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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目講述中國浙江省、尤其是其省會杭州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史。

背景

至1966年，杭州有中學60所。

前期

發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1月24日，《浙江日報》在第二版轉載。1966年春後，批判迅速擴展到其他領域，批判調子不斷升級。4月上旬開始批判「三家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5月25日，聶元梓等7人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矛頭指向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6月2日，《浙江日報》轉載《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美術學院等高校的師生在校園貼出聲援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標語和大字報。6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以下簡稱「省委」）根據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決定抽調省級機關和浙江省軍區（以下簡稱「省軍區」）的幹部，組成工作組、聯絡組，進駐杭州的大專院校和新聞、文化單位。工作組進駐各單位後，要求「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力圖將運動置於黨領導下。6月28日，浙江大學1861名師生聯合署名，起草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電文，指責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強烈要求撤銷工作組。8月5日，省委根據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各大專院校的工作組、聯絡組。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8月8日，《十六條》播發全國，當晚，杭州、寧波、溫州等地群眾集會遊行，表態要堅決貫徹《十六條》，搞好文化大革命。8月9日，《浙江日報》全文刊登《十六條》，10日，省委通知要求各級黨委組織學習《十六條》等文件。

8月，毛澤東寫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對他們表示熱烈支持，紅衛兵運動於是興起。8月20日，杭州市第七中學、杭州市第十二中學、清河初中各自組建紅衛兵。紅衛兵上街破四舊，更改街名、校名、廠名等，演變為打人、砸物、抄家。破四舊中，省委、中共杭州市委（以下簡稱「市委」）、浙江大學學生等合力保護了靈隱寺，是為靈隱寺事件。大串連下，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8月31日，浙江醫科大學等校數千名師生，聚集省政府大院，要炮轟省委，要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接見，江華未接見，被他們稱為「八三一」事件。9月3日，浙江大學、浙江美術學院等校學生，集中在省政府大樓，提出口號「炮轟省委、火燒江華」，15日，造反派聯合組織「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聯絡站」成立。17日，聯絡站在杭州大學召開「炮打司令部誓師大會」，一萬多人參加，矛頭指向省委。10月5日，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同日中共中央轉發並指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要「堅決貫徹執行」。實際是號召踢開黨委鬧革命。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造反派很快積極加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23日，省委辦公廳等省級機關的造反派起來揭露省委內幕，由此打開批判省委的缺口，時稱「省委後院起火了」。10月21日，省級機關45個單位聯合召開「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提出口號「炮轟省委，火燒江華，打倒陳冰」。11月13日，省級機關造反派召開「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850多個單位3萬餘人參加。李豐平代表省委作檢討，決定撤銷省委文革小組，浙江文革由省委常委直接領導。12月23日，省市造反派在浙江省體育場召開「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挑戰誓師大會」。

奪權

10月17日，省委將部分檔案轉移到省軍區保存。12月24日，造反派藉口追查檔案材料和揪省委書記陳偉達，組織1000多人衝擊省軍區司令部，佔領作戰室。1967年1月14日，造反派又組織幾千人衝擊省軍區，佔領省軍區司令部辦公大樓，還企圖劫持省軍區主要領導。1月28日，中央軍委明令「不許衝擊軍事機關」後，造反派不肯撤出。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肯定衝擊省軍區的行動，要求省委、省軍區有關同志向群眾作深刻檢討。1月31日，中共中央指派南京軍區政委杜平等人到杭州處理，經杜平等人工作，2月初，造反派撤出省軍區。

1966年12月30日，張永生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簡稱「省聯總」）在杭州成立。造反派衝擊省軍區事件後，中共中央把浙江造反派召到北京開會。周恩來在接見部分造反派代表時，肯定了省委的工作，並說江華是井岡山的老同志，毛澤東再三說要保。回杭州後，省聯總一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授意下，堅持打倒江華。2月12日，省聯總在省體育場召開「批鬥浙江頭號走資派江華大會」，被另一些人衝散，會後，翁森鶴等組織成立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簡稱「紅暴會」，後稱「紅暴派」），從此浙江兩派正式形成。

