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行动
伯恩哈德行动(英语:Operation Bernhard;德语:Aktion Bernhard)是纳粹德国试图伪造英国流通纸币的行动。1939年9月中旬,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刑事警察局负责人阿图尔·内贝提议仿造英镑纸币并投放至英国上空,借此引发英国经济动荡,获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批准。计划第一阶段由党卫队保安局于1940年初实行,行动定名为安德烈亚斯行动。伪造小组成功复制英镑纸币所使用的碎布纸,制作出几乎相同的雕版,并推算出英格兰银行纸币上序列号的算法。不过,担任行动领导人的党卫队少校阿尔弗雷德·纳杰克与其上级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发生矛盾,因此计划于1942年初遭搁置。
1942年7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重启行动,但目标却改为向德国情报活动提供资金。这次行动未有选择党卫队保安局的专业单位,而是从纳粹集中营中挑选囚犯,把他们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在党卫队少校伯恩哈德·克鲁格手下工作。伪造小组生产英镑伪钞直至1945年年中,估计最终总值落在1.326亿至3亿英镑之间。当伪造小组停止生产时,他们已掌握伪造美元的技术,惟所用纸张和序列号仍在分析中。伪造小组制作的伪钞经由洗钱活动换取真钞和其他资产。党卫队曾以这些伪钞收买代号“西塞罗”的土耳其特工艾利萨·巴兹纳,让他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许阁森身边收集情报;甚至以十万英镑伪钞换取遭软禁的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情报,来制定在1943年9月展开营救行动——橡树行动。
1945年初,纳粹叫停伪钞生产活动,下令伪造小组先转移至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再进入雷德齐夫系列隧道。后来,纳粹又将囚犯分三批转移至埃本塞集中营,严令当所有人均抵埗后才一同处决。然而,随着盟军日渐迫近,加上运送时出现意外,三批囚犯在美军抵达集中营时仍然生还。战争尾声,伪造小组出产的伪钞大多沉入奥地利托普利策湖和格伦德尔湖;但是,战争结束时已有大约1,500至2,000万英镑伪钞流通各地,这迫使英格兰银行停止发行10英镑及以上的纸币,并重新设计货币样式。1981年电视剧《二等兵舒尔茨》和2007年电影《伪钞制造者》均以此次行动为创作灵感。
背景
[编辑]英国纸币
[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英国纸币仍沿用1855年的设计,没有显著改动[1]。纸币以白碎布纸制成,一面是黑色印刷,左上角印有皇家艺术研究院画家丹尼尔·麦克利斯雕刻的不列颠女神[1]。5英镑,又称白色5英镑(White Fiver),其尺寸为195乘120毫米(711⁄16乘411⁄16吋),10英镑、20英镑、50英镑的尺寸则为210乘133毫米(81⁄4乘51⁄4吋)[2]。
这些纸币具有150个用作防伪的小标记[3]。这些标记通常被认为是印刷错误,并在发行新钞时修正[注 1][3]。每张纸币都有一个字母加数字的序列号,以及英格兰银行出纳总管的签名[3]。在英格兰银行发行任何纸币之前,所有序列号都记录在分类账中,以便银行核实其负债[5]。当纸币回到英格兰银行手上时,银行便会检查纸币上的序列号[注 2][5]。
每张纸币中间都有一个浮水印,但根据纸币价值和使用的序列号,图案有一定差异[7]。据英格兰银行博物馆馆长约翰·基沃斯(John Keyworth)所说,由于从未出现英镑伪钞,英格兰银行“对其纸币的设计和生产有点自满”,但他反指纸币生产在技术上来说非常简单[8]。
计划源起
