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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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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和蘇聯入侵波蘭的軍事行動，請見「波蘭戰役」。
納粹德國與蘇聯佔領波蘭
1939年，德國人在波蘭中部地區驅逐波蘭人（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Germany），發生於「生存空間」的開始階段
1939年10月的坦能堡行動中，納粹德國在波蘭西部大規模屠殺城鎮居民
1939－1941
第四次瓜分波蘭——1939年起至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為止，德蘇兩國依據《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領土
1941－1945
1941年德國襲擊蘇聯陣地後，原波蘭地區的行政管理發生了變化。該地圖顯示了1944年的地區劃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和蘇聯對波蘭的佔領始於1939年9月德蘇進攻波蘭，於1945年5月盟軍擊敗德國時正式結束。在整個佔領時期，波蘭領土被德國和蘇聯瓜分，旨在由德國和蘇維埃的佔領政權來消除波蘭文化，從而征服其人民。[1]1941年夏季至秋季期間，蘇聯吞併的波蘭領土在巴巴羅薩行動的最初階段被德國佔領。經過幾年的戰鬥，蘇聯紅軍將德意志國防軍驅逐出蘇聯，並將德軍從中東歐的其他地區經波蘭趕回德國。

兩個佔領國對波蘭國家主權、波蘭民族和波蘭文化的存在有着程度相當的敵意，並希望將它們徹底毀滅。[2]巴巴羅薩行動發動前，德國和蘇聯的在與波蘭有關的政策上相互協調。其中最顯著的是在四次蓋世太保-內務人民委員部會議上，佔領者討論了處理波蘭抵抗運動（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及將來摧毀波蘭的計劃。[3]

約有600萬波蘭公民由於兩國佔領期間的暴行在1939年至1945年間死亡，約佔當時波蘭總人口的21.4％，[4][5][6]其中半數是波蘭猶太人。大多數波蘭平民是德國人和蘇聯人各種敵意行動的目標，超過90％的死亡人數來自非軍事損失。[4]總體而言，在1939年至1945年德國佔領戰波蘭領土期間，德國人共殺害了547萬至567萬名波蘭人，其中包括近300萬名猶太人。[5][6]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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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波蘭被納粹德國和蘇聯先後入侵並佔領。按照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7]德國吞併了波蘭領土的48.4％，剩餘領土劃歸蘇聯。[8]根據希特拉的兩項法令的條款（1939年10月8日和12日），同時在斯大林的同意下，波蘭西部的大片領土被德國吞併。[9]劃歸德國直接管轄的領土面積約為92,500平方公里，擁有大約1050萬居民。[8]德佔區的剩餘領土由一個德國當局管轄，領土大小與德國直接管轄的波蘭領土部分相同，約有1150萬人居住，[8]被稱為波蘭總督府，其首都位於克拉科夫。著名納粹分子，德國律師漢斯·弗蘭克於1939年10月12日被任命為波蘭總督府的總督。[10][11]地方行政機構以外的大多數政府機構都被德國官員所取代。[11][12]被佔領土上的非德裔人口遭到了強制安置（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Germany）、德國化、經濟剝削以及緩慢但漸進的消滅行動的影響。[11][12][13]

波蘭一小片約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938年之前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擁有20萬居民。[8]德國佔領後將該部分領土歸還其盟友斯洛伐克。[14]

德國和蘇聯於1939年劃分波蘭之後，以波蘭人為主體民族的地區大多歸於德國的控制，而蘇聯吞併的地區民族構成多樣。蘇聯吞併的部分被劃分為雙語省，其中一些省有大量的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人口。[15]他們中的許多人對蘇聯人表示歡迎，部分原因是受到蘇聯使者的共產主義鼓動。儘管如此，波蘭人仍然是蘇聯吞併的所有領土上最大的單一種族群體。[16]

德蘇入侵波蘭之後，兩國士兵在桑博爾周圍漫步。德蘇兩國的軍隊後來在布列斯特舉辦了聯合勝利遊行（英語：German–Soviet military parade in Brest-Litovsk）。[17]

入侵結束時，蘇聯佔領了波蘭51.6％的領土，面積約20.1萬平方公里，居民超過1320萬人。[8]這些地區的民族構成如下：38％波蘭人（約510萬人）、37％烏克蘭人、14.5％白俄羅斯人、8.4％猶太人、0.9％俄羅斯人和0.6％德國人。此外還有33.6萬名難民從德佔區逃入蘇占區，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19.8萬人）。[16]紅軍入侵的所有領土在一場造假的選舉（英語：Elections to the People's Assemblies of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arus）後被併入蘇聯，[18][19]劃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原波蘭維爾紐斯地區被移交（英語：Soviet–Lithuanian Mutual Assistance Treaty）給立陶宛，但僅僅幾個月後（1940年8月3日）立陶宛全境被蘇聯吞併，成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8][20]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後，大部分蘇占波蘭領土被劃歸擴大後的波蘭總督府。[21]戰爭結束後，在斯大林的堅持下，波蘭國界大幅西遷（英語：Territorial changes of Poland after World War II）。[22]

德國佔領下的波蘭公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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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總計劃》，「生存空間」和驅逐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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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納粹對波蘭民族的罪行和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幾個月里，德國報紙和領導人開展了一場國內和國際宣傳活動，指責波蘭當局組織或容忍針對波蘭德裔的暴力種族清洗行為。[23]英國大使霍華德·肯納德（英語：Howard William Kennard）爵士於1939年8月向哈利法克斯子爵發表了四份聲明，內容涉及希特拉關於德裔群體在波蘭遭遇的說法。肯納德爵士在聲明中得出結論，希特拉和納粹的所有主張都是誇張或虛假的主張。[24]

波蘭西部的種族清洗（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 (1939–1944)）：1939年，波蘭人被德國軍隊押送至火車。

