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Fire-and-Ice/沙盒/15

本条目讲述中国浙江省、尤其是其省会杭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史。

背景

至1966年，杭州有中学60所。

前期

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1月24日，《浙江日报》在第二版转载。1966年春后，批判迅速扩展到其他领域，批判调子不断升级。4月上旬开始批判“三家村”。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6月2日，《浙江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师生在校园贴出声援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标语和大字报。6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以下简称“省委”）根据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决定抽调省级机关和浙江省军区（以下简称“省军区”）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联络组，进驻杭州的大专院校和新闻、文化单位。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要求“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力图将运动置于党领导下。6月28日，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合署名，起草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电文，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撤销工作组。8月5日，省委根据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联络组。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8月8日，《十六条》播发全国，当晚，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群众集会游行，表态要坚决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8月9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十六条》，10日，省委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学习《十六条》等文件。

8月，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对他们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于是兴起。8月20日，杭州市第七中学、杭州市第十二中学、清河初中各自组建红卫兵。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更改街名、校名、厂名等，演变为打人、砸物、抄家。破四旧中，省委、中共杭州市委（以下简称“市委”）、浙江大学学生等合力保护了灵隐寺，是为灵隐寺事件。大串连下，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8月31日，浙江医科大学等校数千名师生，聚集省政府大院，要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接见，江华未接见，被他们称为“八三一”事件。9月3日，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等校学生，集中在省政府大楼，提出口号“炮轰省委、火烧江华”，15日，造反派联合组织“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成立。17日，联络站在杭州大学召开“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一万多人参加，矛头指向省委。10月5日，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并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要“坚决贯彻执行”。实际是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造反派很快积极加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23日，省委办公厅等省级机关的造反派起来揭露省委内幕，由此打开批判省委的缺口，时称“省委后院起火了”。10月21日，省级机关45个单位联合召开“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提出口号“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11月13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召开“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850多个单位3万余人参加。李丰平代表省委作检讨，决定撤销省委文革小组，浙江文革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12月23日，省市造反派在浙江省体育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挑战誓师大会”。

夺权

10月17日，省委将部分档案转移到省军区保存。12月24日，造反派借口追查档案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组织1000多人冲击省军区司令部，占领作战室。1967年1月14日，造反派又组织几千人冲击省军区，占领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大楼，还企图劫持省军区主要领导。1月28日，中央军委明令“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后，造反派不肯撤出。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肯定冲击省军区的行动，要求省委、省军区有关同志向群众作深刻检讨。1月31日，中共中央指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等人到杭州处理，经杜平等人工作，2月初，造反派撤出省军区。

1966年12月30日，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杭州成立。造反派冲击省军区事件后，中共中央把浙江造反派召到北京开会。周恩来在接见部分造反派代表时，肯定了省委的工作，并说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毛泽东再三说要保。回杭州后，省联总一派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授意下，坚持打倒江华。2月12日，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批斗浙江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被另一些人冲散，会后，翁森鹤等组织成立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后称“红暴派”），从此浙江两派正式形成。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全省掀起夺权高潮。1月16日，省联总及其所属30多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凡是省、市一级的夺权，需经省联总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单位的夺权，需经省联总所属有关组织同意。1月18日，省联总等组织发出《紧急通令》，宣布夺取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等组织权力。同时省联总向全省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造反派夺权。

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23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军管会”）正式成立。省军管会内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要无条件支持省联总，另一种认为省联总、红暴会都应支持。到4月初，省军管会中有领导公开鼓动造反派造龙潜（省军管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张秀龙（省军区司令员）的反。

武斗

6月6日，省联总借口其一常委和一些学生被杭丝联红暴派所扣，调集数万人围攻杭丝联，破坏大部分厂区。10日，省联总组织万余人到拱宸桥游行，酿成武斗事件。中共中央得知情况后，通知浙江派代表到北京会谈。7月13日、23日，省联总、红暴派代表分别达成《关于坚决执行六二四通知的协议》和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指责省军区“支左”中犯“方向性错误”，责令他们深刻检查。同时提出要以“省联总”为主实现两派大联合。省联总代表回杭州后，立即聚集各地造反派组织，多次召开大会，批判、挂牌游斗龙潜、张秀龙等，强迫龙潜检讨。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第二十军、空五军为基础，改组省军管会和省军区，任命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陈励耘、张明汉为副主任，第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8月23日，省、市造反派和驻杭州三军数万人在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欢呼中共中央的决定。南萍等在会上讲话，表示第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8月26日，在南萍等策划下，省军区“交权”大会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召开，龙潜、张秀龙、阮贤榜等被强按下跪、“喷气式”。会后，原省军区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揪斗。8月24日，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此后又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造成100多人死，300多人伤残，700多人被关押，以及1200多间房屋被烧毁等其他财产损失。

