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It's gonna be awesome/台湾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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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时医生跟我说，我儿子有可能是过动也有可能是学习障碍。医生说如果吃药后状况有改善，就能排除是学障的几率。医生还说他这边开的剂量比较低，如果是在都会区学业竞争比较高的地方，剂量会开比较高。”“父母的工作压力让家庭很难担负起改善小孩过动症状的功能。”“不过能不能遇到可以沟通的老师，很看‘缘分’。”...... 最后困境的解方则是让流转在期间的孩子只剩下苍白的选项。 ” —— 端传媒记者 吕苡榕

由于台湾社会缺乏终身学习的文化与具有实质意义的定期进修考核，加上各群体中容不下批判的声音，导致许多成人在取得各个领域的执业证书后便衍生出“尸位素餐”、“知识跟不上时代”的问题。台湾教育体制僵化、政府资源分配不公、产业发展不均及社会“以考试成绩作为单一评量标准”的风气使然，让学生从小被教育成盲目追求高薪和“稳定”生活，导致埋首书堆的学生追逐高分，以至于录取高薪科系后发现志趣不符，终致缺乏热忱或转行医学美容。再者，台湾的医病比长期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都使得台湾的精神医学界一直缺乏足够的人力与资源让有需要的人获得即时的医疗照护。

这样偏好安逸（追求崇高的生活品质）与缺乏自我批判和“考试成绩论断一切”的风俗，反映在医疗现场即是：ADHD患者无法获得来自医护人员具备专业素养的对待；反映在教育现场则是：ADHD患者遭受在校教师的羞辱和亲师沟通不良；反映在教学现场即是，医学系教授无法以身作则，传授给医学系的学生正确的观念与价值观养成。日积月累，导致社会上许多群体之间充满不信任，又因为台湾社会的言论自由，让群体间开始针锋相对。台湾成人害怕竞争与批判的思维，置入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医学的情境下，便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纷扰，例如：台湾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争议，而在社会掌握资源的各方旷日废时的“互踢皮球、互相指责”的过程中受害最深的莫过于那些单纯、无知又无助却需要协助的ADHD患童和他们的家庭。而这些小患童长大后表现出“小孩子的举动”时又要遭受无知又不负责任的社会那排斥甚至道德审判与惩罚。

公元2000年后，台湾进入网络时代，2010年起，网络普及至台湾的各个角落，激起巨量资讯的产生与讯息的快速传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上屡屡传出许多ADHD患者遭受医疗人士不专业对待的讯息。于是许多业余 人士开始在网络世界中找寻线索，试图拼凑 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全貌，但最后却呈现出见树不见林、真假参杂的图像。起初，台湾的精神医学界专业 人士并未积极回应这股社会中的不满浪潮，直到那股浪潮开始威胁到他们的工作生存，才完整发表已方观点以回应来自业余方的诉求。而一些奉行资本主义至上的商人，忘却公民素养，试图在这场纷争中找寻商机，从求助无门的患者家属中牟利。

纪实

师生关系

台湾的部分教育工作者缺乏应有的专业素养，让一些患者在教育现场遭受来自教育工作者本身与同侪的直接误解、偏差待遇与言语污辱等情事。

医病关系

参见：医病关系和医学伦理

许多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医师在门诊时，所做的事不只是开药，也包括心理治疗及心理教育，甚至包括家庭相关的工作，常常因此造成门诊的时间不够用。 然而也有台湾精神医学会认证的精神科或儿通青少年精神医学科医师没有依照训练课程所学下诊断。有心理师诉说：“我看着孩子饱受欺凌暴力的历史，理解他在学校暴力的缘由，而他的医师却从不愿知道孩子的受暴史，仅专心调整著药物与爆冲的行为影响......。”表达对精神科医师的不解。

