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內容

1907年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

座標：41°41′36″N 44°48′05″E / 41.6934°N 44.8015°E / 41.6934; 44.8015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1907年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
19世紀70年代的葉里溫廣場，搶劫案的發生地
日期1907年6月26日 (1907-06-26)
時間早晨約10:30分
地點 俄羅斯特比利西葉里溫廣場
座標41°41′36″N 44°48′05″E / 41.6934°N 44.8015°E / 41.6934; 44.8015
參與者卡莫、巴楚亞·庫普里亞什維利、達季科·奇布里亞什維利、其他黑幫成員，以及（據稱）約瑟夫·史達林
搶劫案由列寧、李維諾夫、列奧尼德·博里索維奇·克拉辛、波格丹諾夫和史達林策劃。
結果成功搶劫341,000帝國盧布
死亡40人
受傷50人
定罪在兩次審判中卡莫被判有罪

1907年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又稱葉里溫廣場強徵[1]，是一起於1907年6月26日發生在梯弗里斯（今喬治亞首都特比利西）的武裝搶劫案。在此次搶劫案中，一輛銀行運鈔車被布爾什維克劫走以資助其革命活動。銀行馬車運送紙幣由郵局前往俄羅斯帝國國家銀行梯弗里斯分行，途經葉里溫廣場（今自由廣場）時搶劫者用炸彈和槍枝對馬車及其周圍的警察和軍人進行了襲擊。根據官方檔案，襲擊導致40人死亡，50人受傷。搶劫者共劫走34.1萬俄羅斯帝國盧布。由於警方已知曉鈔票的編號，大部分搶劫所得的大額紙幣無法為布爾什維克所使用。列寧試圖讓一批人於1908年1月在歐洲多地同時兌現鈔票，但這一計劃失敗，導致多人被捕，事件為公眾所知，並招致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譴責。

搶劫案由一批高層布爾什維克策劃，其中包括列寧、史達林、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列奧尼德·博里索維奇·克拉辛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由史達林早年的戰友卡莫所領導的一批革命者執行。此類活動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5屆代表大會上被明令禁止，黨內對布爾什維克的行為十分憤怒。由此，列寧和史達林試圖同此次搶劫劃清界線。此次事件及類似的搶劫使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產生了分裂，形成列寧和波格丹諾夫/克拉辛的對立。

在搶劫之後卡莫於德意志帝國被捕，但他通過偽裝精神錯亂而在此後超過三年內免於被起訴。他從精神病院逃脫，但在兩年後策劃另一起搶劫時再次被捕，並被數罪併罰（包括1907年搶劫案）判處死刑，但此後被改判為終生監禁。1917年俄國革命後他被釋放。其他搶劫的參與者和策劃者無人被起訴。在卡莫死後，在葉里溫廣場附近的普希金花園立起了卡莫的墳墓和紀念碑。紀念碑此後被拆除，卡莫的遺骸亦被移至他處。

背景

[編輯]
列寧1895年12月的警方照片

成立於1898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蘇聯共產黨的前身，該黨的目標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學說，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改變俄羅斯帝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除了政治活動，該黨連同其他革命團體（如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人）策劃了一系列激進行動，包括所謂「徵用」，即武裝搶劫政府或私人資金支持革命活動的委婉說法[2][3]。

自1903年以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被分成兩大主要集團：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4]。1905年俄國革命被帝國鎮壓後，工黨於1907年5月-7月在倫敦舉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希望解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分歧[5][6]。兩派仍然存在不同意見的問題是對軍事活動的意見分歧，尤其是「徵用」[6]。主導第五屆代表大會的最激進的布爾什維克弗拉迪米爾·列寧，支持繼續搶劫，而孟什維克主張用更加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引導革命，反對激進行動。在第五屆代表大會上，一項譴責參與或協助所有武裝活動的決議得到通過，其中把「徵用」稱為「混亂和傷風敗俗」，宣布解散全黨民兵組織[5][6]。該決議因65%的支持、6%的反對（其他為棄權或不投票）而得到通過，所有孟什維克甚至有些布爾什維克支持該決議[5]。