[编辑]在1939年9月18日的某次会议上,帝国刑事警察局——纳粹德国的中央刑事调查部门——负责人阿图尔·内贝建议利用已知的伪钞制造者仿造英镑纸币[9][10]。奈比认为,假如德国生产总计300亿英镑的伪钞,再投放至英国上空,便可引发英国金融崩溃,同时令英镑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9][10]。奈比的上司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喜欢这个计划,但不确定能否在警方档案之中找到可用之人[注 3][11]。帝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认为计划有潜力,但仍然形容它是个“荒唐的计划”(einen grotesken Plan)[12]。然而,帝国经济事务部部长瓦尔特·冯克持反对意见,认为行动将违反国际法[13]。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最终批准计划进行[注 4][14]。
尽管会议内容应当保密,但英国驻希腊大使迈克尔·帕莱雷特在1939年11月接见了一名俄罗斯流亡人士,并从对方口中得悉德国在9月18日会议上谈及的伪钞计划全部细节[15]。根据流亡者的举报,计划题为“攻击英镑并破坏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Offensive against Sterling and Destruction of its Position as World Currency)[15]。帕莱雷特向伦敦报告相关信息,而伦敦方面亦警惕了美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15]。英格兰银行虽然认为现行纸币防伪措施已经足够,但仍然在1940年紧急发行了加入安全线的新版本蓝色1英镑纸币,以防伪钞流通[16][17]。银行还在1943年战争期间禁止进口英镑纸币,停止生产新的5英镑纸币,并警告公众注意伪钞[16][17]。
安德烈亚斯行动
[编辑]得到希特勒的批准后,海德里希随即成立伪造小组,并将行动定名为“安德烈亚斯行动”(Unternehmen Andreas)[注 5][19]。海德里希在设立小组的命令中指出:
这不是普通的伪造或假冒,而是经过授权的精确复制。这些钞票必须是原件的完美复制品,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钞票专家也无法分辨。[20]
1940年初,伪造小组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局的技术部门内成立[21][22]。小组由党卫队少校阿尔弗雷德·纳杰克领导,日常运作则由他的技术总监、同时是数学家和密码破译专家的阿尔伯特·兰格(Albert Langer)负责[21][22]。两人将任务分为三个阶段:生产与英国纸币质地相同的纸张,准备与英国纸币一样的印刷版,复制英国的序列号系统[19]。
德国人决定着重于生产流通量最大的纸币,即5英镑[21]。英国纸币样本送交技术学院分析,专家称这些纸币以没有添加纤维素的碎布纸制成[21]。此时,纳杰克和兰格意识到他们必须手工制作这种纸[21]。首批样品的颜色有别于原版英国5英镑纸币,原因在于德国人以全新破布为原料[23]。在哈内姆勒造纸厂几经测试后,德国人把破布交给当地工厂使用,然后回收清洗后再用于造纸,最终成品颜色与原版纸币匹配[23]。成品随后交予埃珀斯瓦尔德南部斯佩克索森的工厂生产[21][24][25]。虽然纸张在正常光线下看起来与英国纸币相同,但在紫外线下,纸张与原版相比暗淡无光[21][24][25]。兰格推测原因是用于造纸和墨水的水存在化学成分差异,为此他复制了英国水的化学平衡,以使颜色一致[21][24][25]。
为了破解字母加数字的序列号编码排列,兰格与银行专家合作检查过去20年的货币记录,务求复制正确的顺序[3]。安德烈亚斯行动没有任何记录留存,因此无法得知德国人如何识别正确的序列号[26]。纸张历史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ower)指出,德国人有可能使用了从密码分析中使用的技术来破解这些序列[26]。从事雕版工作的德国雕刻师几经辛苦才复制出不列颠女神的图案,他们甚至为此印刷版起了个绰号叫“血腥不列颠女神”(Bloody Britannia)[27][28]。七个月后,伪造团队完成了他们认为完美的复制品[27]。但是,英格兰银行博物馆馆长约翰·基沃斯指复制品上不列颠女神的眼睛并不正确[28]。