從一開始，納粹德國對波蘭的入侵就是為了實現阿道夫·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描述的德意志帝國未來計劃。在希特拉的計劃中，波蘭將成為中歐和東歐德裔的「生存空間」。[10]佔領行動的目標是通過驅逐和消滅非德國民眾，或讓他們淪為奴工，從而將曾經的波蘭領土變成德意志裔的「生存空間」。[25][26][27]在戰爭期間，納粹領導下的德國政府的目標是徹底摧毀波蘭民族和國家。[28]波蘭人以及許多其他斯拉夫民族的命運被描繪在德國的大屠殺計劃[29][30]《東方總計劃》，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安置總計劃》（Generalsiedlungsplan）中。[31]在30餘年的時間中，將會有約1250萬德國人被重新安置到斯拉夫地區，包括波蘭；一些版本規劃了在一個世紀中移居至少1億德國人。[31]這些土地上的斯拉夫居民將被種族滅絕政策消滅；[29][30]剩餘的倖存者將進一步向東遷移，進入亞歐大陸烏拉爾山脈以東難以居住的地方，譬如西伯利亞。[31]在計劃的實現中，中歐和東歐將不會留下斯拉夫人或猶太人。[31]《東方總計劃》基本上是種族清洗的整體方案，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小計劃》（Kleine Planung），其中包括戰爭期間將要採取的行動；第二部分為《大計劃》（Grosse Planung），其中包括戰爭勝利後將採取的行動。[32][33][34]該計劃構想了將各個被征服的民族按不同的比例實施德國化、驅逐到俄羅斯腹地深處、或是採取更為殘酷的對待（包括有目的的飢餓和謀殺）；一切措施的淨效應將確保被征服的地區不可逆轉地德國化。[34][35]在較長的時期內，波蘭應只保留約300-400萬適合德國化的波蘭人。[36]

1939年9月，德國佔領的比得哥什的幾名波蘭平民在一次街頭圍捕（英語：Roundup (history)）中被隨機逮捕，隨即被公開處決（英語：War crime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德國軍隊控制波蘭之後便幾乎立刻開始實施這些計劃。早在1939年10月，許多波蘭人就被驅逐（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出德國吞併的土地，為德國殖民者騰出空間。[10][37]只有約170萬被選中用於德國化的波蘭人獲准留下，其中包括數千名（英語：Kidnapping of Eastern European children by Nazi Germany）被從父母身邊帶走的孩子。[38]抵抗的波蘭人將被送往集中營，因為「德國血統不得為外族的利益所用」。[39]到1940年底，至少32.5萬名來自德佔領土的波蘭人被強行安置在總督府，且被迫放棄了他們的大部分財產。[10]年幼者和老年人中有許多人死亡：他們喪生在遷移途中，或是死在博圖里采（英語：Potulice）、斯木卡爾（英語：Smukal）和托倫等城鎮的臨時中轉營里。[10]驅逐行動於1941年繼續，4.5萬名波蘭人被迫向東遷移。然而，隨着德國入侵蘇聯，因為越來越多的火車被轉用於軍事後勤，驅逐行動因缺乏列車而放緩。[10]儘管如此，1942年末至1943年期間波蘭總督府中仍發生了大規模的驅逐行動，影響了扎莫希奇-盧布林地區的至少11萬名波蘭人。[10]成千上萬的被驅逐者無處可去，只能被監禁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馬伊達內克集中營。[10]截至1942年，原波蘭地區新增的德國人人數已達到200萬。[40]

納粹計劃還要求消滅波蘭境內的330萬猶太人。對於占人口多數的非猶太人，納粹採取了長期的滅絕計劃：首先是大規模謀殺其政治、宗教和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使得有組織的自上而下的抵抗運動更加難以形成。此外，佔領地區的民眾將淪為非熟練勞力，為德國控制的工業和農業工作。[10][41]儘管種族理論錯誤地認為大多數波蘭領導人實際上屬於「日耳曼血統」[42]，但納粹仍針對性地消滅了波蘭的精英階層，其部分原因是納粹認為日耳曼血統不得用於為外國服務。[41]

德意志人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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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德意志人名錄
「僅限德國人（英語：Nur für Deutsche）」的標牌掛在在克拉科夫8號線電車上

德意志人名錄（Deutsche Volksliste）將可合作的波蘭公民分為四組具有日耳曼民族傳統的群體。[43]第一組包括所謂的德意志族人，他們積極參與了波蘭德國化的鬥爭。第二組包括那些沒有積極參與但是「保留」其日耳曼特色的德裔。第三組包括所謂的留存有日耳曼血統的個人，他們已遭到「波蘭化」，但納粹相信德國可以贏回這些人。該組還包括與日耳曼民族結婚的非日耳曼血統的人，或是與具有可取的政治態度和種族特徵的非波蘭人群體成員成婚的人。第四組由存有日耳曼血統的人士組成，但他們已在政治上與波蘭人融合。

在名錄登記後，第一組和第二組的人自動成為德國公民。第三組的人獲得德國公民身份，但仍有可能被撤銷。第四組的人通過入籍程序獲得德國國籍。對德國化的抵抗構成叛國罪，因為「德國血統不得為外族利益所用」；這些人將被送往集中營。[43]沒有資格列入名單的人被歸類為無國籍人。來自被佔領土的所有波蘭人——即波蘭總督府的波蘭人，以及德國直屬領土上的波蘭人——被歸類為不受保護的人。[43]

鼓勵種族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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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1931年的波蘭人口普查（英語：1931 Polish census），在戰前波蘭的3500萬人口中，66％的人將波蘭語作為他們的母語，其中大多是羅馬天主教徒。剩下的15％是烏克蘭人、8.5％是猶太人、4.7％是白俄羅斯人、2.2％是德裔。[10][44]德國人打算利用波蘭第二共和國種族多元的特點，制訂了旨在將波蘭領土上多樣的種族「分而治之」的政策，防止形成統一的抵抗。[10]納粹分裂波蘭民族的一項嘗試是創造了一個名為「格拉爾裔（英語：Goralenvolk）」的新種族。[10]一些少數民族（如卡舒比人）被強行登記入德意志人民名單（英語：Deutsche Volksliste），作為彌補國防軍損失的措施。與波蘭人不同，德意志人民名單的成員屬於徵兵對象。[10][45]