儘管不同的委員會統一於黨的禁令，但第五屆布爾什維克大會選出了自己的管理機構「布爾什維克中心」，該機構對工黨的其他部分保持秘密[4][5]。布爾什維克中心由列寧、列昂尼德·克拉辛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組成的「金融團隊」領導。在其他黨派的活動中，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已經在第五屆代表大會舉行期間，已經規劃出在俄羅斯不同地區進行「徵用」，並等待在第五屆代表大會結束僅兩周後發生在特比利西的重大搶劫[5][7][8]。

準備

[編輯]

第五屆代表大會前夕，布爾什維克高層曾於1907年4月在柏林舉行會談，討論上演一場去得購買武器資金的搶劫案。與會者包括列寧、克拉辛、波格丹諾夫、約瑟夫·史達林和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b]。小組決定讓史達林（早期化名為「科巴」）和亞美尼亞人西蒙·捷爾-彼得羅相（化名「卡莫」）在特比利西城實施銀行搶劫[9]。

時年29歲的史達林與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和剛出生的兒子雅可夫·朱加什維利住在特比利西[10]。史達林有過策劃搶劫的經驗，而這些戰功幫助他贏得中心「首席金融家」的聲譽[1][4]。比史達林小四歲的卡莫有著冷酷無情的美譽，他後來曾把一個人的心臟從胸口挖出[11]。在密謀策劃階段，卡莫搞到了所謂的成套犯罪組織裝扮[12]。史達林稱卡莫是「偽裝大師」，列寧則稱他為「高加索土匪」[11]。史達林和卡莫從小一起長大，卡莫在史達林的轉化下信奉馬克思主義[11]。

4月會談後，史達林和李維諾夫前往特比利西告知卡莫行動計劃，並組織突襲[9][13]。根據羅曼·布拉克曼作品《史達林的秘密文件：隱蔽的人生》，史達林正跟布爾什維克策劃犯罪活動時，還充當俄羅斯帝國秘密警察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的線人。布拉克曼表示，一旦小隊回到特比利西，史達林就告訴他在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的線人穆赫塔羅夫警官搶劫銀行的計劃，並承諾晚些時候向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提供詳細信息[9]。

在特比利西，史達林開始籌劃搶劫[9]。他跟兩名有著國家銀行行動內部信息的人士建立聯繫，其中有一名職員是史達林的老同學，在特比利西銀行郵件辦公室工作[14][15] 。他後來表示協助搶劫是出於欽佩史達林的愛情詩[14][15]。他曾在特比利西銀行郵局工作，這讓他得到看到一張秘密時間表，這張時間表顯示了馬車把現金轉移到國家銀行特比利西分行的時間[13]。他通知史達林，銀行將在1907年6月26日接受馬車載來的大量現金[14][15]。

卡拉辛協助製造了用於襲擊的炸彈，炸彈裝在馬車上[1]。卡莫的團伙把炸彈藏在沙發里，以此將炸彈走私到特比利西[16]。離搶劫僅有數周時，卡莫嘗試把導火索放入卡拉辛的一枚炸彈時不慎將其引爆[17]，他的眼睛嚴重受傷，留下永久的疤痕[18][19]。卡莫由於劇烈疼痛躺了一個多月床，沒能在搶劫當日完全恢復[11][19]。

搶劫當日

[編輯]

1907年6月26日搶劫當日，包括史達林在內的20名組織在葉里溫廣場（距神學院、銀行和總督宮兩分鐘路程）碰頭以完成他們的計劃，碰頭後，他們前往各自的指定地點準備襲擊[20]。俄羅斯當局已經意識到，特比利西的革命黨人正在策劃一些大型行動，於是在主要廣場增派人手。在此前的搶劫案，他們曾互相通報葉里溫廣場每一個街角的警衛[12]。為了應對更高級別的安保，團伙成員在搶劫前故意引開巡邏憲兵和警察，從上方俯瞰廣場來把風[11][12]。

團伙成員大多打扮成農民，帶著左輪手槍和手榴彈在街角等候[11]。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卡莫偽裝成騎兵隊長，駕著開放式四輪馬車來到廣場[11][21]。

