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冷战

编辑链接
本页使用了标题或全文手工转换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关于与“冷战”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页，请见“冷战 (消歧义)”。
冷战
英语：Cold War
俄语：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7年3月12日－1991年12月26日
（44年9个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影响的一部分
左侧：1949年形成的环北大西洋冷战格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组织（华约）
右侧：1975年的冷战格局：
  第一世界（以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西方集团）
  第二世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盟友构成的东方集团）
  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中立国）


从左上角起依次横向排列:
1952年常春藤麦克核试验产生的蘑菇云，是美国在1945年－1991年进行的几千次实验之一
1951年，韩国幸州山城（朝鲜语：고양 행주산성），一个女孩背着弟弟，艰难的走在一辆熄火的美国陆军M46巴顿坦克旁
1961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建筑工人正在建造柏林墙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一架美国海军飞机跟踪一艘苏联货船
1975年，美国宇航员托马斯·斯塔福德（右）和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在太空握手
1988年，苏联黑海撞船事件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1989年12月2日，马来亚共产党与马泰两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从此结束了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
1991年，八一九事件（苏联政变）期间，莫斯科红场的坦克
冷战历史
起因（英语：Origins of the Cold War）
时期
相关话题

冷战（英语：Cold War ，俄語：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及其盟国（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其盟国（东欧集团）间长达近半世纪的政治和区域军事对抗。一般来说，冷战开始于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结束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在二战结束后，原先对抗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导的轴心国的美国和苏联随即成为两个争夺世界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霸权的超级大国。因美苏所持的大量核武器可以为对方带来相互保证毁灭的能力，双方未正式开战，因此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冷战时期。

在此期间，美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对抗的激烈程度也在不断变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柏林封锁（1948年—1949年）、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苏联－阿富汗战争（1979年—1989年）、苏联击落大韩航空007号班机（1983年）、北约优秀射手演习（1983年）等。双方也通过军事的结盟、战略部队的布署、对第三国的支持、间谍和宣传、科技竞争（如太空竞赛）、核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军备竞赛来进行间接对抗。此外，美苏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东南亚地带。为了减缓核战争的风险，两方曾在1970年代试图以缓和政策减缓军事对立。

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总统罗纳德·里根政府的执政下，对苏联发起了一系列外交、军事和经济上的攻势，再加上社会主义阵营本身内部矛盾（中苏交恶），以及计划经济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停滞，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苏联在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实施了经济改革（1987年）、开放政策（1985年）。然而东欧国家从苏联独立的倾向却只增不减，尤其以波兰团结工会最为突出。种种压力累积之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停止了对东德的支持，导致了苏联旗下的卫星国在数周内一一脱离，令苏联最后在1991年12月25日彻底解体，资本主义反共阵营取得胜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冷战使当时无数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生活都发生重大改变，留下影响更有不少存留至今。此外冷战中核战争、间谍战、高科技军备等成分也成为了大众文化常见题材。

词源

[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作家和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一篇于1945年10月19日Tribune报纸上发表的专栏文章里，使用“冷战”一词来描绘活在核战争阴影下的世界，并且警告这样的世界将会是“没有和平的和平”[1]。奥威尔说，他所谓的冷战，是指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2]。他在1946年3月10日的观察家报上写道：“在去年12月的莫斯科会议后，俄国已经开始准备向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发起一场‘冷战’”[3]。

而最先使用这一个词来形容二战后，美国与苏联与其各自盟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则是美国的投资家兼政治顾问伯纳德·巴鲁克[4]，他在1947年4月16日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演讲里提到：“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今天就活在一场冷战之下”[5]。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广泛使用这一个词，他自称该词的灵感是来自于1930年代法语的“la guerre froide”（冷战）一词[6]。

背景

[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身为同盟国的美国以海报描绘一个友善的俄国士兵。海报标题意为：“此人是你的朋友，他为自由而战。”

历史学家对冷战的根源和起始点持有不同看法。尽管俄罗斯帝国在19世纪时，便已经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存在一些紧张的关系[7]，可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冷战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也有人则主张它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7年俄国革命。

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及俄国从一战退出后，苏俄作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发觉自身为国际间所孤立[7]，其领导人列宁说苏联被“敌对的资本主义者包围”，并且认为外交是一种可以用来分化苏联敌人的武器，进而创建了共产国际，企图以此出口共产革命到世界各地[8]。在其之后的斯大林则视苏联为一个“社会主义岛屿”，认为苏联应该将当前“资本主义的包围圈，转换为社会主义的包围圈”[9]。早在1925年，斯大林便称他对国际政治的认知是一个二元的世界，之中苏联扮演的角色是要吸引其他国家迈向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同时吸引他国迈向资本主义，这种过程中的世界就有如一个“短暂稳定的资本主义体制”迈向其最终毁灭[10]。

二战前的许多事件就已经显露出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间的彼此不信任和猜忌，以及布尔什维克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11]。在俄国内战中西方国家支持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7]，而在1926年苏联所资助的一场英国罢工活动则导致英国与苏联宣布断交[12]。斯大林在1927年声称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的言论也没有实现[13]，早在1928年斯大林便在迫害政敌的作秀公审里宣称英国和法国企图在苏联推动政变[14]，美国在1933年前也一直拒绝承认苏联[15]，同时大整肃里的莫斯科审判则有大量斯大林政敌被指称与英国、法国、日本、或纳粹德国势力勾结或进行间谍活动[16]。尽管如此，苏联和美国在战间期整体上是保持孤立主义的态度[17]。

苏联最初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不久后的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而日本则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于是苏联与盟国结成了权宜的同盟，英国与之签下正式的外交协定，而美国则是非正式的约定。在二战中，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英国和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军工生产[18]，对苏联的最后获胜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然而斯大林仍然对西方国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并且一直认为西方盟国有意让苏联与纳粹德国自相残杀，延后诺曼地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时间，借此削弱战后苏联的地位[18]，苏联对西方的态度也因此一直保持着强烈的猜忌和敌意[20]。事实上，相对于英法等，苏维埃的势力于二战后显得过于庞大，也将招致列强对国际关系再平衡的阻挠。

二战结束（1945-1947）

[编辑]

战时对于战后欧洲的布局的讨论

[编辑]
更多信息：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中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1945年

盟国之间对于战后欧洲的去从、国界的变更等等抱持着不同看法[21]，双方各自持有他们认为应该用来确保战后权力分配的计划[21]。西方盟国认为一个稳定的国际体制应该是由许多议会民主的国家所组成，通过国际组织来协调各国之间的纷争[22]，而苏联则主张因为其在战时受到庞大的死伤（估计为2700万人）和经常受到侵略的可能性[23]，自认其有权支配邻近的国家来确保自身安全[21][24]。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同时，斯大林便已经开始有系统的训练各国的共产主义份子，希望在红军攻抵欧洲各国后可以马上树立一系列忠于莫斯科的共产政权。在红军抵达这些国家后，苏联的人员便立刻控制媒体，尤其是无线电台，并且迫害独立的公民组织，从青年团体、学校、教堂、其他政党等等都被禁止[25]，同时社会主义统一指挥的体制，对于战后重建阶段与新兴独立国家来说有很大帮助，政绩亦使共产政权坐大。为了从二战中复原，斯大林计划在战后先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和平，以求苏联国内的重建和经济成长[26]。

西方盟国对于战后的布局也有不同意见，罗斯福的目标是在欧洲和亚洲取得军事胜利、建立一个世界和平组织，而丘吉尔与苏俄类似，注重于地缘关系、大英帝国的生存和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以及确保东欧国家扮演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罗斯福的目标相较更为全球化[27]。

从当时美国决策者的观点来看，苏联是一个可以结盟的对象，而英国的角度则将苏联视为是他们安全的重大威胁。随着苏联占领东欧各国，斯大林在谈判桌上要挟英美两国的筹码也越来越多。罗斯福与丘吉尔两人的不同使他们各自与苏联进行了独自的协定，在1944年10月丘吉尔到莫斯科协商，他答应将巴尔干半岛切为数个不同的势力区块，而罗斯福则在雅尔塔会议上与斯大林就亚洲的部分达成协定，但拒绝支持丘吉尔对于波兰和欧洲划分的看法[27]。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对战后在亚洲等地的权力布置达成一定共识，但对欧洲的划分仍然无法达成协议[28]。罗斯福在1945年4月12日去世后，接替他的哈瑞·杜鲁门对斯大林抱持怀疑态度，并开始倚重一群外交政策上的菁英作为顾问。苏联不顾丘吉尔和杜鲁门两人的反对，在波兰扶植了共产党的亲苏政权，这一举动也导致反对苏联的波兰流亡政府无法回国重组政府[29]。

二战后盟军占领下的德国

随着盟国在1945年5月成功击败德国，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束。苏联占领了东欧等前纳粹德国盟国如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28]，而美国和西方盟国则控制西欧。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各自设置了占领区块，成为四国共治的局面[30]。

随着联合国宪章在1945年6月的签订，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由此诞生，然而其安全理事会的执行权力被其成员国所持有的否决权所限制[31]。联合国之后也在实际上沦为一个各国用以发表各自言论的场合，而苏联则仅将其视为是一种宣传的管道[32]。

波茨坦会议和日本投降

[编辑]
温斯顿·丘吉尔、哈利·杜鲁门以及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1945年
更多信息：波茨坦会议和日本投降

在德国投降后不久的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对于德国和东欧未来的布局产生重大分歧[33]，参与讨论的各国之间对彼此的不信任和争论言语也证实了他们对彼此一直以来的猜忌[34]，在会议上杜鲁门向斯大林透漏美国已经拥有了一种强大的新武器[35]。

斯大林早已得知美国在研发原子弹，并且早已在暗中推动苏联本身的原子弹发展，也因此对此消息没有很惊讶，他在会议中称他很高兴美国发展出了可以用来对抗日本的新武器[35]。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在广岛与长崎投下原子弹，在原爆之后，斯大林向美国抗议杜鲁门没有提供苏联在占领日本上的地位[36]。

东方集团的开始

[编辑]
更多信息：东方集团和西方盟国的背叛
战后东欧的国界变更以及东方集团的形成，又被称为铁幕。

早在二战开始的时候，苏联便在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吞并了许多国家为其加盟共和国，包括了波兰东部[37]、拉脱维亚（拉脱维亚SSR）[38][39]、爱沙尼亚（爱沙尼亚SSR）[38][39]、立陶宛（立陶宛SSR）[38][39]、芬兰的一部分（卡累利阿-芬兰SSR）以及罗马尼亚的东部（摩尔达维亚SSR）[40][41]。

而从纳粹德国手中由苏联红军占领的东欧国家被苏联一一变成东方集团的卫星国[42]，包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3]、波兰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44]、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45]、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46]。从波罗的海各国到中欧，西方盟国尽管对于苏联借由竖立共产政权的扩张表示忧心和质疑，但却没有即时采取实际行动支持那些国家反共的人民和波兰流亡政府等组织进行民族自决的权利，这在后来被波兰和东中欧国家人民称为是西方盟国的背叛。后来英美两国向苏联让步，承认了这些共产国家的合法性，使得雅尔塔会议里原先约定的战后权力分配正式破产[47]。

苏联式的政权在东欧的扩散不但在那些国家施加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同时斯大林也对他们进行了残暴的统治，以苏联的秘密警察来打压和迫害存在的和潜在的反对者[48]。随着斯大林统治而来的，是由拉夫连季·贝利亚率领的NKVD在东欧各国进行的共产权力巩固，镇压各国反共的势力[49]。只要被苏联扶植的傀儡政权有任何的反抗意识出现，斯大林便重复其战前的策略，将反抗者除权，并且进行作秀的审判，然后监禁或处决[50]。

在亚洲，红军于战争结束前的最后阶段进攻并占领了满洲国，并且占领了朝鲜半岛38度线以北的大片土地[51]。随着苏联的坐大，温斯顿·丘吉尔便已开始忧心苏联对东欧的庞大控制，加上斯大林的不可靠特质，会使得苏联成为西欧的最大威胁[52]。很快的，英法等国决定欲与美国交好以反制苏俄，而美国的介入更加剧了欧洲的东西对立。

准备新的战争

[编辑]
更多信息：铁幕

在1946年2月，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了一则“长电报”，电报中阐述他对于苏联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的深入分析，认为美国与苏联的长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主张以围堵政策对付苏联。这则电报对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影响巨大，并且成为之后美国数十年用以对付苏联的策略基础[53]。而同一时期苏联的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也主笔了一篇传回莫斯科的电报，主张美国是一个独断的资本主义势力，并宣称美国正在“准备赢得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有利条件”[54]。

在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德国发表了一场演讲，重申美国对于西德人民的重视，批评小亨利·摩根索所提出的要在战后德国去除工业化的计划，并且向苏联警告美国将会在欧洲维持无限期的军事部署[55]。如同伯恩斯在一个月后所说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赢得德国人民的支持…这是一场我们与俄国之间赢得民心的斗争…”[56]