在上海一月風暴影響下，全省掀起奪權高潮。1月16日，省聯總及其所屬30多個組織聯合發出《緊急通令》，宣佈凡是省、市一級的奪權，需經省聯總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單位的奪權，需經省聯總所屬有關組織同意。1月18日，省聯總等組織發出《緊急通令》，宣佈奪取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省委宣傳部、省婦聯等組織權力。同時省聯總向全省派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幫助造反派奪權。

3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浙江省實行軍事管制。3月23日，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省軍管會」）正式成立。省軍管會內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要無條件支持省聯總，另一種認為省聯總、紅暴會都應支持。到4月初，省軍管會中有領導公開鼓動造反派造龍潛（省軍管會主任、省軍區政委）、張秀龍（省軍區司令員）的反。

武鬥

6月6日，省聯總藉口其一常委和一些學生被杭絲聯紅暴派所扣，調集數萬人圍攻杭絲聯，破壞大部分廠區。10日，省聯總組織萬餘人到拱宸橋遊行，釀成武鬥事件。中共中央得知情況後，通知浙江派代表到北京會談。7月13日、23日，省聯總、紅暴派代表分別達成《關于堅決執行六二四通知的協議》和解決浙江問題的八條協議，指責省軍區「支左」中犯「方向性錯誤」，責令他們深刻檢查。同時提出要以「省聯總」為主實現兩派大聯合。省聯總代表回杭州後，立即聚集各地造反派組織，多次召開大會，批判、掛牌游鬥龍潛、張秀龍等，強迫龍潛檢討。8月22日，中共中央決定以第二十軍、空五軍為基礎，改組省軍管會和省軍區，任命南萍為省軍管會主任，陳勵耘、張明漢為副主任，第二十軍軍長熊應堂為省軍區代司令員，南萍為代政委。8月23日，省、市造反派和駐杭州三軍數萬人在少年宮廣場舉行集會，歡呼中共中央的決定。南萍等在會上講話，表示第二十軍、空五軍堅決支持以省聯總為代表的造反派。8月26日，在南萍等策劃下，省軍區「交權」大會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召開，龍潛、張秀龍、阮賢榜等被強按下跪、「噴氣式」。會後，原省軍區黨委全體成員被關押、揪斗。8月24日，省聯總部署所屬組織攻打富陽縣城，此後又製造了一系列武鬥事件，造成100多人死，300多人傷殘，700多人被關押，以及1200多間房屋被燒毀等其他財產損失。

8月20日，毛澤東在上海了解到浙江文革的一些情況，9月9日，他說：「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挨打，掛牌子。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9月16日，毛澤東由上海抵達杭州，進一步了解浙江的情況後，指出：「龍潛、阮賢榜有錯誤，還要幫助他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農民對待地主一樣。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坐噴氣式、抄家、戴高帽、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回北京後，毛澤東決定江西、浙江省軍區以及人武部幹部到北京辦學習班。

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說：『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毛主席的這個極其重要的指示，對於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12月9日，省軍管會發出《關于堅決執行「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的意見》。同日下午，「省聯總」在省體育場召開「堅決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大會」，20餘萬人參加。張永生在會上宣讀毛澤東「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省軍管會領導在會上講話。12月15日，省軍管會和省聯總舉行電視廣播大會，要求省聯總所屬組織和紅暴派不折不扣地執行最新指示。

省軍管會、省聯總在傳達時曲解說毛澤東講的是紅暴派中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現在紅暴派大多數不是老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不能團結聯合，而要分化瓦解。1967年12月2日至1968年1月6日，紅暴派召開兩次「暴代會」，通過浙江省紅色暴動委員會告全省人民書，發表「浙江省紅暴代表會議公報」，成立「浙江省紅暴地、縣聯合指揮部」，和省聯總對立。紅暴派還組織人到北京上訪，在《人民日報》社前靜坐抗議，後他們被強行遣返杭州。