共犯接管了面向廣場的提利普楚里酒館。證人大衛·薩基拉什威利後來表示，他一直走在葉里溫廣場時，後來竟然成了劫匪的他的一個名叫巴楚亞·庫普里利亞什維里的朋友，邀請他到一家小酒店，並要求他留下。進入小酒館，薩基拉什威利注意到武裝分子停車離開。當他們收到銀行馬車接近廣場的信號後，持槍男子迅速拿起手槍離開建築[11]。

俄羅斯帝國國家銀行特比利西分行安排馬車在郵局和國家銀行之間運輸鈔票[22][23]。馬車裡有錢、兩名持槍護衛、銀行的出納和會計[1][16][21]。馬車後面的是滿是武裝士兵的四輪馬車和大量哥薩克步兵[24]，步兵負責護衛車廂的前後端和兩側[16][21]。

襲擊

[編輯]
用於搶劫的傳統四輪馬車

走在路上的馬車於上午10點30分穿過擁擠的廣場。庫普里利亞什維里發出信號，劫匪用手榴彈擊中馬車，殺害許多馬匹和警衛，開始向守衛廣場和馬車的安保人員開槍[1][16][25]。炸彈從四面八方拋出[16][26]。喬治亞報紙《伊薩里》表示：「沒人能告訴我們可怕的強震是炮彈還是炸彈爆炸發出的……聲響引發的恐慌無處不在……幾乎橫跨了整座城市，人們開始逃跑。馬車和牛車飛奔離開[16]。」爆炸過於強烈，打翻了附近的煙囪，震破了一英里範圍內的所有玻璃窗[27][28]。史達林的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跟家人和小孩當時就站在家的陽台上，這裡靠近廣場。他們聽到爆炸聲，嚇得跑回屋裡[27]。

銀行的一匹運鈔馬受傷後拉著車廂狂奔，庫普里利亞什維里、卡莫和另一位劫匪達提科·查伯里亞什維利見狀馬上上前追擊[14][21][27]。庫普里利亞什維里投擲了一枚手榴彈，手榴彈在馬的腿邊爆炸，但庫普里利亞什維里被爆炸抓到，嚇得摔在地上[14]。他恢復知覺後悄悄地走出廣場，趕在警察和軍隊增援抵達之前[29]。查伯里亞什維利搶走馬車上裝著錢的麻袋，卡莫隨即趕到前面，用手槍開火作掩護[14][21][30]，他們和另一位劫匪把錢扔進卡莫的四輪馬車[30]。由於時間緊迫，他們不經意間在身後留下兩萬盧布[29]，其中有一些被馬車司機獨吞，後來他因盜竊被捕[29]。

逃竄和結果

[編輯]
1913年特比利西地圖局部，以紅色標示的地區是葉里溫廣場和臨近的街道

確保錢安全後，卡莫騎馬離開廣場，卻遇到警方的馬車。他謊稱自己的騎兵隊隊長，高喊「錢安全。快跑到廣場去[30]。」馬車裡的副手遵命了，直到後來才發現被逃逸的劫匪欺騙了[30]。卡莫隨後騎到團伙的總部，在那裡換掉制服[30]。所有的劫匪迅速分散，沒人被抓獲[21][29]。

其中一名劫匪伊利索·勞米納德澤，偷了一套教員制服用來偽裝，後來又回到廣場凝視著大屠殺[29][31]。50名傷者跟死去的人士和馬匹一同躺在廣場上[21][26][31]。當局表示，只有三人死亡，但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檔案館文件顯示，實際傷亡數字約40人[31]。

國家銀行不知道因這次打劫究竟損失了多少，但最好的估計大約是341000盧布，截至2008年價值約340萬美元[21][31]。大約91000盧布因帳單數額小難以追查，剩下的最大面值的500盧布鈔票由於序列號被警方獲悉難以找零[21][31]。