波蘭教師在處決前由德裔自衛隊的成員看守

在1940年5月25日的一份絕密備忘錄《東方異族人的處置》中，黨衛隊領導人海因里希·希姆勒寫道：「我們需要將東方的不同種族群體分裂成儘可能多的部分和小群體"。[46]

強制勞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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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統治下的強制勞動（英語：Forced labour under German rule during World War II）

德國人在入侵波蘭之後不久就開始強行徵召勞工。早在當年10月，德國就招募猶太人來修復戰爭損害，12歲或以上的婦女和兒童也需要工作；輪班可能需要半天，而且幾乎沒有任何補償。[47]勞工、猶太人、波蘭人等受僱於黨衛隊擁有的企業（如德國軍備廠，德意志設備廠，DAW等），以及梅塞施密特、容克斯、西門子和法本公司等私人企業。[47][48]

強迫勞動者受到嚴厲的歧視待遇。納粹當局1940年3月8日發佈的《波蘭法令（英語：Polish decrees）》被用作德國使用外國勞工的法律依據。[49]這些法令要求波蘭人佩戴紫色的字母P作為識別，必須遵守宵禁，且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許多德國「文化生活」中心和「娛樂場所」（包括教堂和餐館）。[10][49]德國人和波蘭人之間的性關係被視作嚴格禁止的種族污穢（英語：Rassenschande）行為，可判死刑。[10][49]為了使波蘭人與德國人口隔離，波蘭人通常被安置在鐵絲網包圍的隔離營房中。[10]

  • 波蘭勞工徽章
    波蘭勞工徽章
  • 以德語和波蘭語書寫的勞動義務法令告示
    以德語和波蘭語書寫的勞動義務法令告示
  • 德語和波蘭語書寫的告示，宣佈波蘭人在收穫期間拒絕工作將獲死刑
    德語和波蘭語書寫的告示，宣佈波蘭人在收穫期間拒絕工作將獲死刑

德國戰爭經濟中的勞動力短缺愈發嚴峻，1943年德國人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失利之後情況尤為惡化。勞力短缺導致越來越多的囚犯被用作德國工業的強制勞工。[50]在德國入侵和佔領波蘭領土之後，至少有150萬波蘭公民（包括青少年）成為德國的勞工，很少有自願參加的。[10]歷史學家揚·格羅斯（Jan Gross）估計，自願前往德國工作的波蘭工人「不超過15％」。[51]共有230萬波蘭公民作為勞工被被強制遣送至德國，其中包括30萬名戰俘。[52]與德國同行相比，波蘭勞工往往需要工作更長時間，獲得的工資更低。[10]

集中營和滅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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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波蘭境內的德國集中營（英語：German camps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波蘭方濟各會牧師聖國柏神父，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自願代替另一名囚犯赴死。

德國在領土上建立了一個納粹集中營網絡，其中許多都在波蘭德佔區，包括最龐大和最惡名昭彰的奧斯威辛集中營。[53]這些營地的正式設計為勞改營，許多營地展示有「勞動帶來自由」的標語。[48][53]只有高級官員才知道，部分營地——即所謂的「滅絕營」或「死亡營」——的一大目的是大規模殺害不受歡迎的少數族群；[53][54][55]囚犯的官方用途是合成橡膠生產等企業的勞工，譬如IG法本工廠的工人來自奧斯威辛III號營或莫諾維茨集中營（英語：Monowice）。[47]來自集中營的勞動者會被強制勞動至死，即所謂的勞動滅絕（英語：Extermination through labor）。[47][56]

奧斯威辛集中營於1940年6月14日接受了第一批728名波蘭人，他們由塔爾努夫一座人滿為患的監獄轉來。在一年之內，波蘭囚犯人數達到數千人。集中營囚犯開始遭到消滅，其中包括1941年9月的第一次毒氣實驗。[10]根據波蘭歷史學家弗蘭西什克·皮佩爾（英語：Franciszek Piper）的說法，約有14萬-15萬名波蘭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關押過，其中約一半人因處決、醫學實驗、或因飢餓和疾病而在那裏喪生[10]大約10萬名波蘭人被關押在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死亡率和奧斯維辛相似。大約3萬名波蘭人在毛特豪森死亡、2萬人死在薩克森豪森、2萬人在大羅森集中營遇難、在諾因加默集中營和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各有1.7萬名波蘭人死亡，1萬人在達豪集中營遇害，另有數萬人在其他營地和監獄中喪生。[10]

猶太人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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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告示，宣佈對在隔都外被捕的猶太人判處死刑，幫助猶太人的波蘭人同樣會被處決
更多資訊：德佔波蘭境內的猶太人隔都和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

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之後，約350萬波蘭猶太人中的大多數被納粹德國納入了新建立的猶太人隔都。隔都制度難以為繼：截至1941年底，猶太人已經沒有任何儲蓄可以付給黨衛隊換取食物，也沒有機會賺取自己的儲蓄。[57]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附近舉行的萬湖會議，納粹當局為猶太人的徹底種族滅絕制定了新的計劃，稱為「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58]滅絕計劃的代號為萊茵哈德行動。[59]三座秘密滅絕營專門為行動而設立：特雷布林卡滅絕營、貝烏熱茨滅絕營和索比布爾集中營。[60]除萊因哈德營外，1942年3月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添加了使用齊克隆B的毒氣室；[60]奧斯威辛和海烏姆諾等也增加了毒氣室等大規模處決的設施。[55]

文化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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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致力於摧毀波蘭文化。為此，許多文化和教育機構被關閉或摧毀：從學校和高等院校，到紀念館和圖書館，乃至實驗室和博物館。許多來自這些機構員工被逮捕處決，成為迫害波蘭知識精英行動擴大化的受害者。正如希姆萊在1940年5月的備忘錄中所述，波蘭兒童的學校教育被限制為幾年的基礎教育：「這種教育的唯一目標是教他們簡單的算術，不超過500；寫一個人的名字；教育的教義是服從德國人是神聖的律法……我不認為需要閱讀。」[10]

消滅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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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波蘭黑皮書（英語：The Black Book of Poland）》的照片，於1942年由波蘭流亡政府在倫敦出版。