在“长电报”发表后不久，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西敏学院发表了铁幕一演讲[57]，呼吁英美联盟对抗苏联，并指控苏联在“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第里雅斯特”之间建立起了“一道铁幕”[42][58]。

冷战的开始（1947-1953）

[编辑]

共产党情报局与苏联-铁托分裂

[编辑]
更多信息：共产党情报局

在1947年9月苏联创建了共产党情报局，用以确保国际间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性，以及借此来保持苏联对其东欧卫星国和各地共产政党的严密政治控制[59]，然而共产党情报局在隔年便踢到铁板，南斯拉夫的约瑟普·布罗兹·狄托决定与苏联分裂，也因此被逐出共产国际，并且一直保持不结盟的态势[60]。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继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采取和解政策，苏南两国关系才正常化。

围堵政策与杜鲁门主义

[编辑]
冷战时欧洲格局图
主条目：围堵政策和杜鲁门主义

在1947年，美国总统哈瑞·杜鲁门的顾问劝他采取行动以遏制苏联的扩张，指出斯大林的许多趁着战后混乱和权力重组而进行的权力扩张，已经导致另一场战争爆发的可能[61]。在1947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他们无法继续在希腊内战中支持君主政权抵挡共产党的游击队。

美国对于苏联的扩张采取了围堵政策[62]，其目标为停止共产主义的继续扩张。杜鲁门在一则演讲中主张分配4亿美元资金以介入希腊的内战，并且提出了杜鲁门主义，将这场内战定义为自由人民与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对抗[62]。尽管希腊共产游击队是由与苏联分裂的南斯拉夫的狄托提供主要支持[15]，美国仍指控苏联暗中企图颠覆希腊的君主政权以图扩展苏联的影响[63]。

杜鲁门主义的出现也代表了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间持续了数十年的对于围堵政策的支持共识形成，尽管这种共识在越战后会开始弱化[64][65]。西欧各地的温和派和保守派政党乃至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对西方国家的结盟给予支持[66]，而由KGB资助扶植的美国和欧洲共产党组织则一贯遵从莫斯科的指令和宣传路线，并且暗中协助苏联的间谍情报活动[67]，虽然仍有少数异议份子存在。除此之外，在西方国家反对围堵政策的还包括反越战运动、核裁军运动、以及其他主张美国单边裁武的“和平主义”组织和行动份子，尽管这些团体大多都由苏联所暗中资助和控制[68][69]。

马歇尔计划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变

[编辑]
冷战时期欧洲各国获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数量比较图
柏林在战后由英美法苏四国托管的区域划分
主条目：马歇尔计划和二月事件

在1947年初，英国、法国和美国与苏联进行有关德国未来的会谈以失败告终，此会谈本来希望建立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由苏联移除主要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的德国[70]。在1947年6月，依据杜鲁门主义，美国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承诺向所有欧洲国家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包括苏联在内[70]。

马歇尔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要重建欧洲的民主和经济体制，以控制在欧洲开始出现的共产坐大和权力失衡，避免从战争重建中的各国被共产政党夺取政权[71]，马歇尔计划同时主张欧洲的繁荣必须依靠德国经济的复苏[72]。一个月之后杜鲁门签下了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宣布建立统一的国防部、中情局（CIA）、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这几个机构会成为未来美国用以进行冷战政策执行的主要政府体系[73]。

斯大林认为若是容许东方集团与西欧进行经济上的整合，会导致他们脱离苏联控制，同时认为美国是试着要通过金钱收买欧洲[59]，也因此他拒绝让苏联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支持，并且阻止旗下的铁幕各国接受美国的资助[59]。同时苏联则提出莫洛托夫计划作为与马歇尔计划抗衡的方案，在1949年1月由共产党情报局体制化[15]。斯大林同时恐惧一个重建的德国，他认为战后的德国不该拥有任何重新武装的能力，如此一来才不会对苏联造成未来的威胁[74]。

在1948年初，原先是东方集团国家里唯一还保持着民主体制的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不遵从苏联领导的“反动势力”开始增长[75][76]，苏联于是发动了二月政变，推翻了受民意支持的贝奈斯政府，改以忠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政权哥特瓦尔德政府替代。这场政变突出的残暴性震惊了西方各国，最后使得美国国会里原本对马歇尔计划还抱持反对态度的少数人也改变立场[77]。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双管齐下替西欧、希腊、土耳其等国带来数十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下，希腊的政府最后战胜了共产党的游击队[73]。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则在1948年选举中击败了有相当声势的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78]。在此同时，铁幕的迅速巩固和控制加压也引发了大量双方互相进行的情报和间谍活动、外交上的断绝、以及越来越多东方集团逃往西方的叛逃者[79]。

銮披汶·颂堪再度上台后的泰国

[编辑]

銮披汶·颂堪在1948年4月8日带领政变集团发动政变，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铁幕的拉开，还有一系列反殖民斗争的胜利，使得美国和英国乐意在四月份认可披汶政府。披汶和他第一次上台时所做的一样，他发动了一次新的排华运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限制华人的经济主导地位以及促进泰人商业发展。对于南方的伊斯兰叛乱，披汶上台后逮捕和囚禁了四个省的马来领袖，宣布伊斯兰教和马来组织非法。在这个时代，泰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局势很稳定，而且泰铢也很稳定，围绕在20泰铢兑换1美元上。

美国在亚洲把泰国看作一个对抗共产主义的独立国家和一个地区强国，其使命是遏制该地区的共产主义。泰国是第一个派遣军队参与联合国朝鲜战争作战的亚洲国家，1954年泰国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地区基石。与当时的邻国相比，泰国是强大和稳定的，尤其在披汶执政之后。随着一个接一个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增加了对泰国的依靠和援助。1951-1957年间，泰国是1.49亿美元经济援助和2.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受益者。经济援助还包括扩展曼谷港口的工作以及改进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

柏林封锁和空运

[编辑]
柏林封锁中，载满补给品的C-47运输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卸货
主条目：柏林封锁

美国与英国在1947年1月1日将他们各自控制的西达奇域合并为一区块，接着法国也在1949年4月加入[80]。为了重建德国的经济体，西欧各国和美国的代表在1948年初协商宣布将建立一个统一的西德联邦政府[81]。除此之外，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行，他们决定将让德国重新工业化并且重建经济，包括了以德国马克取代已被苏联所贬值的国家马克[82]。

不久之后，斯大林便展开了柏林封锁（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2日），成为冷战中第一个主要的危机。在封锁期间，苏联以其控制的东德地区围堵西柏林，阻止食物、物资、和其他补给品进入城市[83]。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纽等国于是展开了庞大的“柏林空运”，通过货机空运来提供西柏林居民食物和其他物资[84]。

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的舆论攻势，来自东柏林的共产党人再一次的企图于当年的柏林地方选举中操弄结果（如同他们在1946年选举中的举动一样）[80]，然而西柏林民众则以86.3%的投票率大幅支持了非共产党的政党[85]，300,000的柏林市民上街游行，要求国际间的空运继续进行[86]，同时盟国空军对柏林的物资提供则越来越多，甚至开始空运给小孩子的糖果[87]。到了1949年5月斯大林终于停止了封锁[49][88]。斯大林后来在1952年提出一个要统一东西德的计划，前提是西方盟国要从德国先行撤军，然而西方国家断然拒绝了此一提案，许多人并且质疑斯大林的真实动机[89]。

北约与自由欧洲电台

[编辑]
主条目：北约和自由欧洲电台
杜鲁门总统在白宫签下了北大西洋公约，1949年

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八个西欧国家在1949年4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49]。同年的八月苏联在哈萨克斯坦SSR的塞米伊引爆了第一枚苏联的原子弹[15]。随着苏联再次于1948年拒绝参加德国重建的计划[81][90]，美国、英国、和法国在1949年4月决定从他们控制的德国区块中正式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33][91]。苏联则在当年10月宣布从其控制的德国区域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33]。

同一时期，苏联旗下的东方集团各国则通过由政府控制的媒体对其人民进行资讯的控制和宣传，广播、电视由政府所有，报纸则多为地方的共产党所掌控[92]。在这样的宣传体制下，苏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攻击资本主义，宣称对劳工的剥削和对外的好战是其本质[93]。

而同时美国则在1949年创立自由欧洲电台，与BBC和美国之音一起[94]，构成了西方国家对东欧和苏联人民的宣传管道，以推动共产主义的和平解体为其目标[95]。自由欧洲电台借由对铁幕内人民的广播，提供除了共产官方宣传以外的资讯途径[95]。自由欧洲电台代表了美国在冷战早期的战略，在当时乔治·凯南等人还认为冷战最终会是通过政治途径而非军事手段来决定胜负[96]。

美国的决策者，包括了凯南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都承认冷战在本质上是一场不同思想的战争[96]。美国的情报单位CIA则通过一系列的情报和间谍活动，企图在欧洲和发展中国家阻挡共产主义的支持和崛起[97]。同时CIA也在国内发起了募款活动，借由替自由欧洲电台募款来集结美国民众对反共政策的支持[98]。

在1950年代初，美国开始让西德重新军事化，并且在1955年让西德加入了北约[33]。在1953年5月拉夫连季·贝利亚曾经试着提议让东西德统一成为中立国，试图以此阻止西德加入北约，但并没有成功[99]。

第二次国共内战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

[编辑]
更多信息：第二次国共内战和东南亚条约组织
国、共两党领导人蒋中正（左）、毛泽东（右），于1945年重庆会谈合影。之后中共在内战中获胜，国民党则撤退台湾，形成两岸分治至今

在1940年代末的国共内战中，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了由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国军，苏联迅速承认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结盟[100]，蒋中正和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地区。第二次国共内战的结果，加上美国在1949年失去了对原子弹的独垄地位，迫使杜鲁门重新思考其策略，并且加速围堵政策的布署[15]。在1950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101]，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增强对西方盟国的支持，并且大幅增加国防预算[15]，亦导致亚洲多国陷入军事分裂局面。

美国也因此开始扩展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围堵政策，以防止由苏联支持的革命势力再次令当地政府变为共产政权[102]。在1950年代初期，美国正式与日本、澳大利亚、纽西兰、泰国、和菲律宾（尤其是1951年的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和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签订安全保障协定，并且在那些国家建立起长期的美军基地[33]。

朝鲜战争

[编辑]
主条目：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的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坐在军舰上观看对仁川的炮轰行动，1950年9月15日
蒋中正、李承晚与吴廷琰三人于冷战初期分别领导中华民国、大韩民国与越南共和国，在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与越战中，于竹幕最前线与共产主义直接对决。

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了影响早期围堵政策的重要事件，1950年6月，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入侵韩国[103]，在入侵前斯大林还亲自替他“计划、准备、展开”了整场侵略[104]，提供朝鲜详细的作战计划[105][106][107][108]。然而，出乎斯大林意料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防卫韩国，由于当时苏联正在“抵制”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常任理事国的位置，因而无权投票否决联合国出兵[109]。组成联合国军的部队除了韩国国军、美军、共和联邦军（英语：British Commonwealth Forces Korea）（含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外，尚有土耳其、法国、菲律宾、荷兰、比利时、泰国等国家的部队[110]。

朝鲜战争对冷战的发展和参与各国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促成了北约的军事指挥结构产生[111]。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参战的看法不一，例如在英国，反对和支持参战的民众呈现两极化。许多人恐惧这场战争会演变为与共产中国的大规模战争，甚至爆发核战。这场战争对英美关系造成了相当的压力，英国政府试图提早结束这场战争，希望让联合国托管统一的韩半岛，并且迅速撤离所有外国军队[112]。

1953年停战后，由金日成统治的朝鲜成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到处竖立起对其自身的个人崇拜[113][114]。而在韩国，美国支持的李承晚强人政府则仅依赖威权统治和贪污维持其政权[115]。李承晚于1960年被学生运动推翻后，韩国又再进入朴正熙、全斗焕等武将的军事统治，多党民主体制要到1987年冷战接近尾声时才重新出现。

危机和冲突升级（1953-1962）

[编辑]
主条目：冷战 (1953－1962年)
1959年时北约与华约国家的军队数量对比

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与去斯大林化

[编辑]

在1953年，政治领导人的改变也转换了冷战的动向[116]，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当年1月20日就职为美国总统。在那之前，于杜鲁门任内最后18个月之间，美国的国防预算整整增加了四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稍微减缓了三分之一的国防预算，希望以更有效的方式来准备冷战[15]。