史達林的角色

[編輯]
聖彼得堡沙皇秘密警察的史達林信息卡，1911年

史達林搶劫當天的確切行動是未知且有爭議的[14]。消息人士P·A·帕夫棱科聲稱史達林的馬車受到襲擊時被炸彈的碎片割傷[14]。卡莫後來表示史達林沒有參與到搶劫中，只是在遠方看著它[21][30]。另一名消息人士稱史達林的在警方報告中「在豪宅的庭院中抽著煙冷酷地目睹著流血事件[30]」。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史達林在搶劫過程中實際上是在火車站而不是在廣場[30]。史達林的小姑稱史達林在搶劫當晚回到家，告訴家人實施成功[31]。

史達林的角色後來被同為革命家的鮑利斯·尼古拉雷夫斯基和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質疑。托洛斯基是史達林的對手，後來曾依照命令暗殺史達林。在他的著作《史達林——其人與其影響的評價》中，托洛斯基分析了許多出版物描述的特比利西徵收和布爾什維克當時的軍事活動，得出結論「其他在戰鬥，史達林就從遠處監督他們[2]」。總的來說，尼古拉雷夫斯基表示，「史達林在卡莫小隊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被後人誇大了[5]」。昆後來發現官方的檔案文件卻明確表示，「1904年年末到1905年初，史達林制定了部分徵用計劃」，並表示：「現在可以肯定的是，（史達林）控制了各方對小隊初步計劃」，即開展特比利西劫案[32]。

警方反映和調查

[編輯]
喬治亞記者奧斯卡·施梅林的諷刺漫畫《必要的贓款轉移設備》，1906年

搶劫案登上了世界各地的頭條新聞，包括倫敦《每日鏡報》（標題為「炸彈之雨：革命黨人猛烈屠殺大量市民」）、《泰晤士報》（標題為「特比利西炸彈暴怒」）、巴黎《時代報》（標題為「大災難」）和《紐約時報》（標題為「炸彈殺死很多人，捕獲17萬美元）[21][26][29]」。

當局出動軍隊封閉道路，保衛廣場希望保證資金安全，抓獲嫌犯[29]。一支特勤偵探部隊參與到警方調查中[21][26][29] 。讓調查人員頭疼的是，證人證言存在混亂和衝突當局不知道哪個組織要為搶劫負責。波蘭社會主義者、亞美尼亞人、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甚至俄羅斯帝國本身都被指責[29]。

布萊克曼表示，劫案發生數天後，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的偵探穆赫塔羅夫在一處秘密的公寓審問了史達林。偵探聽說了史達林消極地目睹案發過程的傳聞。穆赫塔羅夫問史達林為什麼不告訴他們這件事，史達林回答，他已經向有關部門提供足夠的信息，以防止盜竊。審問升級為激烈的爭論，穆赫塔羅夫掌摑了史達林，後來被其他同事控制。事件發生後，穆赫塔羅夫被停職，史達林被勒令離開特比利西前往巴庫等待案件的裁決。1907年7月，史達林帶著兩萬盧布贓款離開巴庫[21]。儘管布萊克曼聲稱已經找到這一事件的證據，史達林早年是否與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合作一直是歷史學家幾十年來爭論的焦點，目前還沒有解決[33]。

贓款轉移和卡莫被捕

[編輯]

搶劫得來的贓款起初被史達林在特比利西的朋友米庫哈和馬羅·波卓里德澤存在房子裡[30]。錢被縫進一張床墊里，便於轉移和儲存而不被懷疑[34]。床墊被轉移到另一間安全屋。可能由於史達林在那裡工作的原因[21][31]，錢後來放在特比利西氣象台主管的沙發里[21][31]。有消息人士表示，史達林親自幫助把錢放進天文台[31]。主管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贓款就存在屋檐下[31]。

大部分贓款最終被卡莫轉移給身在芬蘭的列寧，當時那裡也屬於俄羅斯帝國。卡莫在夏季剩下的時間裡陪著列寧待在他的鄉間別墅里。那年秋天，卡莫經由巴黎前往比利時購買武器和彈藥，還從保加利亞購得200枚雷管[18]。隨後他來到柏林，把列寧的信交給知名的布爾什維克醫生雅科夫·日托米爾斯基，詢問如何治療卡莫那還未從炸彈爆炸中完全癒合的眼睛[18]。列寧不知道的是，日托米爾斯基是俄羅斯政府的秘密偵探。他迅速通知了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18]，讓柏林警察逮捕卡莫[18]。警方發現了一本偽造的奧地利護照，以及用來策劃另一起大型銀行劫案的一個裝有雷管的手提箱[35]。