医院的儿童与青少年精神医学科的门诊经常满号，许多家长常常挂不到号，就诊时间就此延误，有时甚至得等三、四个月。有患者反映医师告诉他们：“但那时医师跟我说，我儿子有可能是过动也有可能是学习障碍。医师说如果吃药后状况有改善，就能排除是学障的几率。医师还说他这边开的剂量比较低，如果是在都会区学业竞争比较高的地方，剂量会开比较高。” 但科学证据表明：“对于ADHD的药物反应结果，无法就此确认诊断或排除诊断。”

参见：医师誓词及医师法_(中华民国)

民间业余人士

部分台湾的中医师、非精神科专科的医师、精神科专科医师、社会学派学者、作家、协助转达民众心中疑惑的民意代表、山达基教及其附属组织：新生活教育中心（那可拿）、无毒世界基金会、公民人权基金会和中华国际人权促进会等对于现有ADHD的治疗策略（涵盖药物及非药物治疗）不以为然，认为西药有毒又有副作用、‘ADHD用药诊断是药厂医疗的利益’、“质疑‘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存在性与真实性”、不符医学实证比例地过度强调某些改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症状的方式。立委林静仪曾质疑中央政府放任山达基教及台湾无毒世界协会在参与毒品防制工作时，否定ADHD并宣传其反精神医学的宗教思想。也有机构将疾病现象的研讨诉诸以情绪性、故事性的文字而非科学的、知识性的探讨，使整个对话往往失去焦点。 坊间亦有商人等宣传自费保健食品、花精皂、人造磁铁、自然/天然疗法 、营养食谱/处方、及“血液尿液检测”等试验者、提倡者、成分、短中长期之安全性、有效性、科学根据、官方认证等皆不明的疗法。社会上有些人散播不具医学实证的谣言，即便是出于善意，却因为欠缺专业知识，而可能让患者因此而延误治疗、应治疗而未治疗、或造成不少家庭误信并因此付出许多不必要的代价。 也有人认为ADHD及其药物在台湾有被过度诊断、过度治疗与滥用之虞，然而，台湾儿童及青少年患有ADHD之盛行率约介于7%至7.5%，全世界的平均值约为7.2%（95% 信赖区间：6.7%至7.8%），两者并无显著差异。根据健保数据库，小于18岁之ADHD患者求诊率约2.3%至2.5%，用药率约1.6%，约1%的患者接受足够时间的完整治疗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在台湾其实反而有低度诊断的情形。

“还孩子做自己行动联盟”则是对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治疗方式表达关切，然而过程中曾引发一些争议。该联盟的发起人指出：“‘神经多元性’的医学论点意指我们应该接纳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同的脑与不同的特质，有的发展（发育）快、有的慢，这当中有先天的因素，也可能是后天造成的，包括空气污染、缺乏运动、过量的甜食与食品添加物、错误的教养方式等，都可能影响专注力或冲动控制的能力。”然而“神经多元性”实质上是一个“公民社会运动” 。而空气污染、缺乏运动、过量的甜食与食品添加物、错误的教养方式等，都不会导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类似症状，它们并非“因果关系” （编注：相关不蕴涵因果关系）。

天下文化曾经在官方脸书账号发文转述洪兰教授的个人意见，引起专家学者强力批判而自行撤文。。

许多精神科医师为了因应一股“因为对于疾病‘片面’的了解”、“患者无法接受部分医师缺乏专业素养的对待”、反智主义、或纯粹“为反对而反对”所引起的反精神医学浪潮而发文澄清 。

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回应指出，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治疗想法可以很多元，但介入方式必需要有科学证据及严谨的研究设计，包括对象治疗多久，都应受到密切监督且应正视未经治疗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可能衍生出的风险社团法人台湾心动家族儿童青少年关怀协会创办人陈锦宏医师表示，过去资讯传播认为“说孩子有ADHD”是一种“贴标签”，而一般人的观念也被塑造成“吃过动药等于吸毒、吃药小孩会变笨”，有些人以为用爱心就可以改变小孩子的问题，一直要求以辅导为主，却忽略ADHD是一个生理疾病。孩子并非不想做到，而是真的做不到，不治疗反而是一种压制；ADHD也与“对孩子的标准太高”无关。