中期

大聯合

1967年12月20日，省市軍民在省體育場舉行慶祝大會，慶祝杭州市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市革委會」）成立。

1968年1月8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包括省聯總和紅暴派主要頭頭在內的代表團赴北京匯報。2月16日，省聯總和紅暴派代表在北京達成《浙江「省聯總」和「紅暴派」關於革命大聯合的協議》。2月20日，省聯總、紅暴派簽訂《浙江省「省聯總」和「紅暴派」關於革命大聯合的協議》兩個附件。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准《浙江「省聯總」和「紅暴派」關於革命大聯合的協議》和《關於浙江大學進一步落實、鞏固和發展革命大聯合的協議》。3月1日，省市5萬軍民集會，宣誓執行協議。

1968年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員會（以下簡稱「省革委會」）正式成立，委員150名，常委37人，南萍任主任，陳勵耘任第一副主任，熊應堂、周建人、賴可可、王子達、張永生、華銀鳳任副主任。同時成立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南萍，第一副組長陳勵耘，副組長賴可可、熊應堂。同日，省市30萬軍民在杭州少年宮廣場舉行集會，會後舉行了慶祝遊行。革委會成立後，在官方話語裏，文化大革命到了「斗、批、改」階段。

斗、批、改

在浙江的「斗、批、改」中，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被放在首位，大概經歷四個階段：一、學習毛澤東著作；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三、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四、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此外，還開展了革命大批判。在砸爛公檢法中，製造了李王呂叢通敵叛國冤案等大批冤案。同時，還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6月25日，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成立，由省革委會政工組統一領導。

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此後，浙江全省各地普遍開辦「五七幹校」或「鬥批改幹校」。省級機關陸續辦了5所鬥批改幹校，把省級機關的絕大部分幹部分別送去勞動、審查。1969年9月，省級機關鬥批改幹校相繼撤銷後，幹部又被下放勞動。同時，還下放了大批高等院校教師、醫療衛生人員和文藝、體育工作者。

12月22日，省、市6萬軍民集會動員，杭州市130名中學畢業生和近千名知識青年，表示到黑龍江去安家落戶。不久，全省掀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知青安置形式主要有三種：插隊；集體場隊；農場、兵團。

「斗、批、改」的內容之一是整黨建黨，在此過程中，全省一大批幹部、黨員被稱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清除出黨，而張永生、翁森鶴等被突擊吸收入黨。

批林整風

1968年5月17日，南京軍區報《人民前線》發表省軍區醫院某軍醫文章《時刻保持清醒頭腦，準備對付一切野心家、陰謀家》。浙江兩派之間由此開始互相指責，展開論戰，升級為武鬥。同時，省軍區與省革委會的矛盾再度爆發。1969年1月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開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1月8日，毛澤東召集開會，說：「地方問題在軍隊，軍隊問題在於做工作。」「省軍區檢討我看過，二十軍、空五軍的檢討，我怎麼沒有看到？」對此，張春橋、姚文元有辯解。省軍區提出南萍、陳勵耘等在浙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縱容造反派在溫州、諸暨、蕭山等地搞武鬥，對此，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袒護。

1月29日會議結束後，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羅晴濤等被留在北京作檢查，後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2月，省革委會下達「一月會議」傳達提綱，稱阮、李、羅是「十足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浙江掀起一股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總後台」、「浙江颳起翻案復辟邪風的總代表」、「浙江分裂軍隊，毀我長城的總根子」。並在軍區系統層層揪斗「阮、李、羅」的代理人，把大批幹部打成「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幹將」。南萍、陳勵耘等由此控制了浙江省大權。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明確提出「實行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的革命大聯合」。8月23日，省聯總在杭州延安路廣場召開大會，省市20萬軍民參加大會，大會宣告其「完成歷史使命」。9月3日，「浙江省紅暴派臨時指揮部」宣告解散。