1940年底,纳杰克在失去海德里希的青睐后被免职[注 6][31]。伪造小组改由兰格领导,但他在1942年初亦离开,小组最终解散[31]。兰格后来表示,小组在18个月时间里生产了价值大约300万英镑的伪钞[31]。历史学家安东尼·皮里(Anthony Pirie)估计生产的伪钞价值大约为50万英镑[32]。安德烈亚斯行动生产的大部分伪钞从未投入市场[33]。
克鲁格带领下的重启
[编辑]1942年7月,由于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辖下的情报部门资金不足,于是他重启了这项伪钞制造行动[34][35]。但是,计划目标由当初的引发英国金融动荡,改为使用伪钞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资金,弥补德意志帝国银行财政收入短缺问题[35][36]。党卫队少校伯恩哈德·克鲁格接替纳杰克成为新的行动指挥[37]。他在安德烈亚斯行动小组每日使用的办公室内找到铜质雕版和机器,但部分用于制作浮水印的石绵铁丝网已经弯曲[37]。他又奉命招募关押于集中营的犹太裔囚犯来为行动出一分力[17]。克鲁格的造假总部设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第18和19区,该处不仅设置了额外的带刺铁丝网来与其他地方分隔,还指派了一小队骷髅总队负责警备工作[20][38][39]。
克鲁格巡视了另外几个集中营,以挑选具备绘图、雕刻、印刷和银行业务技能的人[20][39]。首批26名囚犯于1942年9月抵达萨克森豪森[40],另有80人于同年12月到埗[41]。克鲁格与囚犯见面时,以德语Sie(即汉语中的您)有礼地尊称他们,而非纳粹与犹太人说话时为了贬低他们所使用的du(即汉语中的你)[42]。部分被选中的囚犯后来宣称,克鲁格曾经为了这项工作而与他们面谈,又以礼貌和良好态度对待他们[42]。克鲁格还会向囚犯提供香烟、报纸、额外配给、收音机[38][43]。营区设有乒乓球桌,囚犯可以互相对打之余,亦会与警卫一同玩乐[38][43]。晚上,营区会上演业余戏剧表演,演出者均为囚犯,警卫和伪钞制造者则在台下观看,克鲁格甚至会找来乐手伴奏[38][43]。
印刷设备于12月交付[44][45]。另外,哈内姆勒造纸厂开始每月供应营区1.2万张纸,每张纸足够印制四张伪钞[44][45]。1943年1月,德国人开始制作英镑伪钞,但他们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追上安德烈亚斯行动的生产水平[46]。伪钞生产在1943年中期至1944年中期迎来顶峰,六台平板印刷机每月能印制约6.5万张伪钞[47]。
每个生产环节都有一名囚犯监督,日常运作则由前办公室经理兼簿记员奥斯卡·斯坦恩(Oscar Stein)[注 7]负责[49]。营区大约有140名囚犯工作[注 8],采用12小时两班制,确保无时无刻都有伪钞出炉[47]。印有四张伪钞的纸张经过干燥后,囚犯便会以钢尺裁剪,纸张边缘亦会被磨粗,以模仿英国纸币那种表面类似手工制纸凹凸不平的处理[注 9][47]。为了令伪钞变旧,40至50名囚犯排成两列并互相传递伪钞,试图磨损纸币及留下灰尘和汗水[50][51]。一些囚犯会重复折叠伪钞,另一些人则会钉住边角,以模仿银行职员收集大捆纸币的方式[50][51]。另一方面,囚犯会模仿部分英国人的做法,把姓名和地址写在纸币背面,又会如同银行出纳员一般把一捆纸币的价值标记在纸币正面[50][51]。德国人把伪钞品质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属质素最高,主要供纳粹间谍使用,亦用于中立国家;第二级用于支付合作者的报酬;第三级可能用于投放在英国上空;第四级质素太差,无法使用,只能销毁[52]。
纳粹当局对行动结果非常满意,授予十二名囚犯(其中三名是犹太人)战功奖章,另颁授六名警卫二级战功十字勋章[53]。