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并在其官方公告发布数篇新闻稿，其内容除涵盖对于当前治疗策略的明确释疑外，亦重申有科学根据、通过临床试验、获得政府安全许可的把关才是一个疗法对患者人生负责任的体现。

患者与其家庭的处境

在台湾，有ADHD患童出身清寒，又受到周遭环境不友善的对待，即便曾就医寻求协助，仍遭不当管教而意外死亡的情事。 “在台湾，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了孩子可以得到多少协助的关键因素。”

参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 间接医疗协助_（社会资源协助）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病因学 § 社会因素

更多信息：家庭暴力防治法_(中华民国)

台湾社会学家的观点

参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 治疗方式的争议

中华民国（台湾）有社会学学者从新闻媒体数据库－联合知识库搜集2001年起有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新闻报导，并从记者的报导中，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分析出“儿童的过动问题一开始就以生物医学模式来解释，在处遇建议上则呈现从行为治疗转向药物治疗的明确趋势”的结论。

美国有社会学家认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治疗是一个把“不常见且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deviant behavior）医疗化的例子。抱持这种想法的社会学家认为ADHD的治疗是把早期不属于医疗范畴的学生在学表现的问题给医疗化（另有一说是指这是“特教医疗化”）。在中华民国，也有两位学者附和这样的论点。

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医疗人员相信ADHD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症”（genuine disorder），至少在症状较明显的人身上是这样没错。美国医疗人员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在那些症状轻微的病患的诊断及治疗方式。（美国的ADHD流行率高于世界平均，详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 流行病学）

英国官方机构－英国杰出国家健康照护机构（NICE）在2009年发表声明，声明中有提及目前存在的争议，但表示：当前的治疗策略与诊断方法都是基于大量学术文献所形成的学术界共识而得。

中华民国一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分析指出，台湾关于“西药”的文化信念或成见在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治疗方式的争议之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

台湾精神医学界的观点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探讨，相较于邻近国家对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自闭症的研究诸如：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自闭症、孩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之研究、临床医疗、校园教育、家庭的实际整合评估介入、相关因素背后的成因机转、危险因子、多元介入的成效、病程、预后等研究的支持（例如：挹注特别经费，成立自闭症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研究中心，以建立本土化之基础研究、转译研究、临床研究与服务之整合模式），台湾对上述研究的支持力道仍显不足。 就台湾的医疗层面探讨：目前儿童青少年精神医疗相关专业人力（比如说：儿童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师、临床心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等）资源仍相当缺乏，城乡差距仍然颇大，以致许多儿童青少年的精神医疗需求（包括：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行为治疗）无法被满足。究因包括：健保结构/给付制度不够合理、整体医疗规划不足等问题。故合理调整儿童青少年精神医疗相关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并更进一步完善规划儿童青少年精神医疗合理人力配置与专业人员之培育，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由于一个个案的健保给付过低，使得医师只能增加看诊人数来提高收入。因此医师分配给每个病患的时间有限，自然难以做详细的评估。

教育层面而言，在校园与教育场所中，有心理卫生需求或是有严重行为情绪问题的学生，在校园常无法得到友善、妥善、合理的对待，究因包括：社会文化对于心理问题的负面标记、教师教学不良、心理辅导相关之执行人力与经费资源不足。故积极提升师生心理健康人权之正确认知与辨识能力、落实校园心理健康促进、充实校园心理辅导人力与增加相关教育经费，是迫切需要的。

除此之外，根据卫生福利部心理与口腔卫生司的资料，台湾在精神医疗照护上存在的盲点另有：

• 治疗模式发展及处遇效能尚待精进。
• 社区居住与就学、就业服务需积极发展。
• 权益保障及去污名化待精进。
• 病人分级方式与连续性照护模式尚待改善。
• 精神病人的社区化照护仍需加强发展。

更多信息：神智清楚主义、对心理疾病的刻板印象和劳资关系

参见

• 假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