1971年1月20日至28日，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杭州召開，選舉產生省委。

九一三事件後，1971年9月，王洪文在上海錦江飯店宣佈中共中央命令：立即逮捕陳勵耘。此後，浙江與林彪集團有牽連的其他人，均受到不同方式的審查。1972年5月後，浙江開展了批林整風，對全省經濟社會初步復甦起了積極作用。

糾左

1972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譚啟龍、鐵瑛任省委書記，主持省委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補陳偉達為省委副書記，陳冰、劉昂、夏琦為省委常委。1973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譚啟龍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同時撤銷南萍的一切職務。此後，省委相繼開展省級機關和地市縣領導班子的調整充實工作。

1972年6月28日晚，許世友、王洪文主持召開省委常委座談會。許世友強調要大量解放幹部。王洪文說，解放幹部不能急轉彎，不能好人壞人一起解放。在調整清除各級領導班子中的造反派成員時，遇到有關成員的強烈牴觸。對此，省委強調一定要注意選配好一二把手；要兼顧老中青相結合。先後解放了在五七幹校勞動的一批省級機關處以上幹部，據全省不完全統計共解放900多名幹部，充實到重要崗位。同時堅決清除少數混進領導班子的壞人。

1973年2月，市革委會「四大組」被撤銷，黨委的工作機構基本恢復。先後恢復建立地（市）委辦公室、組織部（口）、宣傳部（口）、工交口、財貿口，以及市委、市革委會農村工作辦公室、市委、市革委會政法領導小組等，起用一大批老幹部，讓60多名造反派回原單位工作。

省委先後決定恢復組建了省總工會、團省委、省婦聯等人民團體。1973年7月召開浙江省工會第六次代表大會，恢復省總工會；1973年5月召開共青團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共青團浙江省第五屆委員會；1973年8月召開浙江省第五次婦女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浙江省婦聯第五屆執行委員會，浙江省婦女聯合會正式恢復。

後期

反覆

1972年底，省委工作會議期間，一份簡報揭發批判造反派胡作非為、殘酷迫害上萬名幹部群眾。王洪文閱後，指責這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一些在批林整風中受到批判和處理的造反派頭頭獲悉後，紛紛向王洪文寫信申訴。王洪文將這些報告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並把這些信件批轉省委。1973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商定，派王洪文赴浙江說服省委主要領導。1月底，王洪文到浙江傳達毛澤東批示。

