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加溜湾社
目加溜湾社(自1646年起地方会议记载别称荷兰语:Backloun、Baccloangh、Baccrouangh、Baccroangh、Baccroeangh;台湾话:Ba̍k-ka-liu;大武垅语/西拉雅语:Backloun)是位在今台湾台南市善化区溪美里一带的原住民族部落,荷兰人将社名用罗马拼音拼写作“Backloun”,而汉人的文献亦有音译成汉字名“目茄洛湾”、“目加喇员”、“未加溜湾”、“麦加流湾”、“加溜湾”、“嘉溜湾”、“台溜湾”等形式[1],《台海使槎录》之〈番俗六考〉则记载该社另名“湾里”或“湾里”(荷兰语:Guanni[注 1]),[3][4]善化的社内遗址[注 2]被认为是目加溜湾社的遗址[6][5]:42。过去认定目加溜湾社为西拉雅族传统四大社之一,但土田滋、李壬癸等语言学者则根据音韵演变,将湾里社所使用的语言归类为大武垅语。[7][8]
历史
[编辑]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澎湖屡遭明朝拒绝下,尝试进行贸易仍不得要领。雷尔生司令在1622年7月前往台湾大员海湾探查,1623年3月派遣商务官前往大员海湾周边驻扎,1623年10月决定在其海湾入口南侧无人沙洲上兴建城堡。10月27日利邦上尉(Elie Ripon)与士兵及班达工人共34人在大员停泊,兴建简易竹寨,与目加溜湾族人首次接触,以衣物为礼物赠与族人,族人同意带领荷兰人进入森林并协助收集竹子做为建材,11月进入萧垅社也受到族人欢迎。在度过两周的蜜月期,荷兰人将竹子制成竹筏漂浮在海湾中,麻豆社族人每天都前来质问其采竹的用途,当答复为了兴建房子后,麻豆族人不满为何没有收到和目加溜湾社一样的礼物,聚集三、四百名携带弯刀、盾牌、标枪、矛、弓箭等传统武器的武装战士攻击在森林中采竹的荷兰人,双方交战造成3名荷兰人与4名麻豆人死亡[注 3],荷兰人暂时败回澎湖,随后返回继续修筑城砦,这是公司首次与台湾当地居民的冲突。虽然公司向来的政策是不干涉当地居民、不与当地居民为敌,学者认为与公司间的冲突,是当地原住民不同社群间的固有世仇,波及初来的荷兰人,而公司的盟友恰为势力较弱的一方。1624年1月,目加溜湾与麻豆社联军,在夜间火攻袭击公司新建成的城砦,被荷兰守军发现而被击退。到了3月,澎湖被明海军围困,公司高层认为无资源可同时兼顾澎湖与大员两地,于是4月底下令拆毁城砦,退出大员,返回澎湖。几个月后,明朝出动万名大军拒绝公司停留澎湖,8月签订协议,同意公司前往台湾,并拆除澎湖堡垒,宋克长官前往台湾在4月底所拆毁大员城砦的原址开始兴建城堡,命名为“奥兰治城(荷兰语:Fort Oranje)”(1626年9月,荷兰总公司董事会下令改名为热兰遮城)。[9][10]新港及萧垅社协助公司与目加溜湾谈和。1628年3月,目加溜湾与新港、萧垅、麻豆四大社头目联合前往大员向公司催讨年贡(荷兰语:jaerlickse erkentenisse),时新任长官努易兹拒绝,认为他们是无耻的乞丐[注 4]。[11]:41-47
1629年6月,长官努易兹接获汉人海盗三脚大爷(Sachataija)在麻豆社一带出没的线报,6月13日亲自率领精兵前往麻豆社一带剿灭汉人海盗,受到麻豆人热烈欢迎,在此除寻获空船和配备外,并无发现任何人影,部队只能无功而返。麻豆人称为感谢荷军剿灭海盗,设宴招待。努易兹先行返回热兰遮城,留下参加宴会的荷军。宴会后部队返回大员时,麻豆人护送随行,渡湾里溪(下游沤汪溪,荷兰人后改称“Verraders of Moordenaars Rivier”,为“背叛者或谋杀者之河”,即“刣人溪”之意,为古曾文溪改道前的河道,今将军溪)时,麻豆人佯称好意替士兵们扛枪,背他们渡河。此时一声号令下,将解除武装的荷兰士兵同时翻倒在河中,早埋伏在岸边树丛的目加溜湾、麻豆、萧垅三社联军冲出击杀,63名荷军全遭歼灭。萧垅社同日也击杀3名在社内的荷兰人。目加溜湾等三社联军同时另派遣战士前往新港社追击长官努易兹,在追兵抵达前半小时接获密报,狼狈逃脱。三社联军捣毁赤崁的荷兰人住屋,牲棚与牲畜,新港人也趁机抢夺,所有荷兰财产均破坏殆尽。是为麻豆社事件(1635年的麻豆协约中,荷兰文记为't massacreeren vande Nederlanders)。此役造成热兰遮城驻军折损约四成兵力,剩余驻军不及100人,且有战力者不及其中四分之一,大员驻军岌岌可危,直到9天后6月22日接任长官普特曼斯,连同随船兵力,抵达大员上岸,才稍缓解危机。荷兰人事后调查,认为是在目加溜湾的汉人通事胡须仔(Hoytsee或Hoytche)所密谋。