納粹在戰爭開始前準備的放逐名單（《特別檢察手冊——波蘭（英語：Sonderfahndungsbuch Polen）》）確定了超過61,000名被認為對德國不友好的波蘭精英和知識分子領導人。[61]1939年德國入侵期間，黨衛隊和警察（別動隊）有專職部隊負責逮捕或徹底殺害反抗德國人的抵抗者。[10][62]他們得到了一些德國正規軍部隊的幫助，此外由波蘭德裔（德意志裔人）組成的「自衛」部隊也協助了行動。[10]納粹政權謀殺或鎮壓波蘭精英的政策被稱為「坦能堡行動」。[63]行動目標不僅包括積極的抵抗者，還包括那些社會地位有能力組織抵抗的人。[10]成千上萬的人因受到教育（知識分子階層，包括神職人員、政府官員、醫生、教師和記者等）或富裕（地主、企業主等）而被認定「有罪」，有些被當場處決，有些被集中大規模處決，還有些被監禁或是送往集中營。[10]一些大規模處決是針對波蘭抵抗行動的報復行動。德國官員堅持集體有罪原則，並要求整個社區對身份不明的肇事者的行為負責。[10]

特殊平定行動（又稱「AB行動」）是最臭名昭著的知識分子屠殺行動之一。德國人在行動期間殺害了超過7,000名知識分子，包括許多大學教授、教師和牧師。[64][65]1940年春季至夏季期間，德佔波蘭的納粹當局逮捕了3萬多名波蘭人。[10][64]納粹在華沙城外，在帕爾米里附近的坎皮諾斯（英語：Kampinos）森林，以及城內的帕夫亞科（英語：Pawiak）監獄處決了數千人。[10][65]其餘大部分被送往德國各集中營。[64]

1939年9月9日，納粹當局在比得哥什舊市場廣場公開處決波蘭神父和平民。

納粹還迫害波蘭的天主教會（英語：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和其他較小的宗教團體。

在直接併入德國的波蘭地區，納粹對波蘭教會的政策最為嚴苛。納粹在直接管轄的領土上系統地解散教會——逮捕教會領導人，驅逐神職人員，關閉教堂和修道院。許多神職人員和修女被殺害，或被送往集中營與勞改營。[10][66]早在1939年，瓦爾特蘭大區就有80％的天主教神職人員被驅逐到集中營。[67]波蘭主教長奧古斯特·霍隆德（英語：August Hlond）樞機主教向梵蒂岡提交了一份關於波蘭教會遭受迫害的正式記述。[68]在為教宗庇護十二世提供的最終觀察中，霍隆德寫道：「希特拉主義意在系統地、徹底地摧毀……被併入帝國的波蘭領土上的天主教會……」[67][68]波蘭較小規模的福音派教會同樣不幸蒙難。切申西里西亞的所有新教神職人員被捕，並被放逐到毛特豪森、布痕瓦爾德、達豪和奧拉寧堡的集中營。[67]在清洗行動中喪生的新教神職人員包括慈善活動家卡羅爾·庫里什（英語：Karol Kulisz）、神學教授埃德蒙·布爾舍（波蘭語：Edmund Bursche），以及波蘭奧格斯堡懺悔福音派教會（英語：Evangelical Church of the Augsburg Confession in Poland）主教尤利烏什·布爾舍（英語：Juliusz Bursche）。[67]

羅茲的兒童集中營主營（利茨曼施塔特兒童集中營（英語：Kinder KZ））中的男孩們接受點名。該集中營有一座用於關押波蘭女孩的分營，位於捷爾若孜那（英語：Dzierżązna, Łódź Voivodeship），最年幼的僅有八歲。

德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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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波蘭的德國化 (1939-1945)（英語：Germanisation in Poland (1939–1945)）、納粹德國吞併的波蘭領土和納粹德國驅逐波蘭人 (1939-1944)（英語：Expulsion of Poles by Nazi Germany (1939–1944)）
參見：德國化、納粹德國綁架波蘭兒童（英語：Kidnapping of Polish children by Nazi Germany）和兒童集中營（英語：Kinder KZ）

納粹希望在德國吞併的波蘭領土上實現完全的「德國化」，尤其是在佔領區最西端的瓦爾特蘭帝國大區地區。納粹希望實現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完全同化。[10]佔領區的小學禁止教授波蘭語；從街道到城市的地標被大規模重新命名（如羅茲就被改為「利茨曼施塔特」Litzmannstadt）。[10]波蘭的各種企業乃至小商店都被德國接管，先前的所有者很少得到補償。[10]公共場所張貼標誌禁止非德國人進入：「波蘭人、猶太人和狗不得入內」。另一種告示是「僅限德國人（英語：Nur für Deutsche）」，常見於公共設施以及電車、公園、咖啡館、電影院、劇院等地。[10][69][70]

納粹一直關注擁有北歐種族特徵的波蘭兒童。[71]估計共有5萬名兒童被納入特別的德國化方案，其中大部分來自佔領區的孤兒院和寄養家庭，但有些兒童是強制從父母身邊帶走的。[10][43]德國化政策的受害者還包括作為強迫勞動者驅逐到德國，後來生育孩子波蘭婦女：她們的嬰兒經常被當局帶走。[10][72]如果孩子通過了種族、身體和心理測試，他們就會被送到德國實施「德國化」。[73]

至少有4,454名兒童獲得了新的德國名字，[74]禁止使用波蘭語，[75]並在納粹機構接受再教育。[10]很少有人與原來的家人團聚。[10]那些被認為不適合德國化的「不夠雅利安」的兒童被送往孤兒院，甚至被送到奧斯威辛等集中營。許多兒童在集中營死亡，經常是被心臟內注射苯酚處決。[10]對於波蘭的強制勞工，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對父母的檢查表明孩子可能不具有「種族價值」，則母親將被迫墮胎。[10][72]未通過集中檢查的嬰兒將被送往州孤兒院（外國兒童托兒所（英語：Ausländerkinder-Pflegestätte）），其中許多嬰兒因缺乏食物而死亡。[76]