兌換有標記的紙幣

[編輯]

聽到卡莫被捕的消息後，列寧擔心自己也可能會被逮捕，連忙與妻子離開芬蘭[36]。為了避免被人跟蹤，列寧在晚上走了4.8公里越過冰封的湖面，趕上附近海島的輪船。冰面上的長途跋涉，讓列寧和他的兩個同伴找路時幾乎被腳下的冰淹沒，列寧後來承認這似乎本來就是個「愚蠢的死法[37] 」。列寧和他的妻子逃出來後前往瑞士[36][37]。

搶來的錢沒有標記的容易兌換，但有序列號的500盧布紙幣被當局獲悉，無法在俄羅斯銀行兌換[21] 。到了1907年年末，列寧決定在國外兌換剩下的500盧布紙幣[36]。克拉辛和他的偽造大師嘗試改變一些序列號[38]。兩百張紙幣被馬丁·利亞多夫運到國外（列寧的妻子和留在列寧設在庫奧卡拉的總部的波格丹諾夫把它們縫進他的背心）[5]。列寧計劃讓各人在全歐的多家銀行同時兌換偷來的500盧布紙幣[36]。獲悉該計劃的日托米爾斯基把它報告給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36]，部門聯繫了全歐的警察部門，要求他們抓捕試圖兌換紙幣的任何人[36]。

1908年1月，一些試圖兌換紙幣的人士被捕[39][40][41]。《紐約時報》報道，一位女士兌換有標記的500盧布紙幣後，試圖吞下得手跟同伴趕在警察到場前碰頭的證據，但警察摁住了她的喉嚨，阻止她吞下紙張[41]。被捕人士中最為突出的是馬克西姆·馬克西莫維奇·李維諾夫，他跟情婦帶著12張打算到倫敦兌換的500盧布紙幣登上巴黎北站列車時被抓獲[42][43]。法國司法部把李維諾夫和他的情婦趕出法國，有違曾要求引渡他的俄羅斯政府的請求[42]。法國政府官方表示，俄羅斯提交引渡要求時已經太晚了，但在一些證詞中，他們否認有引渡這回事，因為法國社會黨人用政治壓力促使他獲釋[42]。

列寧的妻子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在她的回憶錄中談到了這些事件：

在特比利西襲擊中獲得的贓款交給布爾什維克用於革命。但錢沒法用。所有的500盧布紙幣必須兌換。兌換不能夠在俄羅斯進行，因為銀行掌握了許多案件中的鈔票號碼......錢是很要緊的。因此我們到埗後沒幾天，有一批同志嘗試在不同的城鎮同時兌換500盧布紙幣......日托米爾斯基曾警告警察試圖兌換盧布紙幣，參與者被捕。蘇黎世小隊的雷特在斯德哥爾摩被捕，最近從俄羅斯回來的日內瓦小隊的奧爾加·拉維奇在慕尼黑被捕。N·A·謝馬科夫因把郵箱地址寄往一名被捕的男子的家而被捕[44]。

布萊克曼表示，儘管有人被捕，列寧仍嘗試兌換500盧布紙幣，並設法從莫斯科一名神秘女士的手中兌換一萬盧布[40]。尼古拉雷夫斯基表示，然而有人被捕後列寧放棄兌換的嘗試[5]，但波格丹諾夫嘗試（失敗了）在北美交換一些鈔票，同時克拉辛成功設立了新的序列號，並成功兌換出其中一些[5]。不久後，列寧的同夥燒毀了他們留下的所有500盧布鈔票[5][45]。

卡莫受審

[編輯]
「服從死刑，完全冷靜。我的墳墓應該種上高六尺的草。一個人無法永遠逃脫死亡，一個人總有死的一天。但我會再次嘗試我的運氣，嘗試任何逃脫的辦法。也許我們應該再一次笑對我們的敵人......我是鋼鐵，你是什麼？我已經做好一切的準備。」
——1912年卡莫寫給另一名死刑犯的字條。[46]