8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了解到浙江文革的一些情况，9月9日，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9月16日，毛泽东由上海抵达杭州，进一步了解浙江的情况后，指出：“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回北京后，毛泽东决定江西、浙江省军区以及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毛主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对于各地的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2月9日，省军管会发出《关于坚决执行“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的意见》。同日下午，“省联总”在省体育场召开“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大会”，20余万人参加。张永生在会上宣读毛泽东“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最新指示”，省军管会领导在会上讲话。12月15日，省军管会和省联总举行电视广播大会，要求省联总所属组织和红暴派不折不扣地执行最新指示。

省军管会、省联总在传达时曲解说毛泽东讲的是红暴派中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红暴派大多数不是老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不能团结联合，而要分化瓦解。1967年12月2日至1968年1月6日，红暴派召开两次“暴代会”，通过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发表“浙江省红暴代表会议公报”，成立“浙江省红暴地、县联合指挥部”，和省联总对立。红暴派还组织人到北京上访，在《人民日报》社前静坐抗议，后他们被强行遣返杭州。

中期

大联合

1967年12月20日，省市军民在省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庆祝杭州市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市革委会”）成立。

1968年1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包括省联总和红暴派主要头头在内的代表团赴北京汇报。2月16日，省联总和红暴派代表在北京达成《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2月20日，省联总、红暴派签订《浙江省“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两个附件。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准《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和《关于浙江大学进一步落实、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3月1日，省市5万军民集会，宣誓执行协议。

1968年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委员150名，常委37人，南萍任主任，陈励耘任第一副主任，熊应堂、周建人、赖可可、王子达、张永生、华银凤任副主任。同时成立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南萍，第一副组长陈励耘，副组长赖可可、熊应堂。同日，省市30万军民在杭州少年宫广场举行集会，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革委会成立后，在官方话语里，文化大革命到了“斗、批、改”阶段。

斗、批、改

在浙江的“斗、批、改”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被放在首位，大概经历四个阶段：一、学习毛泽东著作；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三、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四、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此外，还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在砸烂公检法中，制造了李王吕丛通敌叛国冤案等大批冤案。同时，还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6月25日，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成立，由省革委会政工组统一领导。

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浙江全省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或“斗批改干校”。省级机关陆续办了5所斗批改干校，把省级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分别送去劳动、审查。1969年9月，省级机关斗批改干校相继撤销后，干部又被下放劳动。同时，还下放了大批高等院校教师、医疗卫生人员和文艺、体育工作者。

12月22日，省、市6万军民集会动员，杭州市130名中学毕业生和近千名知识青年，表示到黑龙江去安家落户。不久，全省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知青安置形式主要有三种：插队；集体场队；农场、兵团。

“斗、批、改”的内容之一是整党建党，在此过程中，全省一大批干部、党员被称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清除出党，而张永生、翁森鹤等被突击吸收入党。

批林整风

1968年5月17日，南京军区报《人民前线》发表省军区医院某军医文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准备对付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浙江两派之间由此开始互相指责，展开论战，升级为武斗。同时，省军区与省革委会的矛盾再度爆发。1969年1月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8日，毛泽东召集开会，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我怎么没有看到？”对此，张春桥、姚文元有辩解。省军区提出南萍、陈励耘等在浙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纵容造反派在温州、诸暨、萧山等地搞武斗，对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袒护。

1月29日会议结束后，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2月，省革委会下达“一月会议”传达提纲，称阮、李、罗是“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浙江掀起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总后台”、“浙江刮起翻案复辟邪风的总代表”、“浙江分裂军队，毁我长城的总根子”。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阮、李、罗”的代理人，把大批干部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南萍、陈励耘等由此控制了浙江省大权。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8月23日，省联总在杭州延安路广场召开大会，省市20万军民参加大会，大会宣告其“完成历史使命”。9月3日，“浙江省红暴派临时指挥部”宣告解散。

1971年1月20日至28日，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选举产生省委。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9月，王洪文在上海锦江饭店宣布中共中央命令：立即逮捕陈励耘。此后，浙江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其他人，均受到不同方式的审查。1972年5月后，浙江开展了批林整风，对全省经济社会初步复苏起了积极作用。

纠左

197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任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11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增补陈伟达为省委副书记，陈冰、刘昂、夏琦为省委常委。197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撤销南萍的一切职务。此后，省委相继开展省级机关和地市县领导班子的调整充实工作。