抵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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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早的游擊隊，由亨里克·多布贊斯基（英語：Henryk Dobrzański）（「胡巴爾」）指揮。照片攝於1939年冬
主條目：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波蘭抵抗運動（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

儘管波蘭軍隊於1939年9月被擊敗，但波蘭政府本身從未投降，而是撤離到西方組建波蘭流亡政府。[10]流亡政府在佔領區由波蘭政府代表團代表，受波蘭政府代表（英語：List of Government Delegates for Poland）領導。[77]地下國民事部門的主要作用是保持整個波蘭國家及其各級機構的延續性，如警察、法院（英語：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和學校（英語：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等。[78]到戰爭的最後幾年，地下國的民事機構包括地下議會、行政、司法（法院（英語：Special Courts）和警察（英語：Panstwowy Korpus Bezpieczenstwa））、中學和高等教育（英語：Education in Poland during World War II），並支持各種文化活動，如出版報紙和書籍、地下劇院、講座、展覽、音樂會和保護各種藝術品。[77][79]地下國還提供社會服務，包括援助貧困的猶太人口（由援助猶太人委員會實施，即「熱戈塔（英語：Żegota）」）。[77]通過全民抵抗指揮部（英語：Directorate of Civil Resistance）（1941-1943），民事部門也參與了小規模的抵抗行為，例如小規模的破壞行為（英語：Minor sabotage）。1943年，全民抵抗指揮部與秘密抵抗局（英語：Directorate of Covert Resistance）合併，形成了地下抵抗局（英語：Directorate of Underground Resistance），從屬波蘭救國軍。[79]

1944年華沙起義期間波蘭人俘獲的德國豹式坦克。圖中為佐什卡營（英語：Batalion Zośka）裝甲排的波蘭戰士，由瓦茨瓦夫·米祖塔（英語：Wacław Micuta）指揮

作為對佔領的回應，波蘭人組織了歐洲最大的地下運動之一（英語：Polish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orld War II）。[10][80]對納粹德國佔領的抵抗在德國入侵後幾乎立即開始。波蘭救國軍忠於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地下國軍事部門，於1942年從一些較小的團體組成。[81]此外還有一支波蘭人民軍，由蘇聯支持並受波蘭工人黨控制，但數量遠遠少於救國軍。[10][82]救國軍於1942年2月成立時約有10萬名成員，[83]1943年初達到約20萬人的規模。[83]1944年夏天，暴風雨行動（英語：Operation Tempest）開始，救國軍規模達到巔峰。[83]對1944年上半年和當年夏季的救國軍成員數的估計各有不同，較常見的估計認為救國軍當時約有40萬人。[83]隨着蘇聯軍隊逐漸推進，救國軍於1944年8月1日在華沙發動起義抵抗德國軍隊。起義幾乎沒有得到附近蘇聯軍隊的援助，最終宣告失敗，大大削弱了救國軍的力量和地位。[10]約有20萬波蘭人在起義中喪生，其中大多數是平民。[84]

對波蘭人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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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人口在許多方面受到德國佔領的影響。大量人員被驅逐出德國用於殖民統治的土地，並被迫在總督府地區重新定居。數十萬波蘭人被驅逐到德國從事工農業的強迫勞動，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波蘭人也被徵召用於波蘭境內的勞動，關押在全國各地的勞教營中，死亡率很高。食品、供暖燃料和醫療用品普遍短缺，導致了波蘭人口的高死亡率。最後，由於波蘭抵抗運動襲擊德軍等原因，成千上萬的波蘭人在德國的報復行動中遇害。總體而言，約有300萬波蘭人因德國佔領而死亡，超過戰前人口的10％。如果再加上因德國反猶政策遇害的300萬波蘭猶太人，波蘭在佔領期間總共失去了大約22％的人口，這一比率是二戰時期所有歐洲國家中最高的。[85][86]

1940年，華沙隔都的聖十字大街（英語：Świętokrzyska Street, Warsaw）正被封鎖。照片拍攝於隔都「雅利安一側」的馬薩科斯卡大街

波蘭有大量的猶太人口。根據戴維斯的說法，在波蘭遇害和獲救的猶太人均高過其他任何國家。在波蘭獲救的猶太人人數通常估計為10萬到15萬之間。[87]共計6,992名波蘭人獲得了國際義人稱號，這一人數為各國中最多的。[88]當救國軍情報機構發現運出隔都的猶太人的真正命運時，波蘭的援助猶太人委員會（熱戈塔（英語：Zegota））於1942年底成立，得到了教會團體的合作。熱戈塔委員會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其重點是保護兒童，因為委員會的力量幾乎無法直接阻截嚴密保護的運輸車。德國人實施了幾項不同的法律分開隔都的波蘭人和猶太人，波蘭人生活在「雅利安一側」，而猶太人居住在「猶太人一側」。許多波蘭人冒着生命危險為猶太人偽造「雅利安文件」，讓猶太人在紙面上成為非猶太波蘭人，從而可以生活在雅利安一方，避免遭受納粹迫害。[89]德國人實施的另一項法律是禁止波蘭人從猶太商店購買商品，違者處決。[90]猶太兒童被分散在波蘭的安全屋和教堂網絡中，[87]經常被安置在修道院和教堂的孤兒院裏。[91]

在戰爭期間，約有300萬波蘭公民喪生，其中超過200萬是波蘭人，其餘大部分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絕大多數遇害者是平民，大多數是被納粹德國和蘇聯的行動殺害的。[92][93]

除了被押往納粹集中營之外，大多數波蘭人死於炮擊和轟炸、大規模處決、強迫飢餓、復仇殺戮、健康狀況不良和奴役勞動。包括奧斯威辛二號營（比克瑙）在內，波蘭境內有六座主要滅絕營，主要用於消滅猶太人。此外，施圖特霍夫集中營被用於大規模滅絕波蘭人。納粹在波蘭境內建立了一些波蘭勞工（Polenlager）的平民勞改營（Gemeinschaftslager）。許多波蘭人在德國集中營中喪生。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第一批非德國囚犯是波蘭人；直到1942年納粹開始系統性殺戮猶太人時，奧斯維辛的囚犯中大多為波蘭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首次毒氣處決涉及300名波蘭人和700名蘇聯戰俘（英語：Soviet prisoners of war）。許多波蘭人和其他中歐-東歐人士也被派往德國境內的集中營：超過3.5萬人被送往達豪集中營、3.3萬人到達拉文斯布呂克女性集中營、3萬人被運往毛特豪森－古森集中營、2萬人被運抵薩克森豪森集中營。[94]