1973年9月底，張永生、翁森鶴等在杭州市工代會召開會議，決定矛頭直接指向省委主要負責人。10月3日晚，翁森鶴等將《致譚（啟龍）、鐵（瑛）書記的公開信》張貼在杭州鬧市區。《公開信》指責省委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調整各級領導班子中壓制新幹部，聲稱決不放過譚、鐵的路線錯誤。4日，省委即報告中共中央。4日傍晚王洪文在電話中對譚啟龍說：「要放手發動群眾」。又告訴張永生「對省委、對各級黨委的缺點、錯誤是可以批評的，可以貼大字報」，要協助省委解決問題，要發動群眾，「聲勢要大，人要多」。張永生以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委員名義多次到基層作報告，傳達王洪文指示，批判譚啟龍、鐵瑛「兩否一倒」，鼓吹不為錯誤路線生產。此後，溫州、台州、金華等地的「反潮流」戰士，紛紛到杭州就批林整風中的問題質問省委。11月8日，張永生、翁森鶴等寫出《關於譚（啟龍）鐵（瑛）書記主持省委工作以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報告》，準備向中共中央告狀。對此王洪文電話指示：「浙江問題就地解決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評」，「省委可以組織他們學習」等。張永生、翁森鶴等當即表示「堅決執行王副主席的指示」，並組織「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團」300多名成員，衝進杭州花港招待所，圍攻省委領導，提出要省委安排住宿、聽取意見並接受揭發批判等。11月16日，他們被全部安排到屏風山療養院，名為「屏風山學習班」。18日，張永生等聯名向中共中央控告譚、鐵，還搜集整理了《譚（啟龍）鐵（瑛）書記關於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言論》，廣為散發宣揚，進一步鼓動反潮流。12月上旬，張永生等連續在屏風山療養院開了4個半天的批判會，把部分省委領導揪到會場，批判省委領導的路線錯誤。12月中旬，各地大批人員拉起「浙江省各地區、大專院校上訪團」，統一行動，紛紛要求省委領導接見。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在中國開展起來。1月13日，江青以個人名義寫信給駐浙江某部防化連，點名批判譚啟龍是「浙江最大的走資派」。2月4日，《人民日報》在顯要位置刊載新華社長篇電訊《解放軍某部防化連批林批孔取得初步經驗》，提出要聯繫實際「批判那種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開歷史倒車的右傾思潮」。通訊點明部隊駐地在浙江，明確批判主題和主要對象，與浙江造反派批判指責省委的口吻一致。通訊發表後，各地數十萬人到防化連參觀、取經，很多單位約請防化連介紹經驗。1月29日，省委召開深入批林批孔動員大會，要求各級黨委把批林批孔當作頭等大事來抓。會後全省層層召開動員大會，廣泛發動群眾參與批判。2月4日，省委發出《關於深入批林批孔的決定》。省委大多數領導被戴上各種帽子，遭受批鬥。也有個別領導支持造反派，向省委施加影響。3月8日，省委成立批林批孔領導小組，譚啟龍任組長，柴啟餛、張永生、翁森鶴任副組長，翁森鶴兼任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張永生、翁森鶴完全掌握實際領導權。他們要求各地（市）、縣和部門都要建立批林批孔小組，規定小組成員要以反潮流戰士為骨幹，原黨委成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要求各地「有事情、有問題，可以直接打電話向省批林批孔小組匯報」。張永生等請杭州市造反派頭頭到省級機關介紹和推廣「衝口復組」的經驗。隨後，省級機關造反派在杭州飯店小禮堂召開會議，責令譚啟龍、鐵瑛到會接受批判。會上造反派指責省委「誘發了一股右傾思潮，否定革委會及其『四大組』」，提出恢復「四大組」，原負責人要回來。1974年3月28日，省委決定恢復省革委會辦事組，停止省革委會辦公室的工作。隨後省級機關逐步恢復「四大組」，充實調整到各口的幹部重新靠邊。張永生等的勢力明顯膨脹，激起其他派的強烈不滿。跨地區、跨行業的各種「上訪團」、「匯報團」相繼成立，各派紛紛自封中心，相繼建立「民兵指揮部」、「民兵獨立師」等。

張永生、翁森鶴等總結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幾經沉浮的經驗教訓，提出造反派真正坐穩天下，就要從根本上解決造反掌權的問題，「新幹部」要在各級領導班子中佔多數，要在全省全面推行「雙突」（突擊入黨、突擊提干）。江青、王洪文等對此大力支持。張永生、翁森鶴等要求省委同意在各級黨委設立列席常委，為雙突創造條件。1973年12月8日，「屏風山學習班」提出《關于堅決落實中央指示，把浙江問題解決好的幾點建議》，指責省委領導犯「兩否一倒」的方向路線錯誤，要求召開省委全委會擴大會議，要為批林整風中受審查、處理的人翻案，全盤否定批林整風的成果，說大批老幹部「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限期省委「要在半年時間裏，在屏風山學習班同志的協助下，把各工礦企業中老、中、青領導班子按中共十大精神落實好。」對此，省委未理睬。此後，王洪文要省委吸收張永生、翁森鶴等為省委列席常委。3月底，張永生、翁森鶴等在省委常委會上要求將50名「反潮流」戰士安排到省革委會「四大組」領導班子及其關鍵崗位，尤其是政工組、辦事組，省委接受。3月11日，市委請示省委「擬吸收翁森鶴等10人為市委常委，其中翁森鶴等3人為市委副書記」，省委未批准。3月19日，翁森鶴等給市委兩位領導寫信，限期3天將60個反潮流戰士突擊提拔到市委、市革委會及其工作機構的領導崗位。4月，市委常委會議一次性突擊提拔65人，於是「雙突」風吹遍市級機關、縣、區、基層單位。省批林批孔小組組織全省3000多家單位、幾萬人到杭絲聯、浙江美術學院等典型單位參觀「取經」，發表42篇宣傳文章，拍攝電視新聞《杭絲聯在前進》，在省「雙批展覽會」和各地宣傳杭絲聯經驗，在全省廣泛推行「雙突」。