卡莫在柏林被捕後候審時，他的律師科恩·奧斯卡遞給他一張字條，讓他假裝精神失常，就會被宣布不適合接受審判[47]。為了證明精神錯亂，卡莫拒絕進食，撕開衣服，扯掉頭髮，企圖上吊割腕自殺，還吃自己的糞便[48][49][50]。為了證明他的情況並不是偽造的，德國醫生用針刺他的手指，把長針插進他的後背，用熨斗燙他，他卻都沒有打斷醫生的行為[49][51]。經過所有的這些測試，柏林避難所的主治醫生1909年6月寫道「卡莫沒有裝瘋賣傻的信仰基礎，毫無疑問他就是精神病患者，不適合審判或者服刑。值得懷疑的是，他是否可能完全恢復[52]。」

1909年卡莫被引渡到俄羅斯的監獄，他在那裡繼續假裝精神失常[39][53]。1910年4月，他被送上法庭就在特比利西銀行搶劫案中的角色受審[54]。他忽視法庭程序，公開餵養藏在襯衫里的寵物鳥[54]。審判被中斷，官員確定他神智不清[54][55]。法院最終認定卡莫犯下特比利西搶劫案時是神志清醒的，但目前是精神病患者，應該監禁直至他康復[56]。1911年8月，假裝精神錯亂三年多後，卡莫鋸斷了窗口的防盜網，爬下自製的繩索，從特比利西一所監獄的精神病房逃脫[39][53][57]。

卡莫後來談到了這些經歷：

我能告訴你什麼？他們把我扔過來扔過去，打我的腿。其中一名男子強迫我照鏡子。在那裡，我看到了——不是我自己的倒影，而是一個有些瘦削、猿猴般的男子，咬著牙，樣子可怕得恐怖，心想，「或許我真是瘋了！」這真是一個可怕的時刻，但我的忍受力恢復過來了，我把口水吐在鏡子上，你知道，我認為他們好這一口......我想到了很多：「我是活下去呢，還是真的瘋掉呢？」這當然不好。我自己已經失去了信心，知道嗎？......（當局）當然，了解他們的業務和他們的科學。但他們不了解高加索民族，就像他們所關心的，也許高加索人都是瘋子。那麼，究竟是誰把誰弄瘋？沒有答案。他們抓緊他們的槍，我要我的槍。在特比利西他們並沒有折磨我，顯然，他們認為德國人不能犯錯誤。

越獄後，卡莫在巴黎碰到了列寧[45]，他對列寧、波格丹諾夫和克拉辛之間的決裂感到痛心[45]。卡莫告訴列寧他被逮捕以及在監獄裡裝瘋賣傻的事情[45]。離開巴黎後，卡莫最終遇見克拉辛，兩人策劃了另一起武裝搶劫[39]。1913年，劫案發生前，卡莫因他在特比利西銀行搶劫案中的戰功，在特比利西受審[46][39][58]。這一次，卡莫被監禁時沒有假裝精神失常，而是在變瘋前，假裝失去了所有記憶[58]。審判很短暫，卡莫被判死刑[59]。

看似註定難逃一死的卡莫，後來幸運地遇到了1913年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慶典，他和他的獄友們都被減刑[39][60]。1917年二月革命後，卡莫從監獄釋放[39][61]。

後續

[編輯]

對布爾什維克的影響

[編輯]

除了卡莫，其他搶劫策劃者無一受到審判[62]，起初襲擊的背後主導尚未明確，但卡莫、李維諾夫等人相繼落網後，布爾什維克的參與變得越來越明顯[5]。孟什維克對此感到背叛和憤怒，搶劫證明布爾什維克中心的運作獨立於統一的中央委員會，做著黨代會明令禁止的行為[5]。孟什維克領袖格奧爾基·瓦連京諾維奇·普列漢諾夫呼籲脫離布爾什維克。普列漢諾夫的同事尤里·奧西波維奇·馬爾托夫表示，布爾什維克中心的性質介於中央委員會秘密派別和犯罪團伙[5]。黨的特比利西委員會開除了史達林和幾位參與搶劫的成員[62][63]。黨對列寧行為的調查被布爾什維克挫敗[5]。