1944年5月,隶属党卫队国家安全部的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阶级等同国防军兵种上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下令伪造小组生产美元伪钞[54][55]。但是,美元纸币上的图案比英镑纸币更为复杂,而且纸张内有微细丝线,加上采用凹版印刷,令伪钞制造者甚为苦恼[56]。另一方面,囚犯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成功地伪造完美的美元伪钞,他们将会失去目前的工作,性命保障亦随之消失,因此他们尽可能放慢进度[56][57]。撰写伯恩哈德行动历史的记者劳伦斯·马尔金(Lawrence Malkin)表示,囚犯们认为克鲁格为了避免因伯恩哈德行动结束而面临被调回前线的风险,而默许他们放缓进度[56][57]。1944年8月,被定罪的伪造者所罗门·斯莫利亚诺夫加入萨克森豪森的生产小组,主力协助伪造美元,同时协助控制英镑伪钞的品质[注 10][52][58][59]。犹太裔囚犯不满与罪犯一同工作和睡觉,于是向克鲁格抱怨,后者安排斯莫利亚诺夫在独立房间休息[49]。
囚犯们在1944年底成功伪造美元纸币背面,并在1945年1月成功伪造纸币正面[60][61]。伪造小组制作了20张100美元纸币样本,送交希姆莱和银行业专家检视,但由于小组仍尝试破解美元的序列号编码排列,因此这些样本并未刻上序列号[60][61]。希姆莱等人认为美元伪钞的雕版和印刷标准相当优秀,只是纸张技术不如真钞[注 11][60][61]。
伪钞洗净和使用
[编辑]伪钞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运往党卫队在意大利南蒂罗尔的据点——拉珀斯城堡(Schloss Labers),然后通过党卫队成员弗里德里希·施温德进行的洗钱行动流通海外[注 12][35][36][63][64]。施温德自193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非法货币和走私业务;他与党卫队达成协议,他将获得所洗款项的33.3%,当中25%是他手下以及次代理人的报酬和花费,剩下的8.3%则落入自己口袋[35][36][63]。他在各个地区招募了所谓的“推销员”,并建立了由50名代理人和次代理人组成的网络[65]。为了减低他国发现推销员效力纳粹的风险,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些犹太人担任此职[65]。他向代理人解释,指这笔钱是没收自被占领国家的银行[65]。
施温德接到的行动目标有两个:将伪钞换成瑞士法郎或美元真钞,以及以这笔钱资助特殊行动,包括从南斯拉夫游击队购买黑市武器,然后倒卖给东南欧的亲纳粹团体[35][62]。他还利用伪钞来收买土耳其特工艾利萨·巴兹纳(代号“西塞罗”),让后者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许阁森身边收集情报[注 13][35][62]。纳粹还以面值100,000英镑的伪钞来获取遭软禁的意大利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相关信息,并以这些资料来协助制定营救他的橡树行动[68]。
战争尾声
[编辑]1945年2月底至3月初,随着盟军的推进,纳粹叫停了萨克森豪森的伪钞生产[69]。3月12日,所有伪钞生产设备、物资连同囚犯一同运抵位于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集中营[69]。不久之后,克鲁格安排伪造小组和设备转移到雷德齐夫系列隧道,打算在该处重新生产伪钞[70][71]。然而,纳粹很快便撤销了恢复生产的命令,并命令囚犯销毁他们随身携带的钱箱[72]。那些没有被囚犯烧毁的伪钞,则与生产设备一同被装上卡车,其后沉入托普利策湖和格伦德尔湖[73]。
5月初,伯恩哈德行动正式结束,纳粹将囚犯从洞穴转移至邻近的埃本塞集中营。囚犯被分成三组,但只得一辆卡车,因此车辆须三度往返集中营。同时,纳粹下达命令,当三批囚犯抵达集中营时,便是他们归天之日。鉴于命令清楚指明须等待所有囚犯抵达集中营才能处决,因此前两批囚犯到埗后都很安全,只是须与其他集中营囚犯分开居住。在运送最后一批囚犯时,卡车突然抛锚,为此纳粹耗费了额外两日时间才将囚犯带至集中营。由于第三次行程延误,加上盟军日渐逼近,负责监视前两批囚犯的党卫队警卫在5月5日解除了针对囚犯的隔离措施,之后逃离集中营。当日下午,最后一批囚犯才抵达集中营。当警卫得知前两批囚犯的遭遇后,他们便将第三批囚犯带至主要的囚禁营区,然后火速逃离。翌日,美国军队抵达并解放集中营。[74][75]
就伯恩哈德行动期间所生产的伪钞数量和价值而言,总计由132,610,945英镑(其中10,368,445英镑被送往党卫队国家安全部中央办公室)[76],至3亿英镑(其中1.25亿英镑纸币可用)不等[25]。