在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其忠实追随者贝利亚遭处决，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排除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等政敌。在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罪行，震惊了整个东方集团[117]。他并且展开了一系列的去斯大林化政策，主张要改革去除斯大林政策的唯一方式是公开承认之前苏共所犯下的错误[73]。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并没有放弃对于共产主义理念形式上的支持。他在1956年11月18日与一群西方大使会面时，著名的说出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历史是在我们这一边的。我们总有一天会把你们给埋葬。”震惊在场的人[118]。不过赫鲁晓夫后来称他指的并不是通过核战赢得冷战，而是主张历史潮流必然会让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119]。在1961年赫鲁晓夫宣称虽然当时苏联在经济上落在西方之后，但在十年之内苏联便会解决国内的住房短缺，同时生活物品也会变得丰裕，并且称在二十年内苏联便会完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主要建设”[120]。

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替围堵政策提出了“新展望政策（英语：New Look (policy)）”，主张更大程度的倚赖核武器来对抗美国的敌人[73]。杜勒斯同时阐述了“大规模报复”的原则，警告将会以全面的报复来应对任何苏联的入侵。在冷战的这个阶段，美国仍然持有核武器上的数量和技术优势，这也使得艾森豪威尔可以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不顾苏联的反对介入[15]。

华沙条约与匈牙利十月事件

[编辑]
主条目：华沙条约和匈牙利十月事件
华沙条约国家的地图
匈牙利十月事件中，被民众将中间共产党标志去除了的匈牙利国旗。中间有洞的国旗成了这次事件的象征

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在1950年代初期稍微缓和了冷战的紧张局势，然而欧洲仍然处在紧绷的军事对峙中[121]。苏联在1949年便在东方集团建立了一个安全互助的防卫约定[122]，接着在1955年将旗下各国正式通过华沙条约组织结成军事同盟[33]。

赫鲁晓夫在1956年移除了匈牙利的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不久之后便爆发了匈牙利十月事件[123]。在匈牙利人民的推动下，新的政府解散了秘密警察、宣布将从华沙公约中脱离、并且承诺将举办自由的选举。对此，苏联红军迅速的入侵[124]，数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监禁、或流放到苏联境内[125]，同时大约200,000名匈牙利人在混乱中逃离匈牙利[126]。改革派的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伊姆雷和其他人则在秘密审判后遭处决[127]。

从1957年到1961年间，赫鲁晓夫多次的威胁西方将进行核武的毁灭战争，他宣称苏联的导弹技术已经远超过美国，还可以毁灭任何美国或欧洲的都市。不过，赫鲁晓夫仍然拒绝相信斯大林所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主张它的目的是为了要与西方“和平共存”[128]。这个立场也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态势，抛弃了原先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阶级斗争必将导致国际战争的冲突理论，改而认为和平的时期将可以促成资本主义的垮台[129]，并且在同时间让苏联有时间准备自身的军事实力[130]。这种想法要直到后来戈尔巴乔夫时代将和平视为是目的而非手段时才会改变[131]。

苏联对于匈牙利十月事件的武力镇压使得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产生了内部冲突，尤其在西欧国家，许多西欧的共产主义政党都因为见证了苏联对匈牙利的武力镇压而产生大量的退党潮[132]。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接下来几十年都因而一蹶不起，无法脱离匈牙利十月事件的阴影如同南斯拉夫政治家密洛凡·德热拉斯在革命被镇压后不久所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对共产主义带来的创伤是永远都不会复原的”[132]。

柏林最后通牒与欧洲整合

[编辑]
冷战中苏联所达到最大势力范围时，也就是古巴革命之后、中苏分裂之前的时期

在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给了西方一则“最后通牒”，要求美英法三国在六个月内将他们各自掌管的柏林区块结合为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否则他将会把控制进出柏林的权力转移到东德的手上。赫鲁晓夫稍早曾经跟毛泽东这样说：“柏林市就犹如西方的睾丸一般，每次我想让他们尖叫，我就捏柏林一下。”[133]然而北约在12月拒绝了赫鲁晓夫的通牒，对此赫鲁晓夫则做出了让步，以换取通过日内瓦会谈来决定柏林的问题[134]。

在同一时期，1950年代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欧盟的整合开始。欧盟的出现是冷战的附带产品之一，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欧洲的整合，尽管后来的几任总统的政府也开始对欧盟的推动抱持保留态度，担心独立的欧洲将会与苏联另外进行威吓对立，如此一来会分裂西方国家的统一性[135]。

第三世界的角力

[编辑]
主条目：去殖民化和独立战争
1961年苏联发行的支持非洲国家独立的邮票

一些国家例如危地马拉、印度支那、和印尼等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认为是与共产主义有所连结[73]。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在1950年和1960年初不断地在第三世界去殖民化过程中的许多国家进行散播影响力的竞争[136]，苏联并认为殖民势力的退去象征了他们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即将到来[137]。双方都向他们各自支持的团体贩售或提供武器[138]，这些国家亦在联合国的投票上鼎力支持美苏双方。

美国利用中央情报局来影响对他们不友善的第三世界政府，并且支持亲美的国家[73]。例如在1953年策划了伊朗政变以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台，摩萨台当时国有化了英国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同时丘吉尔还指称他有迈向共产主义的倾向[139][140][141][142]。取而代之的则是亲西方的沙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成为了独裁的君主政权[143]，尽管巴勒维统治下的伊朗在冷战中并不会扮演直接的角色。

中情局也主导了1954年的政变推翻危地马拉的左派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144]，并且在那之后竖立反共的军政府[145]。而选择不结盟的印尼总统、民族主义领袖苏卡诺则在1956年面临印尼国内各方企图脱离雅加达控制的反对势力，其中一些反抗军因为反共主义的言语而受到中情局的支持，但最后苏卡诺仍在军事上平息了这些叛乱[146]。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与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是冷战初期于东亚崛起的三个新兴共产主义领袖。
越南分治后，大约100万难民在自由之路行动期间逃离共产制度的北越

在法越战争中，法国在越盟共产主义游击队的不断攻势，加上奠边府战役的挫败下，决定放弃他们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中法国签下停战条约，使得越南被划分为支持苏联的北越以及支持西方的南越，沿着一七线划分。在1954年至1961年之间，艾森豪威尔政府会持续地向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顾问上的支持，以抵抗共产北越的侵扰[15]。

许多其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则拒绝在东西方的冲突之间选边站。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数十个第三世界国家选择不介入冷战[147]。在万隆会议达成的协议会成为后来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结成的不结盟运动的根据[73]。而在同时，赫鲁晓夫则宣布将与印度和其他中立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外交交流。在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使得战后的非洲、中东、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变成较为多元的国际秩序[15]。

中苏交恶、太空竞赛与洲际弹道导弹

[编辑]
苏联发行的纪念史普尼克1号的邮票
主条目：中苏交恶和太空竞赛

1956年后苏联经历了一连串的挫败，尤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恶最为严重，令到苏联原先精心设计的共产盟国保护网出现大漏洞，此次外交挫败亦改变历史。尽管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仍然替他辩护，并且批评赫鲁晓夫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而放弃了革命的理念[148]。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则认为毛泽东对于核子战争的后果并不了解，并且称他是“坐在王位上的疯子”[149]。

赫鲁晓夫多次试着挽救中苏间的联盟，但毛泽东认为与苏联继续交往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拒绝与苏联复合[148]。中苏间的分裂还引发了两个共产国家间的互相宣传论战[150]。由于两国的分裂，在那之后苏联会和共产中国在国际上互相争夺作为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角色[151]。双方曾接近战争状态，最终导致1970年代美国趁机提出善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成为盟友的事件。

在红场展示的苏联的R-12中程弹道导弹，此种导弹在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成为冲突的焦点

在核武器上，美国和苏联各自扩增其战略核武器库存，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可以长距离攻击对方的武器[33]。在1957年8月苏联成功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152]，接着同年10月发射了第一枚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153]，史普尼克的发射成为了太空竞赛的开端。这直接导致美国在同年十二月发射先锋测试火箭3号（英语：Vanguard TV3），以及后来成功登月的阿波罗计划，太空人弗兰克·博尔曼还形容阿波罗“只是冷战的一场战役。”[154]

古巴革命

[编辑]
主条目：古巴革命和猪湾事件

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借由七二六运动在1959年1月成功夺取政权，推翻总统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及原古巴共和国，即使在革命之前，失尽民心的巴蒂斯塔政权便已经被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军援[155]。

新的古巴政权与美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外交关系，然而，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在4月前往华盛顿特区拜访时，艾森豪威尔却不愿亲自会见他，而是由副总统理查·尼逊代替[156]。古巴在不久后的1960年3月开始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商讨购买军火事宜[157]。

在1961年1月，美国正式与古巴断交。在1961年4月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通过中情局在圣克拉拉省的猪猡湾发起了一次入侵，计划由美国支持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组成部队攻回古巴，然而入侵却因为种种因素而失败，严重打击了美国的形象[158]。卡斯特罗于是公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苏联也承诺向古巴提供援助[158]。美古两国直到2015年贝拉克·奥巴马执政期间才再次建交。

柏林危机

[编辑]
苏联和美国的坦克在查理检查哨的紧张对峙，1961年10月27日
主条目：1961年柏林危机
主条目：柏林墙

1961年的柏林危机是冷战里最后一次关于柏林地位和战后德国处置争议的主要事件。在1950年代初，东方集团各国开始仿效苏联，限制其人民自由迁徙和移民的权利[159]。然而在那几年间，每年都有数十万的东德人民通过东西柏林之间的一个“漏洞”移民到西德，以逃离共产主义统治[160]。

往西德的移民导致东德产生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尤其是那些年轻而受过教育的人。到1961年为止已经有20%的东德人口移民到西德[161]。在那年的6月，苏联向西方盟国发布最后通牒，要求他们从西柏林撤出军队[162]。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让步，东德接着在8月13日开始在与西柏林的边界设立铁丝网障碍，最后会扩建成柏林墙，以此阻止东德人民逃到西柏林[163]。

古巴导弹危机与赫鲁晓夫的失势

[编辑]
主条目：古巴导弹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海军的P-2海王星巡逻机飞过了一艘载运了前往古巴的导弹的货船

在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政府仍然继续寻找推翻卡斯特罗的办法，并且由中情局以“古巴计划”为代号进行了一连串的计划构思和准备。在1962年2月，赫鲁晓夫得知了美国的“古巴计划”的存在，并且据情报认为美国将会在当年10月采取动作推翻卡斯特罗，可能通过另一次军事入侵、或是刺杀卡斯特罗[164]。赫鲁晓夫因此决定在古巴建设苏联的核导弹基地[164]。

肯尼迪在得知此消息后，评估他的各种应对方案，最后决定以海军封锁和对苏联发出最后通牒的方式来阻止古巴导弹基地的建成。最后的结果，赫鲁晓夫在冲突中做出让步，将导弹从古巴移除，而美国则承诺不会再入侵古巴[165]。卡斯特罗后来对此承认：“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同意使用核武器…我们都认为核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迟早都会被消灭的。”[166]

一般认为1962年10月-11月的这场古巴导弹危机，是世界上最接近核战争的时刻[167]。这场危机也展现了相互保证毁灭的概念，在冲突中持有大量核武器的双方都不能先行使用这类武器，以避免造成冲突的升温和大规模的毁灭[168]。古巴导弹危机使得双方开始检讨核军备竞赛，并且试图推动核裁军来缓和两方的关系[121]，双方稍早前已经在南极条约体系中首次对核武控制做出了一定共识[169]。

在1964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数名高层同僚一同夺取了他的权力，但仍允许他和平的“退休”[170]。赫鲁晓夫被他的政敌指控他举止粗鲁和政策上的无能，同时也责怪他毁了苏联的农业发展，并且差点在古巴危机中导致核战争的爆发[170]。除此之外，赫鲁晓夫允许东德建立柏林墙的决定也让苏联和东方集团在世界舆论上颜面尽失[170]。后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成为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缓和政策下的对抗（1962-1979）

[编辑]
主条目：冷战 (1962－1979年)
1973年时北约与华约国家的军队数量对比
美国在1969年的登月任务成功成为太空竞赛中的一大里程碑
美国海军的F-4幽灵II战斗机拦截一架苏联的Tu-95轰炸机，1970年代初

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间，冷战的各方都在不断适应和调整以应付新的国际局势和环境，因为国际关系已经有越来越多国家和动向不属于美苏两大集团的对抗里了[73]。从战后开始，西欧各国和日本迅速的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起来，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之间呈现惊人的经济成长率，到了1970年代他们的人均生产总额已经开始近逼美国，而同时东欧集团的计划经济则陷入停滞[73][171]。

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出现，加上第三世界的组织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和不结盟运动的影响力成长，许多之前并不强大的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多发挥影响力的空间，并且有能力抵挡来自美苏两边的压力[102]。而在此同时，莫斯科则被迫将注意力转到自己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上[73]。在这个时期，苏联的领导人如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柯西金都接受了缓和政策的概念[73]。

法国脱离北约军事架构

[编辑]