6月13日，譚啟龍在省、市批林批孔形勢報告會上再次批評「雙突」錯誤。7月4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領導成員增補，暫緩辦理」的指示，派調查組到浙江專題調查。張永生等公開強硬抵制，總體上加快「雙突」。1974年不到3個月的「雙突」高峰期，全省發展黨員40590名，突擊入黨38005人，突擊提干1萬多人。據不完全統計，杭州市突擊入黨人數達7608人。

1974年3月27日至8月6日，省委、省革委會、省軍區黨委全體委員聯席會議召開，共133人參加，由王洪文遙控指揮，張永生、翁森鶴等操縱主持。會議揪斗省委、省軍區領導鐵瑛、夏琦、陳偉達等，矛頭指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

197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譚啟龍、鐵瑛等人到北京辦學習班解決浙江問題。學習班磋商形成《中央負責同志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指示要點》，強調慎重處理雙突問題等。12月初，王洪文聽取學習班成員匯報時，批判譚啟龍、鐵瑛犯了嚴重錯誤，致使「一派受壓」。

1975年整頓

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開始實際負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鄧小平復出後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後來被稱為「1975年整頓」（或「全面整頓」）。

1975年1月起，全省派性衝突激烈頻繁。中共中央《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1975]2號文件）點名批評浙江：「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但目前，浙江、雲南的個別地區、單位，資產階級派性嚴重，兩派對立，把民兵組織搞了進去，壞人乘機挑動，分裂民兵，搶奪武器，進行武鬥，破壞革命生產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通知》禁止「以任何藉口搶奪武器，利用民兵組織搞武鬥」。1月29日至2月6日，省委召開工作會議，傳達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和四屆全國人大精神，要求停止派性活動，解散「民兵指揮部」等組織。會後，省委緊急通知，宣佈撤銷、解散武鬥組織，兩派民兵組織立即停止活動，同時決定撤銷省委「批林批孔小組」及其辦公室。造反派強烈反對，張永生聚眾鬧事，強行綁架譚啟龍、鐵瑛。

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浙江工農業生產全面下降。1975年出現了糧食逆差。省委採取核減糧食收購計劃、減少糧食庫存等方式救急。

1975年2月8日，毛澤東視察南方，從湖南經金華到達杭州，了解浙江情況。4月13日，毛澤東離開杭州返回北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派出工作組赴浙江，由王洪文、紀登奎等人組成。以解決浙江問題。1975年4月，為配合解決浙江問題，中央軍委命令：金華軍分區機關及其所屬的11個縣人民武裝部與安徽阜陽軍分區機關及其所屬11個縣人民武裝部對調，安徽省軍區獨立一師與浙江省軍區獨立一師對調，溫州軍分區機關、直屬隊及所屬3個守備團、1個縣人民武裝部與江蘇省軍區獨立第一師機關對調，台州軍分區機關、直屬分隊及其所屬7個縣人民武裝部與安徽安慶軍分區機關、直屬分隊及其所屬7個縣人民武裝部對調。7月，中央軍委命令第二十軍調離浙江。