余波和影响
[编辑]战后,克鲁格一直躲在家里,直至1946年11月才向英方自首[77][78]。由于伪造敌对国家货币并非战争罪行,因此他未被起诉,英国只是将他收押[77][78]。1947年初,英国将克鲁格移交法国[77][78]。法国游说克鲁格为他们伪造护照,但克鲁格拒绝,最终他于1948年11月获释[77][78]。后来,他接受了去纳粹化;期间,数名曾被克鲁格救助的囚犯发表宣誓书,令他无罪释放[77][78][79]。完成去纳粹化后,他于哈内姆勒造纸厂就职[77][78]。1965年,东德作家朱利叶斯·马德发表书籍《强盗宝藏》(Der Banditenschatz),指控西德政府包庇克鲁格[80]。
施温德从伯恩哈德行动中积累了一笔财富。1945年6月,美军把他抓获,并试图利用他协助在德国建立反情报网络“盖伦组织”。他在试图诈骗盖伦组织时被抓获,他随即逃往罗马,并以瓦茨拉夫·图里(Wenceslas Turi)的名义获取红十字护照,最后现身在秘鲁首都利马。他在当地表面上担任大众汽车的经理,背后却充当秘鲁情报部门的线人。1970年代,秘鲁指控施温德犯有敲诈勒索、走私货币、出卖国家机密,并将他判监两年,刑满后逐回西德。1979年,他因战时谋杀罪受审,最后控罪改为误杀,被判缓刑。记者劳伦斯·马尔金指出,施温德是唯一一个与历史上最大的伪造行动有关而面临司法诉讼的人,即使瓦尔特·施伦堡、阿尔弗雷德·纳杰克、威廉·霍特在纽伦堡审判作证时,他们亦只是轻微提到伯恩哈德行动。[81]
英国陆军犹太旅组成的小团体“Tilhas Tizig Gesheften”(意为“舔我屁股生意”)曾经从施温德代理人雅各夫·利维(Jaacov Levy)手上获取一批英镑伪钞,并用这笔钱来购买物资和装备,协助大屠杀幸存者非法移民至巴勒斯坦托管地[82]。
托普利茨湖是几次大规模搜索的地点。1958年,德国杂志《亮点》所资助的探险队在湖底找到几箱伯恩哈德行动制作的伪钞(合共7,200万英镑),一台印刷机,以及一本详细介绍英格兰银行序列号系统的书[83][84][85]。1963年,一名潜水员在湖中死亡,但鉴于另外两名留在湖面的同伴分别是前纳粹特工和与假金币有关的德国商人,奥地利政府因而在湖中展开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搜索,并发现了更多装有伪钞的箱子[86][87]。60年代,奥地利政府发起了几次潜水任务,合共发现了数十万英镑伪钞[88]。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动物学家汉斯·弗里克(Hans Fricke)在湖底搜索数年,希望找到稀有的水生生物;1989年,他带着克鲁格乘坐小型潜艇探索湖底[89][90]。2000年,奥地利政府借助国际海洋工程公司[注 14]的小型潜水器搜索湖底,并在曾经参与伪造行动的前囚犯阿道夫·伯格的见证下打捞了数箱伪钞[88][91]。
虽然浮水印是验证伪钞的有效手段[92],但纳粹生产的英镑伪钞质素之高仍不由得他人惊怕,一位不具名的银行官员兼纸币专家甚至将它们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危险”[93]。二战结束时,价值1,500至2,000万英镑的伪钞普遍流通各地[12]。面对如此庞大的流通量,英格兰银行决定在1943年4月停止发行所有10英镑及以上的纸币[57]。1957年2月,英格兰银行发行新的5英镑纸币,这款蓝色纸币采用双面印刷,并以“细微的颜色变化和精细的机器雕版印刷”来确保安全[94]。银行还在1964年2月、1970年7月、1981年3月重新发行10英镑、20英镑、50英镑纸币[2]。
不少书籍和影视作品都有提及伯恩哈德行动。一些曾为伯恩哈德行动出力的囚犯在战后出版了数部回忆录,当中包括莫里茨·纳赫斯特恩(Moritz Nachtstern)1949年出版的挪威语书籍《19区的伪钞》(Falskmynter i blokk 19),以及阿道夫·伯格1983年出版的德语书籍《恶魔的工作室》(Des Teufels Werkstatt),两部作品均已译成英文[95][96][97]。一些历史学家亦撰写了包含行动沿革的书本[95][96][97]。1981年,英国广播公司以行动为题材,创作了纯属虚构的喜剧《二等兵舒尔茨》,由麦克·伊西克和伊恩·理查森主演[98]。2007年,导演斯戴芬·卢佐维茨基根据伯格的回忆录,创作了以此行动为背景的电影《伪钞制造者》,戏中主角所罗门·索罗维奇大致融合了所罗门·斯莫利亚诺夫和伯格的遭遇[99]。该片获得第8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奖[99]。