北约的团结性在很早的时候便受到挑战，尤其是从夏尔·戴高乐在1958年担任法国总统开始。戴高乐反对美国在北约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同时也对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表示不信任。他在1958年9月17日一篇写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备忘录中，宣称希望英美两国考虑让法国加入成为主要决策的第三国，并且增加北约的涵盖范围到关及法国利益的地理区域，例如当时法国正在忙着打反游击战的阿尔及利亚[172]。

然而，戴高乐从英美两国获得的回应并没有让他感到满意，他因此开始发展法国自身的核武吓阻能力，并且在1966年从北约脱离，并且赶出了北约驻守在法国的军队[173]。也由于戴高乐对英国的不信任，法国政府在1963年和1967年戴高乐执政期间两次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英国在戴高乐去世后的1973年才成功加入欧共体。而直到2009年法国才再次加入北约军事架构。

六八运动

[编辑]
主条目：六八运动、五月风暴和民权运动

六八运动是指在1960年代中后期，1968年达到高峰，在欧洲及美洲主要由左翼学生和民权运动分子共同发起的一个反战、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精英等抗议活动所使用的一个活动口号，在法国、意大利等地皆出现学生示威的情况。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编辑]
主条目：布拉格之春

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运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在改革派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带头下，运动诉诸要求增加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等等，同时还重视计划经济造成的生活用品短缺，要求回归多党政府并限制秘密警察的力量[174][175]，并且考虑退出华沙公约[176]。

而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回应则是派遣红军连同其他华沙公约军队，在当年8-9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77]。在苏联入侵后，大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开始逃离国家，首先是70,000人，最后总数达到300,000人[178]。苏联的入侵引发了南斯拉夫、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共产政党的一片讨伐[179]。

美国和北约则对这场入侵则采低调处理，尽管苏联曾担心失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西方趁机弱化东方集团，然而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却完全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当时身陷越战的林登·詹森无暇在欧洲开辟第二个可能的冲突点，同时他也不希望得罪莫斯科而影响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签订，也因此美国坐视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而没有介入[180]。

布列茲涅夫主义、苏联经济停滞

[编辑]
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与理查·尼逊在1973年于华盛顿的会谈，此时是两国和缓政策的高峰点
主条目：布列茲涅夫主义

为了避免铁幕下的国家再次试着脱离苏联的掌控，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的1968年9月一场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演讲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布列茲涅夫提出了布列茲涅夫主义，主张苏联有权侵略任何试图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拥抱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演讲中他说：“当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势力试图将某些发展社会主义中的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时，不但是对那个国家造成了问题，而且还是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问题。”[176]

波兰街上正在排队买日用品的人们。因消费产品短缺而造成商店前的大排长龙，是当时铁幕国家常见的场景

事实上，在布列茲涅夫主义出现的这个时期，铁幕下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如波兰、匈牙利、东德等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上都已经开始明显落后于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181]。在这个阶段开始明显浮现的经济停滞，也使得布列茲涅夫时代被称为“停滞时代”。随着经济体的扩张和变动，莫斯科的经济计划官僚开始被排山倒海而来的经济计算、决策问题所压倒。共产国家的官僚体制使得进行决策必需的重要经济资讯不能有效地传递，连带使得企业层次的劳动力和资源分配、创新、消费者服务和供给无法有效进行[182]。

在铁幕下生活的人民则经历越来越严重的消费者用品短缺，一般人民平日花费大量时间在公营的福利社前排队等待购买所需食品和产品，包括基本的生活用品例如卫生纸都会短缺[183]。身为石油和各种资源输出国的苏联尽管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获得大量硬通货的收入，然而在危机之后苏联却出现了比日本、西欧和美国更为明显的经济衰退。在实际上，导致苏联经济停滞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内部体制的问题而非外部影响[184]。

第三世界冲突

[编辑]
参见：越战、赎罪日战争、1973年智利政变和南非边境战争
阿列克谢·柯西金（左）与美国总统林登·詹森

尽管对铁幕内的国家影响有限，美国继续支持与其友好的第三世界政权作为防止苏联影响力扩张的途径，并且对那些他们认为有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夺权的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干预。在1965年林登·詹森派遣22000人的军队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一年，以避免类似古巴的革命出现[15]，在之后1966年的选举中，保守派的华金·巴拉格尔当选总统，杜绝了共产党人上台的机会。而在印尼，苏哈多借由930事件从苏卡诺手中夺权，过程中杀害了大约五十万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份子和其他亲共人士。尽管美国在政变中拒绝支持苏哈图军火[185]，在他执政后仍因为他的反共立场而对他表示支持，不过苏哈多在正式上仍会一直维持苏卡诺的不结盟运动立场。

越战中一名刚派抵越南岘港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965年8月3日

南越的吴廷琰政府与北越、越共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也越演越烈，最后成为了越战的开端。詹森总统派遣美军进驻南越、支持越南共和国军（南越军），最后达到了575,000人。越南人民军（北越军）从苏联和中国取得各种战争的物资和技术援助，苏联派遣15,000名军事顾问前往北越，并且向其提供了价值4.5亿美元的军火，而中国则派遣了320,000人和价值1.8亿美元的军火[186]。

尽管美军在军事上持续对北越占有压倒性优势，并且也不断获得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由于詹森的政策失误和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增长，加上美军受到不能对北越领土做直接进攻的限制而无法取得关键性胜利，使得美国民众对于越战的信心逐年遽减，最后导致美国决策者决定从南越撤兵[187]。美军撤军后不久，北越发动了1975年春季攻势，全面攻下了南越，最后于4月30日占领其首都西贡，也使得美国曾在此地投入的军力和牺牲以失败告终。越战的失败成为美国在冷战中的最低点之一，苏联的KGB也运用世界各地的宣传网络和特务借着越战而生的反战及和平运动对美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进行了全面的攻势[68]。

在越战中，北越军入侵了柬埔寨以建立通往南越的兵力和物资运输网（胡志明小径），在其后的柬埔寨内战中，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布率领的赤柬共产党推翻了龙诺，建立了红色高棉。冷战后解密的苏联文件显示，北越在1970年入侵柬埔寨的举动，是为了响应赤柬的发起内战的攻势[188]。美军和南越军因此进行了对柬埔寨的轰炸和地面攻势[189]，但并没有成功阻止赤柬于1975年夺取政权。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民主柬埔寨造成了估计约1-3百万的人民死于其暴政和大屠杀[190][191][192]，被称为是冷战时期最冷血的一场种族灭绝[193]。

在智利，社会主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赢得了1970年的总统选举，成为美洲第一位通过民选而非革命当上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194]。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奥古斯图·皮诺契特将军在1973年9月11日发动了智利政变，取代阿连德并建立了军政府，同时监禁、处决了支持阿连德的大量共产党人。皮诺契特不但撤销了阿连德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同时采取了自由市场的路线，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智利奇迹的经济成长。

在尼逊和福特任期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的亨利·基辛格是冷战中的重要人物（1969-1977）

中东也持续是冷战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埃及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两方的合作关系却相当的不平和，苏联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和埃以消耗战争中都以军事顾问、飞机、飞行员支持埃及，以对抗美国支持的以色列[195]。尽管埃及的新总统穆罕默德·艾尔·沙达特在1972年开始由亲苏转向亲美[196]，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当美国得知苏联可能会介入以帮助埃及的传闻时，便毫不犹豫的大规模投入支持以色列[197]。除了埃及以外，苏联也与共产主义的南也门保持密切关系，还有亲苏的阿尔及利亚和伊朗等国[196]。另外在数十年的以巴冲突中，苏联也不断地通过间接管道向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金援[198]。

在非洲，索马里军官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在1969年发动了政变，创建了社会主义政权，并且获得苏联的支持。在四年之后，亲美的伊索匹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一世也被亲苏联的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等军官推翻，并且建立与古巴和苏联的密切关系[199]。然而后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间在1977-1978年爆发欧加登战争，卡特政府则对此冲突持中立态度[200]。而经过了长期独立战争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安哥拉，则在1975年爆发安哥拉内战，由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对抗美国和南非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由于古巴和苏联的军事支持，安人运最后赢得了内战[199]。

中美和解

[编辑]
主条目：1972年尼逊访华

由于中苏分裂的影响，中苏边界冲突在1969年达到最紧张的阶段，美国总统理查·尼逊决定利用此时机来改变冷战中的平衡[201]，而中国也在同时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制衡苏联的优势。

在1972年2月，尼逊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展开邦交[202]，并且前往北京拜访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同一时间，苏联已经在核武器威吓实力上追上了美国，而同时越战的挫折则大幅打击了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和在西欧的声望[203]。尽管美苏之间非直接的冲突在这段时期仍然存在，两国间的直接冲突态势已经开始有减缓迹象[121]。但由于尼逊任内发生了水门事件导致了尼逊下台，之后的福特总统一直在忙于处理内部事务，所以两国迟迟未建交，直到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后中美两国才于1979年建交并且与中华民国断交，终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裁撤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USTDC）及驻台美军顾问团（MAAG），驻台美军也随之撤离台湾，美国中情局也在1972年停止援助四水六岗卫教军，而中国方面也在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未再续签，并在1980年停止了对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的援助。中美两国关系缓和导致冷战局势开始发生变化，中苏两国关系全面冻结，而中美两国关系则持续升温，并且两国在越南和阿富汗分别出手打击亲苏势力。

尼逊、布列茲涅夫、缓和政策

[编辑]
列昂尼德·布列茲涅夫和吉米·卡特一同签订第二轮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维也纳，1979年6月18日
主条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赫尔辛基协议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在尼逊造访中国以后，他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布列茲涅夫在莫斯科会谈[204]。两人协议达成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包含了两个主要的核武限制条约：第一个是限制两国核武器数量的SALT I[205]、第二个是禁止两方进一步发展可以拦截对方弹道导弹技术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谈判的目的是为了要减少两国在发展核武和反弹道导弹技术上所耗费的庞大成本[73]。

尼逊和布列茲涅夫两人宣布两国进入了一个“和平共处”的新时代，并且以“缓和政策”来描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局势。在当时，大量军备开销对于苏联经济造成庞大的负担，也成为苏联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15]。在1972年至1974年之间，两国决议增加互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量[15]。尼逊认为缓和政策取代了之前冷战中两方的敌对态势，让两国可以和平共处[204]。

而在同时，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则提出了东方政策[179]，希望以此平和与东德之间的关系。其他类似的和平条约也在这个时段签订，包括了赫尔辛基协议和1975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206]。1975年7月，美国和苏联通过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将双方的宇宙航天器在外太空对接，象征着双方结束太空竞赛。

1970年代末的关系恶化

[编辑]

在1970年代，由尤里·安德罗波夫领导的KGB持续的迫害知名的苏联政治异议人士，包括了当时大力批评苏联领导人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安德烈·萨哈罗夫等[207]。非直接的冲突在这个时期继续的在第三世界进行，尤其是在中东、智利、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等地[208]。

吉米·卡特试图在1979年第二波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进一步的限制核武数量[209]，然而这次限武会因为当年的其他大事而遭到阻挠，包括了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KGB支持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成功发动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政权。同时，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美苏关系的立即恶化，使得进一步的核武限制谈判全部停滞[15]。

新冷战（1979-1985）

[编辑]
主条目：冷战 (1979－1985年)

“新冷战”一词指的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开始冷战的剧烈升温，在这个时期，美苏集团双方的军事对峙变得更加的明显[11]。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由于里根的上台而大为转变，从原本的围堵、缓和转变为明确的对抗[210]，里根的目标不只是要美国在冷战中持平，而是要取得胜利。不过，此阶段冲突的剧烈，在短短几年内便造成了整个冷战局势的大幅转变[211]。

苏联入侵阿富汗

[编辑]
主条目：苏联入侵阿富汗
里根总统公开表示对于阿富汗反共圣战者的支持，并且在白宫会见他们。1983年

在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在几个月内，反对其统治的众多势力在阿富汗东边区域发起了反抗活动，冲突很快便升级为内战，由圣战者形成的游击队对抗政府的军队。巴基斯坦政府私下提供游击队众多的训练场所，而苏联则派遣数千名军事顾问支持人民民主党政府[212]。到了1979年中，美国已经开始隐密的支持圣战部队[213]。

在1979年9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在党内政变中遭到部长会议主席哈菲佐拉·阿明暗杀和夺权，然而苏联对阿明并不信任，于是在1979年12月以特种部队暗杀了他。由苏联主导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则在空档时期担任总书记，同时苏联军队开始大量涌入阿富汗以稳定局势，尽管他们一开始没有打算要进行长期的战争。然而阿富汗的内战却没有因为苏联的介入而停止，圣战者在接下来几年内继续与阿富汗政府军和苏联进行游击战争[214]。

卡特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回应则是立刻停止了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并且对苏联施加谷物和科技产品的禁运，同时大幅增加美国的军事支出，还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抵制了1980年的奥运。他宣称苏联是“二战以来对和平最严重的威胁”[215]。