1629年10月10日公司决定在麻豆社事件中遭捣毁的赤崁(1650年代郭怀一事件之后兴建的普罗民遮城即在该地)重建房屋后[注 5][12]:72,重建时目加溜湾与蔴豆社不时率众到赤崁荷兰火枪射程外丢掷标枪与射箭示威,不慎离开火枪掩护范围内的公司人员随时有被击杀的风险[13]:33,荷兰人认为是汉人所怂恿。而在事件中到11月初,族人亦击杀赤崁一带为公司工作的汉人。由于麻豆社势力强盛,公司在台武力薄弱,这导致福尔摩沙议会(荷兰语:Raad van Formosa[注 6])在11月17日决议等待原先派往明朝两艘快艇之一的兵力返航后,先处置势力较弱的目加溜湾“要用火和刀毁灭目加溜湾社”。11月23日长官派遣230名士兵出击,五六名族人被杀,房舍被烧毁,11月底目加溜湾社依习俗交出社中“最好的武器”要求和解,12月2日麻豆与目加溜湾社在大员与公司首次和谈,公司提出和解条件,1630年2月3日签订为期9个月的暂行合约。[12]:72-73[13]:33[14]:215,219-220
之后荷兰人为了要教化当地居民,便在目加溜湾社东边建学校,以新港语为标准教学,此外还建了教堂以传教。在1639年时,该社千名人口中已有361人成为基督教信徒。[1]
除了兴学、建教堂外,荷兰人还在社学前方挖了一口井,后来被土石掩埋,直到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7月因为善化庆安宫建牌楼与中山路整修才被发现,并被整理保留在庆安宫庙埕左边,立“荷兰古井”石碑为记。[1]
在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内,其中一处东西向要道称为目加溜湾大道以为纪念。
历年人口
[编辑]荷治时期记录,据宋克长官1625年2月19日书信记载,目加溜湾社有1,000名成年男子(战士);据1638、1639年参加教会活动人数的视察报告、1647年地方会议村社人口统计,1638年约为910人,1639年全社1,000人、战士150名,1647年5月计158户共955人。[14](pp. 187-191,290,333)
另见
[编辑]注释
[编辑]- ^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 Pedro de Vera 根据1626年澳门间谍《迪亚兹报告》的情报所绘制的地图《Descripcion del Puerto de los Olandeses en Ysla Hermosa》(福尔摩沙岛上荷兰人之港口描述,俗称大员港图),左上角的村社即标示 guan ni de los naturales。[2]
- ^ 在溪美里、什乃里一带,分布范围北到溪美(溪尾)聚落与善化糖厂一带,南到嘉南大圳善化支线一带[5]:42。东侧紧邻东势宅中排(社内沟),往西绵延约400米,且越往西遗留物分布密度越低[5]:42。
- ^ 长官雷尔生与利邦上尉对人数有不同的记载:雷尔生记录派遣34人,交战击杀麻豆4人;利邦上尉记录派遣84人,交战击杀麻豆约90人。
- ^ 前一次年贡为长官德·韦特于1626年11月交付;1627年11月新任长官努易兹仍滞留日本出使中。
- ^ 1626年因为火灾与天花瘟疫等因素,导致在赤崁兴建市街的计划受挫[12]:72。
- ^ 又译作台湾议会、大员议会。
参考来源
[编辑]- ^ 1.0 1.1 1.2 张溪南. 《南瀛老街誌》. 台南县新营市: 台南县政府. 2007年7月: 221-223页. ISBN 978-986-00-9689-7.