波蘭總督府設立時有1,200萬人口，領土面積為9.4萬平方公里。後來約有86萬名波蘭人和猶太人被驅逐出德國吞併的波蘭領土，並在總督府領地上「重新安置」，導致總督府人口大幅增加。然而人口增加被一系列因素抵消：德國組織一系列行動（如坦能堡行動）消滅波蘭知識分子和其他潛在的抵抗力量；自1941年起，疾病和飢餓也開始減少人口；波蘭人被大量驅逐到德國從事強迫勞動，最終大約有一百萬人被驅逐出境，其中許多死在德國。

蘇聯佔領下的波蘭平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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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捷爾諾波爾，人們辨識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屠殺的囚犯（英語：NKVD prisoner massacres）
主條目：蘇聯對波蘭公民的壓迫 (1939-1946)（英語：Soviet repressions of Polish citizens (1939–1946)）
更多資訊：蘇聯吞併東加利西亞、瓦萊尼亞與北布科維納（英語：Soviet annexation of Eastern Galicia, Volhynia and Northern Bukovina）

波蘭衛國戰爭結束時，蘇聯佔領了波蘭領土的52.1％（約20萬平方公里），其人口超過1370萬人。關於人口數量和構成的估計各有差異：根據Elżbieta Trela-Mazur（英語：Elżbieta Trela-Mazur）教授的估計，蘇聯佔領區的各族人口比例為：38％波蘭人（約510萬人）、37％烏克蘭人、14.5％白俄羅斯人、8.4％猶太人、0.9％俄羅斯人和0.6％德裔。此外，蘇聯佔領區還有來自德佔波蘭的33.6萬名難民，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19.8萬人）。[16]蘇聯佔領的地區被併入蘇維埃領土，僅有維爾諾地區（今維爾紐斯周圍）被移交至立陶宛。然而此後不久，立陶宛轉為蘇維埃共和國，之後立即併入蘇聯。

蘇聯的佔領起初得到了一些語言少數群體成員的支持，因為他們在波蘭第二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政策下受到了傷害。大多數烏克蘭人起初歡迎波蘭與蘇聯烏克蘭的統一，因為二十年前他們在波烏戰爭和烏克蘭-蘇維埃戰爭期間的自決嘗試都失敗了。[95]

有大批戰前的波蘭公民——特別是猶太青年——認為蘇維埃政權是在傳統民族或文化群體之外開展政治或社會活動的機會；烏克蘭族農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如此認為。然而，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的熱情逐漸消失——因為蘇聯的鎮壓明顯是針對所有群體的，無論政治立場如何。[96]

英國歷史學家西蒙·蒙蒂菲奧里表示，蘇聯在佔領的波蘭領土上的恐怖行為與納粹在波蘭西部的行徑一樣殘暴和悲慘。蘇聯當局殘酷地對待那些可能反對他們統治的人。截至1940年11月10日，波蘭前東部領土總人口的10％左右被逐出佔領區，被驅逐者中有30％在1941年死亡。[97]蘇聯當局在1939年至1941年期間逮捕並監禁了大約50萬波蘭人，其中包括前官員、軍官、以及天然的「人民的敵人」，譬如神職人員、貴族和知識分子。蘇聯人還處決了大約6.5萬名波蘭人。紅軍的士兵和他們的軍官表現得像征服者，掠奪和盜取波蘭的寶藏。斯大林獲悉紅軍的行徑時回答道：「如果沒有惡意，他們（士兵）可以得到赦免」。[98]

在臭名昭著的卡廷大屠殺中，蘇聯秘密警察系統地處決了21,768名波蘭人。受害者中有14,471名前波蘭官員，包括政治領導人、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1943年納粹分子在卡廷森林的亂葬坑中發現了其中大約4,254具屍體，隨後邀請了一個由中立代表和醫生組成的國際小組來研究屍體並確認蘇維埃罪行，但該研究的發現被盟軍譴責為「納粹宣傳」。

針對波蘭烏克蘭人口的蘇聯化宣傳海報。案文寫着「勞動人民的選民！投票讓西烏克蘭（英語：Western Ukraine）併入蘇聯烏克蘭」

在入侵開始時，蘇聯已不再承認波蘭國家，[99][100]因此兩國政府從未正式宣戰。結果，蘇聯沒有將波蘭俘虜歸類為戰俘，而是將其分類為反對新成立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合法政府的造反分子。[n]蘇聯殺害了上萬名波蘭戰俘（英語：Polish prisoners of war in the Soviet Union (after 1939)），其中一些在戰役仍未結束時就被處決，如9月22日被捕、審訊並槍決的尤瑟夫·奧什納-魏欽斯基（英語：Józef Olszyna-Wilczyński）準將。[101][102][103]9月24日，蘇聯在扎莫希奇附近的格拉博維耶茨（英語：Grabowiec, Zamość County）村殺害了波蘭軍事醫院的42名工作人員和病人。[104]蘇聯人還在9月28日處決了沙克戰役（英語：Battle of Szack）後俘獲的的所有波蘭軍官。[105]在卡廷大屠殺中，有2萬多名波蘭軍人和平民喪生。[106][107]

根據《西科爾斯基-梅斯基協定（英語：Sikorski-Mayski Agreement）》，波蘭和蘇聯於1941年重新建立了外交關係；但在波蘭政府要求獨立檢查新發現的卡廷埋葬坑時，蘇聯人於1943年再次中斷兩國外交。[108][109]蘇聯隨後遊說西方盟國承認旺達·瓦西列夫斯卡在莫斯科領導的親蘇聯波蘭傀儡政府（英語：Związek Patriotów Polskich）。[110][111]