里根、撒切尔、推回

[编辑]
更多信息：推回
美国陆军突击者在紧急狂暴行动中空降入侵格林纳达，1983年10月25日。里根的外交政策强调以对苏联的强硬攻势来寻求冷战的胜利

早在他成为美国总统前四年的1977年1月，罗纳德·里根便在一次私人对话中透漏他对冷战的看法：“或许有人会说这过于简化问题，但在我心目中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很简单，那就是，我们要赢得胜利，让他们失败。你觉得这样如何？”[216]。在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里根击败了卡特，承诺将大笔增加军事预算，并且以强硬态度在全世界对苏联发起攻势[217]。里根和同时期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高调批判苏联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根还称苏联为“邪恶帝国”，并且预言共产主义将会很快被“丢进历史的尘埃之中”[218]。

当时西方对苏联的主流看法是，苏联新的一批世代即将来临，而西方世界必然要跟他们合作。但里根则主张苏联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打算借由切断苏联与西方的贸易和科技交流来使这种危机加大。到了1985年，里根的反共主义态势形成了所谓的“里根主义”，不同于之前的围堵政策只注重于防堵其他国家转变为共产主义，里根的策略是要积极的推翻现有的共产主义政府[219]。除了延续卡特执政最后一两年的政策，继续支持反苏联的阿富汗圣战士以外，里根政府也通过中情局，在苏联控制下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多数国家支持反苏联的伊斯兰政治团体[220]，除此之外，中情局还支持反共的巴基斯坦情报单位训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对苏联发动一场圣战[220]。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于戴维营商讨事务。两人的上台代表了英美两国对苏联强硬派的登场

里根主义的积极反共也将冷战中很早便被提出但却没有任何前任总统彻底实行的“推回”战略重新摆上台面，推回指的是通过强硬的态势和政策达成政权更替。推回战略在朝鲜战争和1961年的古巴入侵中被局部的尝试但以失败告终，在里根之前，1953年的东德起义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曾经使美国政府考虑推回，但最后都因为担心引发核战而作罢[221]。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将马克思主义政变形成的政权推翻，成为推回战略最著名的例子[222]，同时也让莫斯科担忧美国下一步会针对哪个国家进行推回[223]。

波兰团结工会

[编辑]
主条目：团结工会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1979年首次造访铁幕下的波兰，受到数十万天主教徒的欢迎，并且鼓舞了之后的反共运动

若望·保禄二世成为了反共主义的象征人物，他在1979年拜访了他的老家波兰，引发了波兰人民在宗教上和民族主义上的觉醒浪潮，他对波兰的影响很可能是后来1981年他遭到刺杀未遂的原因之一[224]。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统治下，计划经济造成的经济匮乏、以及长期以来苏联式的高压统治，种种背景造就了团结工会运动在1980年8月31日的诞生。由莱赫·瓦文萨领导的工人自行组成了第一个华沙公约国家中非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将国内的各种反共势力联合起来，以抗议统一工人党的专政[225]。在过程中，美国也通过私下管道提供了相当数量的金钱和其他援助给团结工会[226]。

团结工会对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苏联影响下的共产专政形成空前挑战，到1981年9月已经有了一千万会员，等同波兰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一[227]。对此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在12月13日宣布全国戒严，并大幅逮捕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和领导人。在铁幕以外的国际社会则谴责波兰政府的行径并声援团结工会，里根并且对波兰实施了经济禁运[228]。在此同时，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苏斯洛夫则建议苏联领导人若是波兰落入团结工会手中也不要进行干预，他担心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会经不起美国报复性的经济制裁[228]。

新一波的军备竞赛

[编辑]
更多信息：战略防御计划
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库存量对比，1945-2024

在冷战的这个阶段，莫斯科已经花费25%的苏联全国生产总额在军事用途上，而其消费者产品和民间的产业则停滞不前[229]。苏联花在军备竞赛和其他冷战的活动如太空竞赛上的开支对于已经问题重重的苏联经济体制造成严重的负担[230]，在布列茲涅夫统治的最后十年苏联经济都处于停滞的状态。

苏联在国防上的大量开支并不是全部花在军事上的用途，很大一部分的资金其实是花在雇养苏联体制内庞大的名录职官官僚，这些苏共官僚在其各自的领域享受庞大的权力和特权生活[231]。苏联武装力量在持有武器数量和种类上都成为世界第一，无论现役还是后备军人的数量也都是世界第一，而其背后则有更为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支持整支武装力量[232]。

到了1980年代初，苏联已经建立了一个在数量上大幅超过美国的常备军。然而，苏联和华沙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却无法呈现其质量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问题[233]。相较之下，越战后的美国则吸收了之前的教训，对美军进行了各种大幅度的改革，到了1980年代已经转变为全志愿役的专业军队，同时额外注重部队的训练和科技水准，这些改变带来的惊人成效在后来海湾战争里对抗华沙装备和战术思想的伊拉克军队中完全展现出来[234]。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会开始大幅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而后继的里根更是将扩军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之一，将国防预算从198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增加到1986年的6.5%[235]，成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代国防预算最高的时刻。

里根总统在白宫宣布战略防御计划的开始，1983年3月23日

双方的军备竞赛在1980年代初期迅速的白热化，里根重新启动了之前被卡特取消的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计划，同时开始生产LGM-118A和平守护者导弹以抗衡苏联生产的SS-18等拥有大量多目标重返大气层载具的洲际弹道导弹[236]。同时美国也在欧洲开始部属巡航导弹，并且开始了被媒体称为“星际大战”的战略防御计划，宣称将研发可以从太空击落对方弹道导弹的技术[237]。随着美苏两方的紧张局势升温，以及苏联在东欧部属瞄准西欧的RSD-10中程弹道导弹，北约决定开始在西德等地部属MGM-31潘兴导弹[238]。潘兴导弹的部属，使得北约拥有可以在10分钟就将核弹头投射到莫斯科的能力[239]。

然而尽管里根的军备扩张，苏联并没有因此而进一步扩军[240]，由于其本身已经庞大无比的军事开销，加上因为中央计划而效率低落的制造产业和农业，苏联本身的经济情况早已自岌岌可危[241]。而在此同时，沙地阿拉伯决定增加石油生产[242]，而其他非OPEC成员国也增加了石油产量[243]，这些因素导致了石油价格在1980年代跌落谷底，以石油输出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苏联也因此大受影响[229][241]。计划经济的失败[244]、石油价格跌落、庞大的军事开销种种因素加起来，使得苏联经济在1980年代形成了严重的停滞[241]

1980年代FEMA推估美苏全面爆发核战后美国的受创程度，深红色代表的是最致命的辐射落尘区域，黄色则是较安全区域

在1983年9月1日，苏联空军击落了在库页岛西海岸的大韩航空007号班机，导致机上269人全部罹难，乘客还包括美国众议员拉里·麦唐诺，苏联因此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谴责，并且里根称此事件为一场“大屠杀”。里根也因此大幅度增加军事布署，直到后来他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和解共识为止[245]。北约在1983年11月为了模拟核武器释放的1983年优秀射手演习则引发了苏联的空前反应，使得华约国家部队的警戒程度大幅提升，苏联领导人还认为这可能是美国要发起第一击核战的前兆[246]。

在越战之后，美国民众对于军事介入他国纷争的策略有相当顾忌[247]，里根政府也因此强调以快速、低成本的反叛乱战术来介入他国的冲突[247]。在1983年美国介入了黎巴嫩内战、入侵格林纳达、轰炸利比亚、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游击队[102]。虽然里根入侵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的举动受到美国舆论支持，不过里根政府对于尼加拉瓜游击队的资金援助后来爆发成为了伊朗门事件[248]。

在此同时苏联则忙于应付自身的军事行动，尽管布列茲涅夫入侵阿富汗时以为冲突会很快结束，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阿富汗圣战者猛烈的抵抗苏联的占领[249]。苏联总共会投入将近100,000人的军队以防卫阿富汗的傀儡政权，使得许多观察者称阿富汗战争为“苏联的越战”[249]，然而，阿富汗战争对苏联造成的打击之大却远不是越战可以比较的，因为当时整个苏联内部早已陷入经济停滞和体制的衰败问题。

里根是第一位曾公开主张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美国总统，而早在1980年便有一名资深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预言苏联体制的崩解，他认为苏联的对外侵略只不过是“反映出苏联体制的种种国内危机…就有如熵的减灭原理一般…苏联体制只不过是在燃烧自身而非维持其平衡。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在其内部败坏的同时对外部进行的动作。”[250][251]

尾声（1985-1991）

[编辑]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一同签订中程导弹条约，1987年

在多年的经济停滞后，苏联党内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浮现，这些年轻的党员在相对开放的赫鲁晓夫时期长大，许多人心中对于体制的改革都暗中抱着期望[252]。尽管历史学家对其决定性仍抱持着不同的意见，一般都认为里根在1980年代初采取的强硬派策略和对苏联的各种攻势大幅加快了苏联体制的崩坏，并且迫使苏联共产党高层在经历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任期后，选择年轻的改革派来领导苏联，而非延续布列茲涅夫的路线[253]。

戈尔巴乔夫改革

[编辑]
更多信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

在1985年，于苏联共产党内相对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18]，苏联的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同时因为石油价格的跌落而导致货币收入的大减[254]，这些因素逼使戈尔巴乔夫寻求改革的方式来挽救苏联[254]。

改革刚开始阶段的毫无成效使得戈尔巴乔夫决定扩大体制性的变动，他在1987年6月宣布开始进行经济改革[255]，放松对于生产配额的限制，并且允许私人拥有商业，同时开始开放外国的投资。戈尔巴乔夫希望以这些改革来将国内的资源从原本花在冷战上的军事开支转移到民间产业上[255]。

尽管西方对他改革的诚意一刚开始抱持怀疑态度，戈尔巴乔夫不久便证明他是真心要改变苏联的路线以拯救恶化的经济条件，而非要继续与西方的军备竞赛[121][256]。戈尔巴乔夫同时实行了开放政策，允许部分新闻自由、减少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同时增加政府机构的透明性[257]。开放政策的目标是为了改善共产党高层的腐败现象、同时减少中央委员会滥用权力[258]。开放政策同时也增加了苏联人民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接触，加速了两国之间的缓和政策[259]。

关系解冻

[编辑]
更多信息：中程导弹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
1987年6月12日，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里根对戈尔巴乔夫释放出的军事和经济让步也以善意回应，答应将重新启动经济上的合作讨论，并且减少军备竞赛的规模[260]。两人首先在1985年11月于瑞士日内瓦见面[260]，在仅有一名口译员参与的私人会谈中，两人一致同意将两国的核武库存遽减50%[261]。两人第二次的会谈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中两人在大多数议题上都达成共识，直到戈尔巴乔夫谈到希望美国终止战略防御计划时，里根对此拒绝[262]。接着在1987年的第三次会谈中，两人达成协议，签下了中程导弹条约，将所有带有核武弹头、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之间的中程地基弹道导弹都给淘汰[263]。

东西方的冲突在1985年之后迅速的降温，并且在1989年莫斯科的一场会议中，由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签下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64]。到了1990年，苏联发现自身对于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在石油和天然气的补给加上驻军的耗费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负担[265]，除此之外，由于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改善，也不需要再以这些国家作为缓冲区，也因此苏联宣布了辛纳屈主义，承诺他们将不会再以武力干预东欧各盟国的内政[266]。

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全面撤军[267]。而在见识到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后果后[268]，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同意了让德国统一[265]。在1989年12月3日，由于冷战的缓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在马耳他的一场会谈上宣称冷战已经结束了[269]，在隔年苏联还在海湾战争中小规模协助美国对抗伊拉克[270]。

东欧剧变

[编辑]
主条目：东欧剧变和波罗的海之路
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

到了1989年，苏联的联盟体系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由于苏联本身改革，而又撤去了原本对其卫星国的军事支持，华沙公约的共产党领导人开始面临政治正当性的危机[267]，团结工会等反抗运动迅速的在东欧国家中获得广泛人民支持而形成大趋势。在1989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政府首先被迫开放民主的选举。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大型的示威抗议则淹没了共产党领导人的镇压部队。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政权也相继垮台，其中罗马尼亚革命则是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权更替[271]。东欧的改变是如此的剧烈，美国政府甚至开始担心区域的稳定性，例如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便说美国政府不会阻挡苏联在帮助民主派的前提下介入罗马尼亚以减少流血[272]。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成了东欧民主浪潮的最高点，象征了共产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全面瓦解，同时也结束了铁幕对欧洲的分化。1989年的民主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推翻了所有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政府，（包括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273]。1990年两德统一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陷入瘫痪，一年后华约组织宣告解散，而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也在1991年6月宣告解散。

而在苏联内部，改革开放则弱化了苏联本身与其邦联国的连结[266]，在1990年2月，随着苏联本身的解体，苏联共产党被迫交出独占了73年的国家权力[274]。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加上原本就已经酝酿多年的民族自决意识，也使得苏联其下的众多加盟国一一脱离莫斯科而去，波罗的海三国则完全脱离了苏联，最终苏联政府于1991年9月6日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275]。