1972年6月28日晚，许世友、王洪文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座谈会。许世友强调要大量解放干部。王洪文说，解放干部不能急转弯，不能好人坏人一起解放。在调整清除各级领导班子中的造反派成员时，遇到有关成员的强烈抵触。对此，省委强调一定要注意选配好一二把手；要兼顾老中青相结合。先后解放了在五七干校劳动的一批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据全省不完全统计共解放900多名干部，充实到重要岗位。同时坚决清除少数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

1973年2月，市革委会“四大组”被撤销，党委的工作机构基本恢复。先后恢复建立地（市）委办公室、组织部（口）、宣传部（口）、工交口、财贸口，以及市委、市革委会农村工作办公室、市委、市革委会政法领导小组等，起用一大批老干部，让60多名造反派回原单位工作。

省委先后决定恢复组建了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等人民团体。1973年7月召开浙江省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恢复省总工会；1973年5月召开共青团浙江省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1973年8月召开浙江省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浙江省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浙江省妇女联合会正式恢复。

后期

反复

1972年底，省委工作会议期间，一份简报揭发批判造反派胡作非为、残酷迫害上万名干部群众。王洪文阅后，指责这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一些在批林整风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造反派头头获悉后，纷纷向王洪文写信申诉。王洪文将这些报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并把这些信件批转省委。1973年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派王洪文赴浙江说服省委主要领导。1月底，王洪文到浙江传达毛泽东批示。

1973年9月底，张永生、翁森鹤等在杭州市工代会召开会议，决定矛头直接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10月3日晚，翁森鹤等将《致谭（启龙）、铁（瑛）书记的公开信》张贴在杭州闹市区。《公开信》指责省委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中压制新干部，声称决不放过谭、铁的路线错误。4日，省委即报告中共中央。4日傍晚王洪文在电话中对谭启龙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又告诉张永生“对省委、对各级党委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可以贴大字报”，要协助省委解决问题，要发动群众，“声势要大，人要多”。张永生以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委员名义多次到基层作报告，传达王洪文指示，批判谭启龙、铁瑛“两否一倒”，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此后，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的“反潮流”战士，纷纷到杭州就批林整风中的问题质问省委。11月8日，张永生、翁森鹤等写出《关于谭（启龙）铁（瑛）书记主持省委工作以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报告》，准备向中共中央告状。对此王洪文电话指示：“浙江问题就地解决好”，“省委要作自我批评”，“省委可以组织他们学习”等。张永生、翁森鹤等当即表示“坚决执行王副主席的指示”，并组织“浙江省暨杭州市赴京控告团”300多名成员，冲进杭州花港招待所，围攻省委领导，提出要省委安排住宿、听取意见并接受揭发批判等。11月16日，他们被全部安排到屏风山疗养院，名为“屏风山学习班”。18日，张永生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控告谭、铁，还搜集整理了《谭（启龙）铁（瑛）书记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言论》，广为散发宣扬，进一步鼓动反潮流。12月上旬，张永生等连续在屏风山疗养院开了4个半天的批判会，把部分省委领导揪到会场，批判省委领导的路线错误。12月中旬，各地大批人员拉起“浙江省各地区、大专院校上访团”，统一行动，纷纷要求省委领导接见。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1月13日，江青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江某部防化连，点名批判谭启龙是“浙江最大的走资派”。2月4日，《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刊载新华社长篇电讯《解放军某部防化连批林批孔取得初步经验》，提出要联系实际“批判那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开历史倒车的右倾思潮”。通讯点明部队驻地在浙江，明确批判主题和主要对象，与浙江造反派批判指责省委的口吻一致。通讯发表后，各地数十万人到防化连参观、取经，很多单位约请防化连介绍经验。1月29日，省委召开深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要求各级党委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会后全省层层召开动员大会，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批判。2月4日，省委发出《关于深入批林批孔的决定》。省委大多数领导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受批斗。也有个别领导支持造反派，向省委施加影响。3月8日，省委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谭启龙任组长，柴启馄、张永生、翁森鹤任副组长，翁森鹤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永生、翁森鹤完全掌握实际领导权。他们要求各地（市）、县和部门都要建立批林批孔小组，规定小组成员要以反潮流战士为骨干，原党委成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要求各地“有事情、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向省批林批孔小组汇报”。张永生等请杭州市造反派头头到省级机关介绍和推广“冲口复组”的经验。随后，省级机关造反派在杭州饭店小礼堂召开会议，责令谭启龙、铁瑛到会接受批判。会上造反派指责省委“诱发了一股右倾思潮，否定革委会及其‘四大组’”，提出恢复“四大组”，原负责人要回来。1974年3月28日，省委决定恢复省革委会办事组，停止省革委会办公室的工作。随后省级机关逐步恢复“四大组”，充实调整到各口的干部重新靠边。张永生等的势力明显膨胀，激起其他派的强烈不满。跨地区、跨行业的各种“上访团”、“汇报团”相继成立，各派纷纷自封中心，相继建立“民兵指挥部”、“民兵独立师”等。