6月20日始，省委召開工作會議。7月8日，省委作出《關於撤銷三台山山頭的決定》，次日凌晨就撤銷了這一省委曾兩次發文撤銷的造反派據點。7月13日，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關於正確處理突擊發展的黨員和突擊提拔的幹部的請示報告》（以下簡稱《請示報告》），7月17日，毛澤東批准的《請示報告》和《中央對浙江省委報告的批示》（中共中央[1975]16號文件，以下簡稱《批示》）下發。《請示報告》認為：對「雙突」黨員和幹部要有一年左右的培養考察時間，分別情況，提出六條具體意見。

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和支持下，7月12日，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拘留審查翁森鶴。張永生被定為反黨篡權復辟的罪惡分子、派性的總頭目，下放農村勞動改造。8月21日，浙江美術學院召開批判派性大會，批判張永生等人大搞派性。

8、9、10月，在杭州召開三次批判派性大會，每次數十萬人參加大會或收聽。

10月5日，王洪文就浙江處理張永生問題致信鄧小平、張春橋、紀登奎，並報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10月7日，鄧小平在信上批示：「此事在政治局五日會議上議過。在發動群眾批判資產階級派性問題上，我認為省委的做法是正確的，不宜對省委作不恰當的批評。如果不對省委支持，浙江一個多月來剛剛好轉的形勢，勢必會有反覆，這很不利。」

1975年下半年，浙江工農業生產開始恢復。

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11月，毛澤東認為有一股「右傾翻案風」，召集了第一次打招呼會議，「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於是開始，至1976年2月，演變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點名批評鄧小平）。

1976年2月25日，張永生給江青寫信。3月26日，張永生被王洪文接到北京。4月3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張永生。當晚，張永生在人民大會堂當面攻擊譚啟龍，稱譚啟龍在浙江推行了鄧小平的修正主義復辟路線。王洪文要張永生準備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去與譚啟龍辯論，要總結十年教訓。張永生寫了萬餘字的總結，總結十年教訓為一條：鬥爭走資派不夠堅決、不狠。

2月8日，譚啟龍、賴可可等參加第二次打招呼會議。張春橋、紀登奎、王洪文主持會議。會上，王洪文等批判了譚啟龍，並以浙江參加會議的五人名義起草《我們參加座談會後的幾點初步看法》。《看法》認為省委1975年批派性過了頭，給張永生等辦學習班是不對的，調整各級領導班子是受鄧小平「抓緊領導班子調整」的影響等。會後，王洪文讓譚啟龍留北京作檢查，指定賴可可主持省委工作。2月29日、3月1日，賴可可先後召集一些造反派頭頭開座談會，通報會議精神給他們。賴可可等否定省委貫徹《批示》所採取的舉措，斥為「右傾思潮」，公開美化翁森鶴等，為他們翻案。

3月下旬，全省開始出現大量批判鄧小平、譚啟龍的大字報，否定《批示》，稱其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報復的宣言書，是走資派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動員令」。大字報公開美化翁森鶴等，為他們翻案。

7月28日至8月11日，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會上賴可可提出：浙江是「受害深，影響大，問題多」的省份之一；省委1975年8月至10月，先後三次召開規模宏大的批派性大會，是「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9月28日，省級機關「批鄧」大會召開，賴可可在會上攻擊省委1975年下半年在全省批判派性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實行白色恐怖，大肆圍剿『革命派』」，「調整、整頓各級領導班子，是為了拼湊復辟班子」。

1976年4月4日清明節，杭州發生四四事件，杭州人進行了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有的標語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對此，王洪文、賴可可、張永生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張永生寫文章說：「杭州四四事件決不是孤立的，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組成部分，一定要追查到底」。又追查「總理遺言」等。