苏联解体

[编辑]
更多信息：八月政变和苏联解体

刚开始戈尔巴乔夫对待东欧的松软态度并没有延伸到苏联本身，同时苏联驻军也在追求革命的波罗的海三国产生了零星的暴力冲突事件[276]。然而，政治局势的变动之快，使得苏联共产党和军队内部的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不断增加，最后在1991年8月发动了八月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并重新建立威权的中央政府[277]。

八月政变并没有达成政变者预期的目标，反而引起莫斯科人民的集体反抗，并且在鲍里斯·耶尔辛领导下迅速的被击败[278]。政变的结果也画下了苏联的终止符，连俄罗斯都威胁要从已经是空架子的苏联邦联里脱离。1991年11月6日，耶尔辛签署总统令，停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标志着苏共失去执政党地位。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耶尔辛、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以及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内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三国退出苏联，并成立一个类似共和联邦的组织取代苏联。最后在1991年12月21日，剩下的邦联国一起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与苏联不同的是，俄罗斯领导人称新的国协的目的只是为了要让苏联加盟共和国可以进行一次“文明的离婚”，同时新的架构也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国拥有各自的主权[279]。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一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亦在第二天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世界自此进入后冷战时代。

影响

[编辑]
冷战结束后国界的变化。德国统一后，1991年随着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先后出现了23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也分为两个主权国家，捷克和斯洛伐克

军事支出

[编辑]

冷战后，俄罗斯大幅度的减少了其军事开支，同时前苏联下的众多国家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也造成了不少挫折和数百万人的失业[280]，资本主义改革过程中引发的经济衰退甚至还比美国在经济大恐慌中的衰退还要严重[281]。俄罗斯经济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波衰退，直接导致俄罗斯政府于1998年宣布无法按时偿还国债外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引发了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而俄罗斯经济直到2000年后国际油价上涨才得以恢复增长，但俄罗斯政府一直到2017年才偿还了所有苏联时期的遗留外债。由于俄罗斯军队在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糟糕的表现以及横跨整个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耶尔辛在1999年底辞职时仅剩2%的支持率。冷战后由于西方各国未有在政治及经济协助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转型，北约在这段时间里大力东扩，将众多前东方集团国家收纳进北约，导致美俄关系及俄欧关系无法改善，且北约意图纳入独联体国家，间接导致了2008年的俄格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及2022年的俄乌战争。

冷战所留下的影响在现代国际局势上持续存在[11]。苏联解体后，世界成为由美国担任超级大国领导者的一元世界[282][283][284]。冷战也定义了美国在二战后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时美国已经与50个国家结盟，并且在世界各地有526,000人规模的海外驻兵[285]，其中326,000人在欧洲[286]，而130,000人在亚洲（大多为驻日美军和驻韩美军）[285]。

冷战同时也是和平时期军事工业复合体发展的高峰期，同时冷战中的军事预算也有大规模的投注在科学的发展上[287]。这种军工复合体虽然早在19世纪时便已经存在，但在冷战时成长得最为明显，并且在20世纪对参与各国的社会、政策、和外交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288]。

美国在冷战年代总共花费了约8兆美元的资金在军事开支上，总共有将近100,000美国人在朝鲜战争和越战中丧失生命[289]。而在冷战中丧失生命的苏联人总数较难估计，在开支上苏联的国防预算对比其国民生产总值则比美国要高出很多[290]。除了两方在战场上的军事伤亡外，在冷战过程中数百万人在世界各地“代理国”的战争中陆续丧失性命，尤其是在东南亚[291]。

欧洲大部分国家在冷战结束后陆续废除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曾经仅有芬兰、瑞士、塞浦路斯等少数欧洲国家还在沿用征兵制，但是在俄罗斯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立陶宛和瑞典先后恢复征兵制[292]。

政治影响

[编辑]

冷战后续的影响至今仍没有办法轻易消除，在第三世界，许多在冷战中被激起的经济和社会上的争议至今仍没有平息[11]。而在共产党政府垮台后，有些地区则因为中央权威消失而出现了新的种族和政治冲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11]。在东欧，冷战的结束使得大量国家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繁荣经济成长，尤其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十几年内便从前铁幕经济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苏联解体造就了大量新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使得数千万的人民重享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权利。另一方面，索马里、阿富汗等国家则在脱离强权独立之后成为了失败国家[11]。冷战在东亚造成的台海问题和朝鲜半岛分裂问题至今仍然存在，且后者2003年朝鲜核试验后不断在升温，苏联解体后的美俄关系也因美国容许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成为西方阵营一员，被认为不断对俄罗斯的打压而无法改善。加入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国家里仅有少数位于东欧和高加索地区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而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至今依旧处于威权甚至是极权统治之下。不过这些国家采取平衡的独立外交，一方面希望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另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维持美中俄的势力平衡。

另外，冷战后期的缓和也影响部分采取高压统治和以军人主政的美国盟友，使这些国家或地区也开始先后出现民主化的现象，如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中华民国、大韩民国、智利、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但相关国家在美国容许的高压统治下，陆续出现转型正义的诉求，而民主化的政府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但亦开始转为更独立的外交政策。

国家分裂

[编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冷战结束，数个单一国家因为冷战期间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而发生分裂，其中大部分国家在冷战中或结束后实现统一，但仍有少部分国家处于分裂状态。

分裂前统一政权 分裂后采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权 分裂后采纳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权 分裂原因 分裂期间所爆发的冲突 现今状态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意图和平解决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与抗日战争期间所产生的实质分裂状态，进行政治协商会议并签订双十协定，然最终谈判破裂，双方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最终以中国共产党实际控制中国大陆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性告终，中国国民党及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地区。 第二次国共内战
台湾海峡危机 		尚未统一
（详见海峡两岸关系、台湾独立运动与台湾问题）
朝鲜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
（名义上）
美国苏联
盟军托管朝鲜半岛
（实际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大韩民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与美国以北纬38°线为界分别占领日占朝鲜半岛。美占区在联合国韩国问题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出了第一届韩国政府，苏占区随后也成立政府；南北双方均自认为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对整个朝鲜半岛声称拥有主权，拒绝承认以北纬38度线划分的苏美对日受降分界线为两国边界；在1949年，苏、美占领军先后撤军，分别将各自占领区移交给北、南政府。 朝鲜战争 韩国方面观点：
尚未统一
朝鲜方面观点（2024年）：
南北不同属一国，即不属于分裂关系，并视韩国为“永久敌对”国家
（详见朝韩关系）
 盟军占领下的德国 东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西德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与西方三国占领区合并的柏林 西柏林 		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向盟军宣告无条件投降后，被盟军分别军事占领的德国。盟军将德国分为四个占领区，分别归美、苏、英、法四国管制，并实施民主化、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最初盟军曾计划通过盟国管制理事会统一对德国进行管理，但1946到1947年间美英法和苏联关系发生了破裂。1949年5月23日由美、英、法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年10月7日苏联占领区则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至此，盟军对德国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而德国则分裂成两个国家， 柏林危机 已经统一
现今政权： 德国
（详见两德统一）
 法属印度支那
（越南共和国 越南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共和国 因法属印度支那解体，日内瓦会议决定以一七线划分南北越南。 法越战争
越南战争 		已经统一
现今政权： 越南
（详见越南战争）
 法属印度支那
（寮国 寮国王国） 		寮国 巴特寮 寮国 寮国王国 法越战争 已经统一
现今政权： 寮国
（详见寮国内战）
柬埔寨王国 柬埔寨 红色高棉 柬埔寨 高棉共和国 柬埔寨内战 已经统一
现今政权： 柬埔寨
（详见柬埔寨内战）
南阿拉伯联邦
南阿拉伯保护国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已经统一
现今政权： 也门
（详见也门统一）

史学

[编辑]

在“冷战”一词因苏联和美国的战后对立出现之后，对冷战的研究包括了其根源、发展、和冲突细节等等，都成为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及记者之间争论的主题[293]。历史学家对于是哪方应该对战后的美苏关系恶化负起责任仍然有主要争议，同时两大强权的冲突是否可以在某年或某处避免也是讨论的焦点[11]。

尽管在学界对于冷战起源地讨论相当复杂而多元，主要的历史观可以被分为三个主要的学派，这三个用以研究冷战的历史学观点分别为：正统理论（orthodox）、修正主义理论（revisionism）、以及后修正主义（post-revisionism）[287]。

正统理论将发动冷战的责任归咎于苏联，认为苏联在二战结束时于东欧的扩张是导致冷战的主因[287]。修正主义则强调美国也应该对战后冲突的爆发负起责任，认为美国在二战结束前便已开始主动的孤立和对立苏联[287]。后修正主义则认为冷战的起因更为复杂，并且强调以更平衡的角度分析冷战究竟发生了什么事[287]。大多数与冷战有关的历史学著作都是以三个学派中的其中两个或全部三个学派作为解释的框架[33]，尽管纯粹修正主义的解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294]。

流行文化

[编辑]
美国政府制作的“卧倒并掩护”宣导电影

冷战对期间数十年的大众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核子战争和间谍战等题材，都一直在音乐、电影、小说、电视剧和其他媒体中出现。由于苏联体制在文化上的审查，官方的宣传和文化机构往往以夸大现况的稳定与和平作为一贯题材[295]，也因此苏联文化对冷战的描写并没有如美国一般注重核战的危险和两大势力的对立。而另一方面，美国大众文化则对于冷战中的众多事件，包括红色恐慌、美苏的间谍活动、越战、和核战争等题材上产生大量的文化产品。许多作品是以冷战直接作为背景，其他人则以冷战中的人事物作为架空的灵感来源。

除此之外，冷战中的双方也利用各种媒体作为宣传媒介。1951年美国政府制作的知名影片《卧倒并掩护》便企图宣导民防的概念，教导民众如何应对原子弹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试着以自由奔放而随兴的爵士乐作为展现美国民主文化的方式，在1956年开始定期到苏联巡回表演直到1970年代[296]。除此之外，摇滚乐也对成为美国对苏联心战的途径之一，从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电台向东欧播放的摇滚乐成为铁幕下年轻世代向往西方文化和自由的抒发媒介[297]。

芭蕾舞也成为美苏两国在艺术舞台上竞争的主要场合之一，两方都对彼此的国家芭蕾舞团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企图以芭蕾舞来“赢得民心”。除了芭蕾以外，两国还在各种棋艺、数学比赛以及逐届的奥运上不断较量[298]，也加深了国际上两国竞争的表象。此外，冷战也被用来比喻人与人之间紧张与对峙的关系。[299]

《使命召唤：黑色行动》是2010年由Treyarch制作并由美国动视发售的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300]。剧情设定为冷战时期，拍摄地点有越南、香港、古巴、苏联、美国和乌拉山脉。