1939年9月28日，蘇聯和德國修改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他們將立陶宛移入蘇聯勢力範圍，並將波蘭邊境向東移動，為德國提供更多領土。[112]這一安排常常被稱作第四次瓜分波蘭。[107]劃歸蘇聯的波蘭領土幾乎全部位於皮薩河、納雷夫河、西布格河和桑河以東，其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居住着1350萬波蘭公民。[113]

紅軍起初在當地人中混淆視聽，聲稱他們到來是為了從納粹手中拯救波蘭。[114]紅軍的進軍令波蘭社區及其領導人大為吃驚，他們沒有被告知如何應對布爾什維克的入侵。和德國政權相比，波蘭和猶太公民起初可能更喜歡蘇維埃政權；[115]但蘇聯人很快就證明自己對波蘭人民及其文化的敵意和破壞性與納粹相當。[116][117]蘇聯當局開始沒收、國有化和重新分配波蘭的所有私人和國有財產。在吞併後的兩年間，蘇聯當局逮捕了大約10萬名波蘭公民，[118]並驅逐了35萬至150萬人，其中15萬人至100萬人喪生，大多是平民。[b][5][6][119]

土地改革和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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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發起的土地改革計劃加強了蘇聯的支持基礎。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大多被劃為「富農」，其土地被剝奪，並被分配給較貧窮的農民。

然而，蘇聯當局隨後開始了一場強制集體化運動，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土地改革的早期收益。農民往往不想加入集體農莊，也不願白白上交他們的糧食以履行國家規定的配額要求。

取締波蘭政府機構和社會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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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國人強制執行基於種族主義的政策時，蘇聯政府通過訴諸蘇聯的意識形態來確立其斯大林主義政策，[120]這實際上意味着該地區的徹底蘇維埃化。征服波蘭東部之後，蘇聯當局立即開始了新併入地區的蘇維埃化運動。[121][122]在最後一批波蘭部隊投降後幾周，蘇聯人於1939年10月22日組織了莫斯科控制的西白俄羅斯與西烏克蘭最高蘇維埃（立法機構）選舉。[123]這場做樣子的選舉使得蘇聯吞併波蘭東部的行為合法化。[124] 隨後，解體後的波蘭國家的所有機構都被關閉，隨後在蘇聯指定的監督控制下重新開放。利沃夫大學和許多其他學校很快重新開放，但它們作為蘇聯機構重新開始，而不是延續學校的舊傳統。利沃夫大學根據蘇維埃高等教育法規重組。大學的學費與該機構的親波蘭傳統使得大多數烏克蘭農村人口無法入學；蘇聯當局於是取消了學費，並開設了幾個新的學科：如俄語語言和文學專業，旨在加強蘇聯意識形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學科也開啟了。[16]蘇聯當局解散了波蘭文學和語言研究。45名新教員被從蘇維埃烏克蘭的其它機構（主要是哈爾科夫和基輔的大學）調配到利沃夫大學。1940年1月15日，利沃夫大學重新開學，並開始按照蘇聯課程教學。[125]

與此同時，蘇聯當局試圖通過消除大部分與波蘭國家甚至波蘭文化有聯繫的內容，來消除該佔領區的波蘭歷史痕跡。[16]1939年12月21日，波蘭茲羅提退出流通，且沒有與新引進的盧布兌換；這意味着該地區的所有人口一夜之間喪失了所有的積蓄。[126]

蘇聯當局實施了一個類似於警察國家的政治制度，[127][128][129][130]所有波蘭政黨和組織都解散了，只有共產黨與其下屬的組織被允許存在。

所有宗教團體都遭到迫害。所有企業都被國家接管，而農業則被集體化。[131]

恐怖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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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維埃化的一個固有部分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其他蘇聯機構發起的恐怖統治。首當其衝的是在波蘭衛國戰爭期間和之後被蘇聯俘獲的大約25萬名波蘭戰俘（英語：Polish prisoners of war in Soviet Union (after 1939)）：[132]由於蘇聯沒有簽署任何關於戰爭規則的國際公約，這些俘虜被剝奪了戰俘地位，幾乎所有被俘的軍官和大量普通士兵[133]遇害或者被送到古拉格。[134]德國入侵蘇聯之後，成千上萬的其他人在1941年中期成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囚犯屠殺（英語：NKVD massacres of prisoners）的犧牲品。

類似的政策也被用於平民。蘇聯當局認為為戰前的波蘭國家服務是「反革命罪行」[135]和「反革命活動」，[136]隨後開始大批逮捕波蘭知識分子、政治家、公務員和科學家，也有涉嫌對蘇維埃統治構成威脅的普通人。被捕的波蘭知識分子成員包括前總理萊昂·科茲沃夫斯基（英語：Leon Kozłowski）和亞歷山大·普里斯托（英語：Aleksander Prystor），以及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英語：Stanisław Grabski），斯坦尼斯瓦夫·格沃賓斯基（英語：Stanisław Głąbiński）和巴切夫斯基（英語：Baczewski）家族。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行動最初主要針對可能的政治對手，到1940年1月行動開始針對其潛在盟友，包括波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者。被捕者包括瓦迪斯瓦夫·布洛涅夫斯基（英語：Władysław Broniewski）、亞歷山大·瓦特（英語：Aleksander Wat）、塔德烏什·佩帕（英語：Tadeusz Peiper）、利奧波德·列文（英語：Leopold Lewin）、安納托爾·斯特恩（英語：Anatol Stern）、特奧多·帕尼斯基（英語：Teodor Parnicki）、瑪麗安·丘克諾夫斯基（波蘭語：Marian Czuchnowski）等等。[137]

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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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至1945年期間，將近3萬名波蘭人被蘇聯驅逐到卡拉奇（當時在英國統治下）。這張照片展示的是紀念在卡拉奇死亡並被埋葬在卡拉奇墓地的難民的紀念碑。