搶劫讓布爾什維克在喬治亞更為冷門，特比利西的布爾什維克缺乏有效的領導而被遺棄。1907年11月妻子葉卡捷琳娜·斯瓦尼澤病逝後，史達林很少回到特比利西。其他喬治亞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米哈伊爾·茨哈卡亞和菲利佩·馬卡拉茲1907年後基本不在喬治亞。另一名傑出的喬治亞布爾什維克斯捷潘·沙胡揚搬到了巴庫。布爾什維克在特比利西的人氣持續下降，截至1911年，只有約100名布爾什維克留在城裡[64]。

搶劫也讓布爾什維克中心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團體中更不受歡迎[5]。列寧對於與搶劫成果保持距離的渴望，可能是波格丹諾夫和克拉辛之間的裂痕的來源之一[5]。史達林跟卡莫的團伙關係疏遠，從不宣揚自己在搶劫中的角色[62][65]。

參與者的後來生涯

[編輯]

1917年俄國革命後，許多參與搶劫的布爾什維克在新蘇聯取得政治權利。列寧成為蘇聯第一位總理直至1924年去世，史達林接任其職務直至1953年去世。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成為蘇聯外交官，就職於外交人民委員會（1930-1939）。列昂尼德·克拉辛1909年跟列寧決裂後退出政壇，但在1917年革命後重新加入布爾什維克，並在1926年出任蘇聯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駐倫敦貿易代表直至去世[5]。

卡莫從監獄釋放後，有些報道表示由於他的情緒反覆無常無法當秘密警察[39]，而就職於蘇聯海關辦事處[39]。1922年他因騎自行車時被一輛卡車撞到而去世。儘管沒有故意謀殺的證據，有些人推測是史達林下令滅他口[66][67]。

波格丹諾夫1909年被開除當局，表面原因是哲學上的差異。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他成為了促進新派無產階級文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主導思想家。

紀念碑

[編輯]

1921年，蘇聯當局將搶劫案發地葉里溫廣場更名為列寧廣場，1956年廣場設立了大型列寧紀念雕像[68][69]。儘管血腥搶劫被定罪，卡莫原本埋葬於葉里溫廣場附近的普希金花園，伴有紀念碑[62][70]。雕塑由拉科布·尼古拉德澤創造，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被拆掉，卡莫的遺體被轉移到其他地方[67]。列寧雕像於1991年8月蘇聯解體時被推倒，2006年改為自由紀念碑，廣場的名字1991年由列寧廣場改為自由廣場[68][71]。

參見

[編輯]