参见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引用

[编辑]
  1. ^ Kort, Michae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2. ^ Geiger, Till. Britain and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Cold War.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7. 
  3. ^ Orwell, George, The Observer, 1946-03-10 , https://theguardian.newspapers.com/image/257765290/?terms=George%20Orwell&match=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4. ^ Gaddis 2005，第54页
  5. ^ 'Bernard Baruch coins the term "Cold Wa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history.com, 1947-04-16. Retrieved on 2008-07-02.
  6. ^ Strobe Talbott: The Great Experiment: The Story of Ancient Empires, Modern States, and the Quest for a Global Nation (2009) p.441 n.3.
  7. ^ 7.0 7.1 7.2 Gaddis 1990，第57页
  8. ^ Palmieri 1989，第62页
  9. ^ Tucker 1992，第46页
  10. ^ Tucker 1992，第47–8页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Halliday 2001，第2e页
  12. ^ Tucker 1992，第74页
  13. ^ Tucker 1992，第75页
  14. ^ Tucker 1992，第98页
  15. ^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LaFeber 1991，第194–197页
  16. ^ Tim Tzouliadis. The Forsaken. The Penguin Press. 2008. ISBN 978-1-59420-168-4. 
  17. ^ Heller, 2006, p. 19.
  18. ^ 18.0 18.1 George C. Herring Jr., Aid to Russia, 1941–1946: Strategy,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 ^ Weeks 2004, p. 107.
  20. ^ Gaddis 1990，第151–153页
  21. ^ 21.0 21.1 21.2 Gaddis 2005，第13–23页
  22. ^ Gaddis 1990，第156页
  23. ^ Gaddis 2005，第7页
  24. ^ Gaddis 1990，第176页
  25. ^ Max Frankel, "Stalin's Shadow," New York Times 2012-11-21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viewing Anne Applebaum, Iron Curtain: The Crushing of Eastern Europe, 1944–1956 (2012), p. 7-9.
  26. ^ Heller, 2006, p. 27.
  27. ^ 27.0 27.1 Plokhy 2010
  28. ^ 28.0 28.1 Gaddis 2005，第21页
  29. ^ Zubok 1996，第94页
  30. ^ Gaddis 2005，第22页
  31. ^ Bourantonis 1996，第130页
  32. ^ Garthoff 1994，第401页
  33. ^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Byrd, Peter.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McLean, Iain; McMillan, Alistair (编).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08-06-16]. ISBN 0-19-280276-3. 
  34. ^ Alan Wood, p. 62
  35. ^ 35.0 35.1 Gaddis 2005，第25–26页
  36. ^ LaFeber 2002，第28页
  37. ^ Roberts 2006，第43页
  38. ^ 38.0 38.1 38.2 Wettig 2008，第21页
  39. ^ 39.0 39.1 39.2 Senn, Alfred Erich, Lithuania 1940 : revolution from above, Amsterdam, New York, Rodopi, 2007 ISBN 978-90-420-2225-6
  40. ^ Roberts 2006，第55页
  41. ^ Shirer 1990，第794页
  42. ^ 42.0 42.1 Schmitz, David F. Cold War (1945–91): Cause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编).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 [失效链接]
  43. ^ Wettig 2008，第96–100页
  44. ^ van Dijk, Ruud, Encyclopedia of the Cold War, Volume 1, p. 200. Taylor & Francis, 2008. ISBN 978-0-415-97515-5
  45. ^ Grenville 2005，第370–71页
  46. ^ Cook 2001，第17页
  47. ^ Black et al. 2000，第63页
  48. ^ Roht-Arriaza 1995，第83页
  49. ^ 49.0 49.1 49.2 Gaddis 2005，第34页
  50. ^ Gaddis 2005，第100页
  51. ^ Gaddis 2005，第40页
  52. ^ Fenton, Ben. "The secret strategy to launch attack on Red Army", telegraph.co.uk, 1998-10-01. Retrieved 2008-07-23.
  53. ^ Schecter 2003，第152–154页
  54. ^ Kydd 2005，第107页
  55. ^ Gaddis 2005，第30页
  56. ^ Morgan, Curtis F. Southern Partnership: James F. Byrnes, Lucius D. Clay and Germany, 1945–1947. James F. Byrnes Institute. [2008-06-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7-05）. 
  57. ^ Gaddis 2005，第94页
  58. ^ Harriman, Pamela C. Churchill and ... Politic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Iron Curtain Speech. Winston Churchill Centre. Winter 1987–1988 [2008-06-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15）. 
  59. ^ 59.0 59.1 59.2 Gaddis 2005，第32页
  60. ^ Carabott & Sfikas 2004，第66页
  61. ^ Gaddis 2005，第27页
  62. ^ 62.0 62.1 Gaddis 2005，第28–29页
  63. ^ Gaddis 2005，第38页
  64. ^ Hahn 1993，第6页
  65. ^ Higgs 2006，第137页
  66. ^ Moschonas & Elliott 2002，第21页
  67. ^ Andrew, Christopher; Mitrokhin, Vasili.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 Basic Books. 2000: 276. 
  68. ^ 68.0 68.1 Richard Felix Staar,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Soviet Union, Hoover Press, 1991, ISBN 978-0-8179-9102-9, pp.79-88. [2013-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8）. 
  69. ^ Crocker, Hampson & Aall 2007，第55页
  70. ^ 70.0 70.1 Miller 2000，第16页
  71. ^ Gaddis 1990，第186页
  72. ^ Pas de Pagaille!. Time. 1947-07-28 [2008-05-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8-28）. 
  73. ^ 73.00 73.01 73.02 73.03 73.04 73.05 73.06 73.07 73.08 73.09 73.10 73.11 Karabell 1999，第916页
  74. ^ Gaddis 2005，第105–106页
  75. ^ Wettig 2008，第86页
  76. ^ Patterson 1997，第132页
  77. ^ Miller 2000，第19页
  78. ^ Gaddis 2005，第162页
  79. ^ Cowley 1996，第157页
  80. ^ 80.0 80.1 Miller 2000，第13页
  81. ^ 81.0 81.1 Miller 2000，第18页
  82. ^ Miller 2000，第31页
  83. ^ Gaddis 2005，第33页
  84. ^ Miller 2000，第65–70页
  85. ^ Turner, Henry Ashby, The Two Germanies Since 1945: East and We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SBN 978-0-300-03865-1, page 29
  86. ^ Fritsch-Bournazel, Renata, Confronting the German Question: Germans on the East-West Divide, Berg Publishers, 1990, ISBN 978-0-85496-684-4, page 143
  87. ^ Miller 2000，第26页
  88. ^ Miller 2000，第180–81页
  89. ^ Van Dijk, Rudd. The 1952 Stalin Note Debate: Myth or Missed Opportunity for German Reunificat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14, May 1996.
  90. ^ Turner 1987，第23页
  91. ^ Trizoni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1 [2011-05-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09）. 
  92. ^ O'Neil, Patrick. Post-communism and the Media in Eastern Europe. Routledge. 1997: 15–25. ISBN 0-7146-4765-9. 
  93. ^ James Wood, p. 111
  94. ^ Puddington 2003，第131页
  95. ^ 95.0 95.1 Puddington 2003，第9页
  96. ^ 96.0 96.1 Puddington 2003，第7页
  97. ^ Puddington 2003，第10页
  98. ^ Cummings, Richard H. Radio free Europe's "Crusade for freedom" : rallying Americans behind Cold War broadcasting, 1950–1960.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 2010 [2013-05-26]. ISBN 978-0-7864-44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6）. 
  99. ^ Gaddis 2005，第105页
  100. ^ （长春围困造成大饥荒，其愈西柏林同时封锁）Gaddis 2005，第39页
  101. ^ Gaddis 2005，第164页
  102. ^ 102.0 102.1 102.2 Gaddis 2005，第212页
  103. ^ Stokesbury, James L. A Short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14. ISBN 0-688-09513-5. 
  104. ^ David Dall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 (J. B. Lippincott, 1961), p60.
  105. ^ Douglas J. Macdonald, "Communist Bloc Expans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 1995-6, p180.
  106. ^ John Lewis Gaddis, We Know 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1.
  107. ^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13
  108. ^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9.
  109. ^ Malkasian 2001，第16页
  110. ^ Fehrenbach, T. R., This Kind of War: The Classic Korean War History, Brasseys, 2001, ISBN 978-1-57488-334-3, page 305
  111. ^ Isby & Kamps 1985，第13–14页
  112. ^ Cotton, James. The Korean war in hist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ND. 1989: 100. ISBN 0-7190-2984-8. 
  113. ^ Oberdorfer, Don,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Basic Books, 2001, ISBN 978-0-465-05162-5, page 10–11
  114. ^ No, Kum-Sok and J. Roger Osterholm, A MiG-15 to Freedom: Memoir of the Wartime North Korean Defector who First Delivered the Secret Fighter Jet to the Americans in 1953, McFarland, 1996, ISBN 978-0-7864-0210-6
  115. ^ Hastings, Max.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89–90 [2013-05-26]. ISBN 0-671-66834-X.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5）. 
  116. ^ Karabell, p. 916
  117. ^ Gaddis 2005，第107页
  118. ^ "We Will Bury You!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ime magazine, 1956-11-26. Retrieved 2008-06-26.
  119. ^ Gaddis 2005，第84页
  120. ^ Tompson 1997，第237–239页
  121. ^ 121.0 121.1 121.2 121.3 Palmowski
  122. ^ Feldbrugge, p. 818
  123. ^ Soviet troops overrun Hungary. BBC News. 1956-11-04 [2008-06-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4-07）. 
  124. ^ UN General Assembly Special Committee on the Problem of Hungary (1957) Chapter IV. E (Logistical deployment of new Soviet troops), para 181 (p. 56)PDF (1.47 MB)
  125. ^ Report by Soviet Deputy Interior Minister M. N. Holodkov to Interior Minister N. P. Dudorov (15 November 1956) (PDF).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 History in Document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2-11-04 [2006-09-0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6-09-08）. 
  126. ^ Cseresnyés, Ferenc. The '56 Exodus to Austria.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ociety of the Hungarian Quarterly). Summer 1999, XL (154): 86–101. 
  127. ^ "On This Day 1989-06-16: Hungary reburies fallen hero Imre Nag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reports on Nagy reburial with full honors. Retrieved 2006-10-13.
  128. ^ Gaddis 2005，第70页
  129. ^ Perlmutter 1997，第145页
  130. ^ Njolstad 2004，第136页
  131. ^ Breslauer, p. 72
  132. ^ 132.0 132.1 Lendvai, Paul. One day that shook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1956 Hungarian uprising and its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6. ISBN 0-691-13282-8. 
  133. ^ Gaddis 2005，第71页
  134. ^ Glees, pp. 126–27
  135. ^ Cameron‏, p. 156
  136. ^ Gaddis 2005，第121–124页
  137. ^ Edelheit, p. 382
  138. ^ Towle, Philip. Cold War. Charles Townshend (编).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New York,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0 [2011-08-12]. ISBN 0-19-285373-2. 
  139. ^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 Mohammad Mosaddegh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4. ISBN 978-0-8156-3018-0, p. 125.
  140. ^ James S. Lay, Jr. 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2-11-20 [2007-11-0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6-17）.  Statement of polic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41. ^ Walter B. Smith, Undersecretary. 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1 of NSC 136/1, "U.S. Poli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ran"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53-03-20 [2007-11-0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1-16）. 
  142. ^ Measures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degh (PDF).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March 1953 [2007-11-07].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4-06-17）. 
  143. ^ Watson, Cynthia A. U.S. National Security: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L-CLIO. 2002: 118 [2013-05-26]. ISBN 978-1-57607-598-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6）. 
  144. ^ Stone, The Atlantic and Its Enemies (2010) pp 199, 256
  145. ^ Bulmer-Thomas, V.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entral America since 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2 [2013-05-26]. ISBN 978-0-521-34284-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1）. 
  146. ^ Roadnight, Andrew.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in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Yea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ISBN 0-333-79315-3. 
  147. ^ Gaddis 2005，第126页
  148. ^ 148.0 148.1 Gaddis 2005，第142页
  149. ^ Kempe, Frederick. Berlin 1961. Penguin Group (USA). 2011: 42. ISBN 0-399-15729-8. 
  150. ^ Lüthi, pp. 273–276
  151. ^ Gaddis 2005，第140–142页
  152. ^ Lackey, p. 49
  153. ^ Sputnik satellite blasts into space. BBC News. 1957-10-04 [2008-06-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09）. 
  154. ^ Klesius, Michael. To Boldly Go. Air & Space. 2008-12-19 [2009-01-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6-12）. 
  155. ^ Blumberg, Arnold. Great Leaders, Great Tyrants?: Contemporary Views of World Rulers Who Made History.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95: 23–24 [2013-05-26]. ISBN 978-0-313-2875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6）. 
  156. ^ Lechuga Hevia, Carlos. Cuba and the Missile Crisis. Melbourne, Australia: Ocean Press. 2001: 142 [2013-05-26]. ISBN 978-1-876175-34-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1）. 
  157. ^ Dominguez 1989，第22页
  158. ^ 158.0 158.1 Smith, Joseph. The Cold War 1945–1991. Oxford: Blackwell. 1998: 95 [2013-05-26]. ISBN 978-0-631-19138-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5）. 
  159. ^ Dowty 1989，第114页
  160. ^ Harrison 2003，第99页
  161. ^ Dowty 1989，第122页
  162. ^ Gaddis 2005，第114页
  163. ^ Pearson 1998，第75页
  164. ^ 164.0 164.1 Zubok, Vladislav M. (1994). "Unwrapping the Enigma: What Was Behind the Soviet Challenge in the 1960s?". In Diane B. Kunz (Ed.), The Diplomacy of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During the 1960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158–159. ISBN 978-0-231-08177-1.
  165. ^ Jones, Howard. Crucible of Power: A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4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122 [2013-05-26]. ISBN 978-0-7425-6454-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5）. 
  166. ^ James G. Blight (2002),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Rowman & Littlefield, p. 252.
  167. ^ Gaddis 2005，第82页
  168. ^ Gaddis 2005，第80页
  169.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Antarctic Policy and Science, p. 33
  170. ^ 170.0 170.1 170.2 Gaddis 2005，第119–120页
  171. ^ Hardt & Kaufman 1995，第16页
  172. ^ Menon‏, Anand. France, NATO, and 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1981–97: the politics of ambival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1. ISBN 0-312-22931-3. 
