门但又不是中央部门的结论，事件实属中联办自行胡乱注释法律。[2]
其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批评两办声明及港府解释22条方法已令香港出现宪政危机。该党另一议员林卓廷亦指涉及整个政治制度，不能接受中联办做太上皇，控制特区政府运作。[41]
而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回应有关事件时，指出《基本法》第22条清楚约束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无一部门可以例外，两办肯定受《基本法》第22条规管，直斥中联办指自己对香港特区事务有监督权的说法是无中生有，又指其举动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同时，她亦引述2001年新华社香港分社易名为中联办时，国务院列出其五大职能中，完全未有提及对香港有“监督权”。之后，陈进一步引述时任中联办主任姜恩柱的说法强调中联办与香港特区并非隶属关系，不会干预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及成为香港第二个权力中心。她更呼吁两办克制，信任特区政府管治团队及公务员，避免予人“治港太上皇”的观感，伤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42]。
各界立场
[编辑]于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独立参选人胡国兴其中一项政纲，便是要求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立法，以确保“港人治港”不受干预及保障“两制”。[43]
民主派
[编辑]民主派一直反对中联办违反基本法第22条干预香港本地事务。例如，于2020年4月，中联办发声明攻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铿滥用权力。事件甚至升级至国家层面，其中国务院港澳办指控郭荣铿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便得到民主派全体声援。[41]
参见
[编辑]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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