參考資料

[編輯]
  1. ^ 1.0 1.1 1.2 1.3 1.4 Kun 2003，第75頁.
  2. ^ 2.0 2.1 Trotsky 1970，Chapter IV: The period of reaction.
  3. ^ Geifman 1993，第4, 21–22頁.
  4. ^ 4.0 4.1 4.2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3–4頁.
  5. ^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Nicolaevsky 1995.
  6. ^ 6.0 6.1 6.2 Souvarine 2005，第94頁.
  7. ^ Souvarine 2005，第91–92, 94頁.
  8. ^ Ulam 1998，第262–263頁.
  9. ^ 9.0 9.1 9.2 9.3 Brackman 2000，第58頁.
  10.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4–5頁.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6–7頁.
  12. ^ 12.0 12.1 12.2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4頁.
  13. ^ 13.0 13.1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65頁.
  14. ^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1頁.
  15. ^ 15.0 15.1 15.2 Kun 2003，第77–78頁.
  16. ^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8頁.
  17.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78頁.
  18. ^ 18.0 18.1 18.2 18.3 18.4 Brackman 2000，第60頁.
  19. ^ 19.0 19.1 Shub 1960，第231頁.
  20.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5頁.
  21. ^ 21.00 21.01 21.02 21.03 21.04 21.05 21.06 21.07 21.08 21.09 21.10 21.11 21.12 21.13 21.14 21.15 Brackman 2000，第59頁.
  22. ^ Brackman 2000，第58–59頁.
  23.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27頁.
  24. ^ Salisbury, Harrison E. Black Night White Snow. Da Capo Press. 1981: 221. ISBN 0-306-80154-X. 
  25. ^ Kun 2003，第76頁.
  26. ^ 26.0 26.1 26.2 26.3 Bomb Kills Many; $170,000 Captured.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1907-06-27 [2010-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10）. 
  27. ^ 27.0 27.1 27.2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9頁.
  28. ^ Shub 1960，第227頁.
  29. ^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3頁.
  30.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2頁.
  31. ^ 31.00 31.01 31.02 31.03 31.04 31.05 31.06 31.07 31.08 31.09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4頁.
  32. ^ Kun 2003，第73–75頁.
  33. ^ Yuri Felshtinsky (編). Был ли Сталин агентом охранки? (Was Stalin an Okhrana agent?). Teppa. 1999 [2010-12-19]. ISBN 978-5-300-02417-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2-24） （俄語）. 
  34.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4, 87頁.
  35. ^ Brackman 2000，第61頁.
  36. ^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Brackman 2000，第62頁.
  37. ^ 37.0 37.1 Krupskaya 1970，Chapter:Again Abroad – End of 1907
  38. ^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81頁.
  39. ^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Ulam 1998，第279–280頁.
  40. ^ 40.0 40.1 Brackman 2000，第64頁.
  41. ^ 41.0 41.1 Held As Tiflis Robber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1908-01-19 [2010-11-3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10）. 
  42. ^ 42.0 42.1 42.2 Brackman 2000，第63–64頁.
  43. ^ Alleged Nihilists Arrested In Paris; Russian Students, Man and Woman, Suspected of Many Political Crimes. Lived in Latin Quarter, Their Rooms Rendezvous for Revolutionists – Believed That They Planned Assassin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1908-02-08 [2010-12-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10）. 
  44. ^ Krupskaya 1970，Chapter:Years of Reaction – Geneva – 1908
  45. ^ 45.0 45.1 45.2 45.3 Krupskaya 1970，Chapter:Paris – 1909–1910
  46. ^ 46.0 46.1 Souvarine 2005，第103頁.
  47. ^ Souvarine 2005，第101頁.
  48. ^ Brackman 2000，第55頁.
  49. ^ 49.0 49.1 Souvarine 2005，第101–102頁.
  50. ^ Shub 1960，第234頁.
  51. ^ Shub 1960，第236–237頁.
  52. ^ Shub 1960，第237頁.
  53. ^ 53.0 53.1 Souvarine 2005，第102頁.
  54. ^ 54.0 54.1 54.2 Shub 1960，第238頁.
  55. ^ Brackman 2000，第57–58頁.
  56. ^ Shub 1960，第239頁.
  57. ^ Brackman 2000，第67頁.
  58. ^ 58.0 58.1 Shub 1960，第244頁.
  59. ^ Shub 1960，第244–245頁.
  60. ^ Shub 1960，第245頁.
  61. ^ Shub 1960，第246頁.
  62. ^ 62.0 62.1 62.2 62.3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15頁.
  63. ^ Souvarine 2005，第99頁.
  64. ^ Jones 2005，第220–221頁.
  65. ^ Kun 2003，第77頁.
  66. ^ Brackman 2000，第33頁.
  67. ^ 67.0 67.1 Sebag Montefiore 2008，第370頁.
  68. ^ 68.0 68.1 Burford 2008，第113頁.
  69. ^ Communist Purge of Security Chiefs Continues.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Fairfax Media). AAP. 1953-07-17: 1 [2010-12-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14）. 
  70. ^ Soviet Union. Posolʹstvo (U.S). USSR Information Bulletin. USSR Information Bulletin. 1946, 6 (52–67): 15 [2010-12-03]. 
  71. ^ Remnick, David. The Day Lenin Fell On His Face; In Moscow, the Icons Of Communism Are Toppling.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Washington Post). 1990-07-05 [2010-12-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11-04）. 

傳記

[編輯]
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1907年梯弗里斯銀行搶劫案
取自「https://wiki.zwnes.eu.org/w/index.php?title=1907年梯弗里斯银行抢劫案&oldid=85046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