  173. ^ Crawley p.431
  174. ^ Ello (ed.), Paul (April 1968). Contro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Action Pl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zechoslovakia (Prague, April 1968)" in Dubcek's Blueprint for Freedom: His original documents leading to the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William Kimber & Co. 1968, pp 32, 54
  175. ^ Von Geldern, James; Siegelbaum, Lewis. The Soviet-led Intervention in Czechoslovakia. Soviethistory.org. [2008-03-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8-17）. 
  176. ^ 176.0 176.1 Gaddis 2005，第150页
  177. ^ Russia brings winter to Prague Spring. BBC News. 1968-08-21 [2008-06-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7-21）. 
  178. ^ Čulík, Jan. Den, kdy tanky zlikvidovaly české sny Pražského jara. Britské Listy. [2008-0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9-28）. 
  179. ^ 179.0 179.1 Gaddis 2005，第154页
  180. ^ Karen Dawisha,“The 1968 Invasion of Czechoslovakia: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Future”in Soviet-East European Dilemmas: Coercion, Competition, and Consent ed. Karen Dawisha and Philip Hanson (New York, NY: Homs and Meier Publishers Inc, 1981), p 10.
  181. ^ Gaddis 2005，第153页
  182. ^ Sandle, Mark; Bacon, Edwin. Brezhnev Reconsidered.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45. ISBN 0-333-79463-X. 
  183. ^ Kozinski, A. (1991). The Dark Lessons of Utopi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75-594.
  184. ^ Kotz, David Michael; Weir, Fred. Revolution from Abov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System. Routledge. 1997: 48 [2013-05-26]. ISBN 978-0-415-14317-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9）. 
  185. ^ H. W. Brands,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Sukarno,"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89, p. 803.
  186. ^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135; Gen. Oleg Sarin and Col. Lev Dvoretsky, Alien Wars: The Soviet Union's Aggressions Against the World, 1919 to 1989 (Presidio Press, 1996), pp 93–4.
  187. ^ Demma, 28, The U.S. Army in Vietnam, iBiblio, [2013-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7-04） 
  188. ^ Dmitry Mosyakov, "The Khmer Rouge an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s: A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as Told in the Soviet Archives," in Susan E. Cook, ed., Genocide in Cambodia and Rwanda (Yale Genocide Studies Program Monograph Series No. 1, 2004), p 54.
  189. ^ Chandler, David 2000,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Revised Edition, Chiang Mai, Thailand: Silkworm Books, pp. 96–7.
  190. ^ Heuveline, Patrick (2001). "The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Mortality in Cambodia." In Forced Migration and Mortality, eds. Holly E. Reed and Charles B. Keel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1. ^ Marek Sliwinski, Le Génocide Khmer Rouge: Une Analyse Démographique (L'Harmattan, 1995).
  192. ^ Banister, Judith, and Paige Johnson (1993). "After the Nightmare: The Population of Cambodia." In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d. Ben Kierna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193. ^ Theory of the Global State: Globality 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by Martin Sh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41, ISBN 978-0-521-59730-2
  194. ^ Profile of Salvador Allende. BBC. BBC. 2003-09-08 [2011-01-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7-09）. 
  195. ^ Stone, p. 230
  196. ^ 196.0 196.1 Grenville, J.A.S. & Bernard Wasserstein (1987). Trea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History and Guide with Text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Volume 2.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ISBN 978-0-416-38080-4.
  197. ^ Kumaraswamy, p. 127
  198. ^ Friedman, p. 330
  199. ^ 199.0 199.1 Erlich, Reese. Dateline Havana: The Real Story of U.S.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Cuba. Sausalito, California: PoliPoint Press. 2008: 84–86 [2013-05-26]. ISBN 978-0-9815769-7-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6）. 
  200. ^ Ioannis Mantzikos, "U. S. foreign policymaking toward Ethiopia and Somalia (1974–1980)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f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6), June 2010.
  201. ^ Dallek, Robert (2007), p. 144.
  202. ^ Gaddis 2005，第149–152页
  203. ^ Buchanan, pp. 168–169
  204. ^ 204.0 204.1 President Nixon arrives in Moscow. BBC News. 1972-05-22 [2008-06-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10-23）. 
  205. ^ The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2009-03-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8-27）. 
  206. ^ Gaddis 2005，第188页
  207. ^ Gaddis 2005，第186页
  208. ^ Gaddis 2005，第178页
  209. ^ Leaders agree arms reduction treaty. BBC News. 2008-06-18 [2008-06-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4-27）. 
  210. ^ John P. Diggins. Ronald Reagan: Fate, Freedom,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W. W. Norton. 2007: 210 [2013-05-26]. ISBN 978-0-393-0602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5）. 
  211. ^ Michael Cox. Beyond the Cold War: Superpowers at the Crossroad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18 [2013-05-26]. ISBN 978-0-8191-7865-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6）. 
  212. ^ Hussain 2005，第108–109页
  213. ^ Meher 2004，第68–69, 94页
  214. ^ Kalinovsky 2011，第25–28页
  215. ^ Gaddis 2005，第211页
  216. ^ Allen, Richard V. The Man Who Won the Cold War. Hoover.org. [2011-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01）. 
  217. ^ Gaddis 2005，第189页
  218. ^ 218.0 218.1 Gaddis 2005，第197页
  219. ^ Graebner Norman A., Richard Dean Burns & Joseph M. Siracusa (2008). Reagan, Bush, Gorbachev: Revisi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 76. ISBN 978-0-313-35241-6.
  220. ^ 220.0 220.1 Singh, Bilveer (1995). "Jemaah Islamiyah". In Wilson John & Swati Parashar (Eds.)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ingapore and Delhi: ORF-Pearson-Longman. p. 130. ISBN 978-81-297-0998-1.
  221. ^ Stöver, Bernd. "Rollback: an offensive strategy for the Cold War," in Detlef Junker, ed.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45 to 1990, A handbook: volume 1: 1945--1968 (2004) pp. 97–102.
  222. ^ Thomas Carother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U.S.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in the Reagan Years. U.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113–15 [2013-05-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10）. 
  223. ^ Vladislav Martinovich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2007) p. 275.
  224. ^ Henze‏, p. 171
  225. ^ Aleksander Smolar, '"Self-limiting Revolution": Poland 1970-89', in 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 (eds.), 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ISBN 978-0-19-955201-6, pp. 127-43.
  226. ^ 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The Penguin Press. 2005: 589. 
  227. ^ 30 lat po Sierpniu'80: "Solidarność zakładnikiem własnej histori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etrieved on 7 June 2011
  228. ^ 228.0 228.1 Gaddis 2005，第219–222页
  229. ^ 229.0 229.1 LaFeber 2002，第332页
  230. ^ Towle, Philip. 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 159. 
  231. ^ LaFeber 2002，第335页
  232. ^ Odom 2000，第1页
  233. ^ LaFeber 2002，第340页
  234. ^ King, D. C., & Karabell, Z. (2003). The generation of trust: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US military since Vietnam. Aei Press.
  235. ^ Carliner‏, Geoffrey; Alberto Alesina‏.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eighties: edited by Alberto Alesina and Geoffrey Carlin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6. ISBN 0-226-01281-6. 
  236. ^ LGM-118A Peacekeeper.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0-08-15 [2007-04-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4-15）. 
  237. ^ Lakoff, p. 263
  238. ^ Gaddis 2005，第202页
  239. ^ Garthoff, p. 88
  240. ^ Lebow, Richard Ned and Janice Gross Stein. Reagan and the Russians. The Atlantic. February 1994 [2010-05-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4-18）. 
  241. ^ 241.0 241.1 241.2 Gaidar 2007 pp. 190–205
  242. ^ Gaidar, Yegor. Public Expectations and Trust towards the Government: Post-Revolution Stab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in Transition. [2008-03-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01）. 
  243. ^ "Official Energy Statistics of the US Governmen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Data and Analysis. Retrieved on 2008-07-04.
  244. ^ Hardt & Kaufman 1995，第1页
  245. ^ Talbott, Strobe; Hannifin, Jerry; Magnuson, Ed; Doerner, William R.; Kane, Joseph J. Atrocity in the skies. Time. 1983-09-12 [2008-06-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6-12）. 
  246. ^ Gaddis 2005，第228页
  247. ^ 247.0 247.1 LaFeber 2002，第323页
  248. ^ Reagan, Ronald. Foner, Eric; Garraty, John Arthur , 编. The Reader's companion to Americ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Books. 1991 [2008-06-16]. ISBN 0-395-51372-3. 
  249. ^ 249.0 249.1 LaFeber 2002，第314页
  250. ^ Dobrynin 2001，第438–439页
  251. ^ Maynes 1980，第1–2页
  252. ^ Skinner, K. K. (2008). Turning points in ending the Cold War (Vol. 538).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53. ^ Pipes, Richard. (1995). Misinterpreting the Cold War: The Hard-Liners Had it Right. Foreign Affairs, 154-160.
  254. ^ 254.0 254.1 LaFeber 2002，第331–333页
  255. ^ 255.0 255.1 Gaddis 2005，第231–233页
  256. ^ LaFeber 2002，第300–340页
  257. ^ Gibbs 1999，第7页
  258. ^ Gibbs 1999，第33页
  259. ^ Gibbs 1999，第61页
  260. ^ 260.0 260.1 Gaddis 2005，第229–230页
  261. ^ 1985: "Superpowers aim for 'safer world'"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BC News, 1985-11-21. Retrieved on 2008-07-04.
  262. ^ Toward the Summit; Previous Reagan-Gorbachev Summits. The New York Times. 1988-05-29 [2008-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0-12）. 
  263. ^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08-06-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7-24）. 
  264. ^ Gaddis 2005，第255页
  265. ^ 265.0 265.1 Shearman 1995，第76页
  266. ^ 266.0 266.1 Gaddis 2005，第248页
  267. ^ 267.0 267.1 Gaddis 2005，第235–236页
  268. ^ Shearman 1995，第74页
  269. ^ Malta summit ends Cold War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BC News, 1989-12-03. Retrieved 2008-06-11.
  270. ^ Goodby, p. 26
  271. ^ Gaddis 2005，第247页
  272. ^ Garthoof, Raymond L. "The Great Transi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273. ^ Lefeber, Fitzmaurice & Vierdag 1991，第221页
  274. ^ Sakwa 1999，第460页
  275. ^ Gaddis 2005，第253页
  276. ^ Goldgeier, p. 27
  277. ^ Kendall, Bridget. BBC News - New light shed on 1991 anti-Gorbachev coup. Bbc.co.uk. 2011-08-17 [2013-03-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3-09）. 
  278. ^ O'Clery, Conor. (2011) Moscow 1991-12-25: The Last Day of the Soviet Union. Transworld Ireland. ISBN 978-1-84827-112-8, p 14.
  279. ^ Soviet Leaders Recall 'Inevitable' Breakup Of Soviet Un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2006-12-08. Retrieved 2008-05-20.
  280. ^ Åslund, p. 49
  281. ^ Nolan, pp. 17–18
  282. ^ Country profil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BC News. Retrieved 2007-03-11
  283. ^ Nye, p. 157
  284. ^ Blum 2006，第87页
  285. ^ 285.0 285.1 U.S. Military Deployment 1969 to the present. http://www.pbs.org. 2004-10-26 [2010-1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5-15）.  外部链接存在于|publisher= (帮助)
  286. ^ Duke, Simó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forces and installations i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5. ISBN 0-19-829132-9. 
  287. ^ 287.0 287.1 287.2 287.3 287.4 Calhoun, Craig. Cold War (entire chapter).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08-06-16]. ISBN 0-19-512371-9. [失效链接]
  288. ^ Pavelec, Sterling Michael. 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and American Society. ABC-CLIO. 2009: xv–xvi. ISBN 1-59884-187-4. 
  289. ^ LaFeber 2002，第1页
  290. ^ Gaddis 2005，第213页
  291. ^ Gaddis 2005，第266页
  292. ^ 大敵當前 立陶宛、瑞典恢復徵兵. 自由时报电子报. 2018-01-28 [2018-04-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4-29）. 
  293. ^ Nashel, Jonathan. Cold War (1945–91):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entire chapter). Whiteclay Chambers, John (编).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08-06-16]. ISBN 0-19-507198-0. [失效链接]
  294. ^ Hogan, Michael J. The Search for a Synthesis: Economic Diplomacy in the Cold War.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7, 15 (3): 493–498. JSTOR 2702050. 
  295. ^ Brooks, Jeffrey. (2000).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Book Company Publishers. p, 246.
  296. ^ How Jazz Warmed Cold-War Hearts —The Picture Show Blog : NPR.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10）. 
  297. ^ Troiëtìskiæi, A. (1988). Back in the USSR: the true story of rock in Russia. Faber and Faber (Boston), p 54.
  298. ^ Caute,David.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g.611-613
  299. ^ 冷戰. 中华民国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 [2019-12-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2-28） （中文（台湾））. 
  300. ^ New Treyarch Developed Call of Duty Hits may 24 With Likely Modern Setting. Kotaku. 2010-04-30 [2010-04-28] （英语）. 

来源

[编辑]
历史学和回忆录
第一手文献

外部链接

[编辑]
维基导游上的相关旅行指南：冷战
文件库
新闻文件
检索自“https://wiki.zwnes.eu.org/w/index.php?title=冷战&oldid=84395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