根据政策,英格兰银行在回收纸币后,会按照该批纸币的面值向持有人支付等值英镑,伪钞除外[注 15][100]。行动所生产的伪钞曾出现在拍卖会上,并以高于原价5英镑的面值售出[101][95]。比利时国家银行博物馆和英格兰银行博物馆均有展出伪钞[4][102],华盛顿间谍博物馆则收藏了10英镑伪钞印刷版[103]。
另见
[编辑]备注与脚注
[编辑]- 备注
- ^ 其中一个有问题标记的例子出现于5英镑纸币:在英语单词“Five”中,i的上半部分是以小白点形式呈现。[4]
- ^ 记录纸币的做法可以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几个世纪。纸币最初作为“硬币收据”(receipt for coin)或本票发行。[6]
- ^ 海德里希同时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但他担心使用已知罪犯的档案会令德国失去信誉,继而损害德国对该组织的控制力。[11]
- ^ 撰写伯恩哈德行动历史的记者劳伦斯·马尔金(Lawrence Malkin),概述了希特勒在提案空白处写下一段文字:“美元,不,我们并未向美国开战”(Dollars no. We are not at war with the USA),并签下自己的名字。马尔金指出,虽然这个故事在许多历史中重复出现,但没有证据表明它是真实存在,而且该份文件从未被找到。[14]
- ^ 又被称为Operation Andreas或Operation Andrew(安德鲁行动)[14]。而在纳粹指挥部内,该行动亦被称作“A制作”(Production A)[18]。
- ^ 来源对于纳杰克和海德里希关系破裂的原因意见不一。历史学家安东尼·皮里提到纳杰克经营的妓院“沙龙凯蒂”甚受高级纳粹分子和外国政要欢迎,他记录了海德里希光顾次数等资料,最后被后者发现[29]。记者劳伦斯·马尔金则认为两人的裂痕源于海德里希命令纳杰克于一周内生产挪威克朗伪钞,但纳杰克指生产过程至少需要四个月[30]。
- ^ 根据另一来源,奥斯卡·斯坦恩的原文名称亦作“Oskar Stein”。[48]
- ^ 另一来源宣称涉及的囚犯人数接近300人。[25]
- ^ 手工制纸是种边缘粗糙或毛边的纸张。[47]
- ^ 另一来源指所罗门·斯莫利亚诺夫抵达萨克森豪森的日期为1943年1月。[49]
- ^ 1940年代的美元纸币质地属半亚麻半棉,透明度标准为35%,以显微镜检查时可以看见纸上小孔。二战后期原材料日益匮乏,德国人没可能生产出与美元纸币完全匹配的纸张。[45]
- ^ 弗里德里希·施温德曾化名弗里茨·克伦普(Fritz Klemp)和弗里茨·温德格(Fritz Wendig)。[62][63]
- ^ 战后,艾利萨·巴兹纳因持有大量英镑伪钞而锒铛入狱[66]。后来,他起诉西德政府要求赔偿,可惜无功而还[67]。1970年末,他在于慕尼黑因病去世[35]。
- ^ 国际海洋工程公司曾协助定位泰坦尼克号,以及在1986年参与打捞挑战者号残骸。[88]
- ^ 任何人向英格兰银行出示伪钞,银行都会回收,但不会向持有人支付款项。[100]
-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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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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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gado, Arturo R. Counterfeit Reich: Hitler's Secret Swindle. Frederick, MD: PublishAmerica. 2006. ISBN 978-1-4241-03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