- ^ 李文媛. 04.西班牙間諜的大員攻略報告. 苏峯楠 (编). 看得見的台灣史·空間篇:30幅地圖裡的真實與想像.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策划 初版. 新北市: 联经. 2022-05: 52–59. ISBN 978-986-532-591-6.
- ^ 目加溜灣社(灣裏社).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2019年1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年6月24日).
- ^ 善化區各村里. 善化国中台湾母语日成果网. [2019年1月10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年5月13日).
- ^ 5.0 5.1 5.2 曾国栋、朱正宜、范胜雄、庄龙和、洪淑芬、李德河、黄建龙、翁瑞明、庄诗盈. 《走讀先民跤跡 西拉雅文化資產特展圖錄》. 台南市文化资产保护协会. 2013-12. ISBN 978-986-84830-9-5.
- ^ 朱正宜,〈西拉雅族與考古學研究〉. 《行腳西拉雅》.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2011年11月: 7-16页. ISBN 978-986-03-0096-3.
- ^ Tsuchida Shigeru, Yamada Yukihiro, Moriguchi Tsunekazu. Linguistic Materials of the Formosan Sinicized Populations I: Siraya and Basai. 东京: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1991年3月.
- ^ 李壬癸. 珍惜台灣南島語言. 台北: 台湾本铺:前卫出版. 2010 年. ISBN 978-957-801-635-4.
- ^ 村上直次郎. 由[[石万寿|石万寿]]翻译. ゼーランヂヤ築城史話 [热兰遮城筑城始末]. 台湾文献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1975-09, 26 (3) [《台湾文化史说》 33-92页 初版1930-10-26; 合本改版1935-10-10 国家图书馆·台湾记忆·日文原载] [2021-07-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19).
- ^ Gerrit van der Wees. Book review: A Swiss soldier on Dutch Formosa: Elie Ripon kept a diary of his adventures in the East, including China, the Dutch East Indes and Taiwan. Taipei Times. 2018-10-04 [2022-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29) (英语).
- ^ Chiu, H.H.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博士论文). 指导教授 Prof. dr. J.L. Blussé van Oud-Alblas; 共同指导 Prof. dr. Tung Yuan-chao. 荷兰莱顿大学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2010-05-10 [2022-09-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1) (英语).
- ^ 12.0 12.1 12.2 张复明. 《臺灣荷蘭時期大員長官施政錄》. 台南市凤凰城文史协会. 2014-11: 72–73. ISBN 978-986-91301-0-3.
- ^ 13.0 13.1 林秀容. 〈西拉雅族目加溜灣社史研究〉. 国立台南大学. 2007-06.
- ^ 14.0 14.1 李瑞源. 從單社到社群/十七世紀Sideia之形成 (PDF) (博士论文). 指导教授:林瑞明、翁佳音. 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 2015-06-30.[失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