197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向省委發出7條電話指示，明確指出：《批示》是正確的，少數人批判並企圖推翻這一文件、為「雙突」翻案是錯誤的；為翁森鶴翻案是錯誤的；工代會、紅代會和民兵指揮部一類派性組織不能恢復；不許以任何形式、任何藉口拉山頭、搞串連，不准成立戰鬥隊等。8月31日，省委發出《關於迅速傳達、堅決貫徹中央給浙江省委的電話指示的通知》，強調堅決照辦指示各項要求，「真正做到條條落實」。

1976年，全省工業產值比上年增加4.7%，全民工業產值無增長，鋼、生鐵、焦炭、發電量等沒有完成計劃，基本建設投資完成年計劃的88.5%，外貿收購完成年計劃的80%，財政收入完成年計劃的72.6%。

10月6日，懷仁堂政變（時稱「一舉粉碎四人幫」），四人幫被抓。據不完全統計，10月中旬後20多天，全省發生反革命案件和破壞事件80起，其中反革命標語、傳單、信件31起，公開惡毒攻擊的38起，呼喊反動口號的3起。他們攻擊粉碎四人幫是「右派政變」等。

揭批查

1977年1月19日，省委召開省市機關揭批四人幫運動情況交流會。3月3日，經中共中央批准，隔離審查張永生。全省召開有線廣播大會，400多萬人參加，揭發批判張永生。大會後，全省各地區、各部門初步查明省級機關和9個地（市）、多數縣，以及一些重要廠礦、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共有幫派成員4500多人，其中相當於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以上的幹部546人。對全省3743人分別情況，點名批判、停職交代、隔離審查、拘留審查、逮捕法辦等，其中相當於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以上的幹部430人。

1978年8月13日，浙江省暨杭州市召開公判大會，浙江省公安局逮捕張永生。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翁森鶴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79年4月3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公判大會，判處張永生無期徒刑。1979年2月24日，經中共中央同意，賴可可被定為四人幫代理人，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78年9月12日，省委發出《關於印發陳勵耘、南萍、熊應堂罪行材料的通知》。到1978年底，全省清查工作基本結束。

熊應堂之子熊北平、熊紫平1974年至1978年四年時間內結夥強姦、輪姦、姦污、猥褻婦女達百餘人。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六千多人參加了公判大會。熊紫平被判死刑，熊北平被判死緩，後在獄中自殺。（二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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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 《浙江日報》編輯部編，《徹底清算「四人幫」在浙江的罪行》，1977年。
• Keith Forster，《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76》，ISBN 9780873325356。（《一個中國省的造反與派性：浙江，1966-1976》，本書原為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
• 程超、魏皓奔主編，《浙江文革紀事》，《浙江方志》編輯部內部印刷，1989。
• 金延鋒主編，《歷史新篇——中國共產黨在浙江1949-1978》，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7-213-04539-3。
•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當代浙江研究所編，《當代浙江簡史》(1949—1998)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 第2卷 1949-1978 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7-5098-1131-7。
• 中共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杭州黨史大事記（社會主義時期）》，團結出版社，1994年。
• 中國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大事記 1949年5月-1993年12月》，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 王祖強主編，《紅船揚帆遠航 中國共產黨在浙江90年紀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978-7-213-04534-9。
• 《浙江發展六十年》編委會編著，《浙江發展六十年》，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ISBN 978-7-80688-377-8。
• 金延鋒，《偉人手筆 浙江記憶 毛澤東對浙江工作指示批示的故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ISBN 978-7-213-06338-1。

傳記和回憶錄

• 《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ISBN 9787801997210。
• 譚啟龍，《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10月。（譚啟龍文革中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浙江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 昆岺，《父親杜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杜平文革爆發時任南京軍區政委。）
• 《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新華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長、浙江大學原黨委書記張浚生訪談錄。）
• 陳國興、鐵竹偉，《鐵瑛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原始文獻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關於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熱烈慶賀浙江省革命委員會誕生
•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文獻：中央對浙江省委報告的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