1940年和1941年上半年，蘇聯人放逐了超過120萬名波蘭人，其中大部分在四次大規模行動中被驅逐。第一次放逐發生在1940年2月10日，超過22萬人被送往俄羅斯北部；1940年4月13日的第二次放逐中，32萬人被主要遣往哈薩克斯坦；1940年6月至7月的第三次放逐總計驅逐超過24萬人；第四次發生在1941年6月，驅逐了30萬人。1941年波蘭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後，根據蘇聯的資料，已有超過76萬名被驅逐者被確認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死者是兒童（兒童人數占驅逐者總數的三分之一）。[138]

在蘇聯佔領的兩年期間，大約有10萬名前波蘭公民被捕。[139]監獄很快就擠滿了涉嫌參與反蘇活動的被拘留者。[96]內務人民委員部不得不在該地區幾乎所有城鎮開設數十座臨時監獄。[124]逮捕浪潮導致大規模的人員重新安置，牽扯到富農、波蘭公務員、林業工人、大學教授與流放移民（英語：Osadnik）等大量團體。大批人員被迫重新安置到蘇聯偏遠地區的古拉格勞改營和流放定居點。[122]在四次大規模的驅逐浪潮中，共有大約一百萬人被派往東部。[140]根據諾曼·戴維斯的說法，[141]在1941年《西科爾斯基-梅斯基協定（英語：Sikorski-Mayski Agreement）》簽署之前，被驅逐者中幾乎有半數死亡。[142]

根據蘇聯法律，被蘇聯認定為前波蘭公民的所有蘇占區居民[143]自動獲得蘇聯國籍。但是，實際授予公民身份仍然需要得到個人的同意，而波蘭居民被強烈逼迫要求同意獲得國籍。[124]選擇不接受國籍的難民被威脅稱將被遣返至納粹控制的波蘭領土。[4][144][145]

激化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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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蘇聯利用波蘭人與其他民族之間緊張的民族關係，煽動和鼓勵針對波蘭人的暴力行為，呼籲少數民族「糾正他們在波蘭統治二十年期間經受的錯誤」。[146]戰前的波蘭被描繪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對勞動人民和少數民族的剝削之上。蘇聯的宣傳聲稱，波蘭第二共和國對非波蘭人的不公平待遇是其遭到肢解的理由。蘇聯官員公開煽動暴徒殺戮和搶劫。[147]蘇聯激發的恐怖活動的死亡人數仍然未知。

蘇聯重新控制波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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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納粹德國軍隊於1945年被逐出波蘭，波蘭幾乎立即恢復正式主權，但實際上該國仍然處於蘇聯控制之下。波蘭一直被蘇軍北方集群佔領至1956年，但波蘭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才擺脫蘇聯的控制，蘇軍北方集群則直到1993年才撤出波蘭領土。這一時期的事件至今仍是波俄外交關係的絆腳石之一。

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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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沙的東方烈士與遇難者紀念碑（英語：Monument to the Fallen and Murdered in the East）
主條目：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的傷亡（英語：World War II casualties of Poland）

超過600萬波蘭公民於1939年至1945年間遇難，占波蘭第二共和國戰前人口的近21.4％。[148]超過90％的死亡人數為非軍事損失，大多數波蘭平民是德國人和蘇聯人各種有意的敵對行動的目標。[148]

兩國佔領者不僅希望獲得波蘭領土，還希望摧毀波蘭文化和整個波蘭民族。[2]

新罕布什爾大學社會學教授塔德烏什·彼得羅夫斯基（英語：Tadeusz Piotrowski (sociologist)）重新評估了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損失。波蘭在戰爭期間有515萬名遇難者，其中包括納粹對波蘭民族的罪行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受害者，以及因佔領者對待波蘭公民的手段而死的波蘭人。其中，有35萬人在1940年至1941年的蘇聯佔領期間死亡。10萬波蘭人於1943年至1944年間在烏克蘭遇害，其中8萬人在死於烏克蘭反抗軍實施的瓦萊尼亞與東加利西亞波蘭人大屠殺。死者中有310萬猶太人，200萬名波蘭人50萬名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92]

2009年8月，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估計，戰爭期間的波蘭遇難者中（包括波蘭猶太人）有547萬至567萬人因德國的行動喪生，還有15萬因蘇聯的行動而死，總數約562萬至582萬。[149]

波蘭政府於1947年編寫的官方報告中給出的數據顯示，波蘭2700.7萬名波蘭人和猶太人中共有602.8萬人死於戰爭。該報告未計入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遇難人數。然而，今天波蘭的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戰爭期間的波蘭人口損失至少有200萬波蘭人和300萬猶太人。[150]

由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編寫的《納粹時代的波蘭人受害者》中列出的死亡數字為波蘭猶太人300萬人，波蘭人180至190萬人。[10]

共有25萬波蘭戰俘死亡，其中12萬死在德國，13萬死在蘇聯。[151]

針對羅姆人的種族滅絕（「吞滅」）殺害了3.5萬人。[152]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總數為300萬人。[153]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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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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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2.0 2.1 Judith Olsak-Glass. Review of Piotrowski's Poland's Holocaust. Sarmatian Review. January 1999 [2019-0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0-19）. The prisons, ghettos, internment, transit, labor and extermination camps, roundups, mass deportations, public executions, mobile killing units, death marches, deprivation, hunger, disease, and exposure all testify to the 'inhuman policies of both Hitler and Stalin' and 'were clearly aimed at the total extermination of Polish citizens, both Jews and Christians. Both regimes endorsed a systematic program of genocide. 
  3. ^ Conquest, Robert. Stalin : breaker of nations 1st American ed. New York, N.Y., U.S.A.: Viking. 1991. ISBN 0670840890. OCLC 24213913. Terminal horror suffered by so many millions of innocent Jewish, Slavic, and other European peoples as a result of this meeting of evil minds is an indelible stain on the history and integrit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ith all of its humanitarian pretensions 
  4. ^ 4.0 4.1 4.2 Piotrowski, Tadeusz. Poland's Holocaust: Ethnic Strife, Collaboration with Occupying Forces and Genocide.... McFarland & Company. 1997: 295. ISBN 0-7864-0371-3.  另見書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5. ^ 5.0 5.1 5.2 Polish experts lower nation's WWII death toll. [2019-04-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7-08） （美國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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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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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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