张永生、翁森鹤等总结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几经沉浮的经验教训，提出造反派真正坐稳天下，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造反掌权的问题，“新干部”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多数，要在全省全面推行“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江青、王洪文等对此大力支持。张永生、翁森鹤等要求省委同意在各级党委设立列席常委，为双突创造条件。1973年12月8日，“屏风山学习班”提出《关于坚决落实中央指示，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几点建议》，指责省委领导犯“两否一倒”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求召开省委全委会扩大会议，要为批林整风中受审查、处理的人翻案，全盘否定批林整风的成果，说大批老干部“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限期省委“要在半年时间里，在屏风山学习班同志的协助下，把各工矿企业中老、中、青领导班子按中共十大精神落实好。”对此，省委未理睬。此后，王洪文要省委吸收张永生、翁森鹤等为省委列席常委。3月底，张永生、翁森鹤等在省委常委会上要求将50名“反潮流”战士安排到省革委会“四大组”领导班子及其关键岗位，尤其是政工组、办事组，省委接受。3月11日，市委请示省委“拟吸收翁森鹤等10人为市委常委，其中翁森鹤等3人为市委副书记”，省委未批准。3月19日，翁森鹤等给市委两位领导写信，限期3天将60个反潮流战士突击提拔到市委、市革委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领导岗位。4月，市委常委会议一次性突击提拔65人，于是“双突”风吹遍市级机关、县、区、基层单位。省批林批孔小组组织全省3000多家单位、几万人到杭丝联、浙江美术学院等典型单位参观“取经”，发表42篇宣传文章，拍摄电视新闻《杭丝联在前进》，在省“双批展览会”和各地宣传杭丝联经验，在全省广泛推行“双突”。

6月13日，谭启龙在省、市批林批孔形势报告会上再次批评“双突”错误。7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领导成员增补，暂缓办理”的指示，派调查组到浙江专题调查。张永生等公开强硬抵制，总体上加快“双突”。1974年不到3个月的“双突”高峰期，全省发展党员40590名，突击入党38005人，突击提干1万多人。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市突击入党人数达7608人。

1974年3月27日至8月6日，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党委全体委员联席会议召开，共133人参加，由王洪文遥控指挥，张永生、翁森鹤等操纵主持。会议揪斗省委、省军区领导铁瑛、夏琦、陈伟达等，矛头指向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197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谭启龙、铁瑛等人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浙江问题。学习班磋商形成《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强调慎重处理双突问题等。12月初，王洪文听取学习班成员汇报时，批判谭启龙、铁瑛犯了严重错误，致使“一派受压”。

1975年整顿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开始实际负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邓小平复出后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后来被称为“1975年整顿”（或“全面整顿”）。

1975年1月起，全省派性冲突激烈频繁。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1975]2号文件）点名批评浙江：“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通知》禁止“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1月29日至2月6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精神，要求停止派性活动，解散“民兵指挥部”等组织。会后，省委紧急通知，宣布撤销、解散武斗组织，两派民兵组织立即停止活动，同时决定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造反派强烈反对，张永生聚众闹事，强行绑架谭启龙、铁瑛。

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浙江工农业生产全面下降。1975年出现了粮食逆差。省委采取核减粮食收购计划、减少粮食库存等方式救急。

1975年2月8日，毛泽东视察南方，从湖南经金华到达杭州，了解浙江情况。4月13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回北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派出工作组赴浙江，由王洪文、纪登奎等人组成。以解决浙江问题。1975年4月，为配合解决浙江问题，中央军委命令：金华军分区机关及其所属的11个县人民武装部与安徽阜阳军分区机关及其所属11个县人民武装部对调，安徽省军区独立一师与浙江省军区独立一师对调，温州军分区机关、直属队及所属3个守备团、1个县人民武装部与江苏省军区独立第一师机关对调，台州军分区机关、直属分队及其所属7个县人民武装部与安徽安庆军分区机关、直属分队及其所属7个县人民武装部对调。7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军调离浙江。

6月20日始，省委召开工作会议。7月8日，省委作出《关于撤销三台山山头的决定》，次日凌晨就撤销了这一省委曾两次发文撤销的造反派据点。7月13日，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7月17日，毛泽东批准的《请示报告》和《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以下简称《批示》）下发。《请示报告》认为：对“双突”党员和干部要有一年左右的培养考察时间，分别情况，提出六条具体意见。

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支持下，7月12日，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拘留审查翁森鹤。张永生被定为反党篡权复辟的罪恶分子、派性的总头目，下放农村劳动改造。8月21日，浙江美术学院召开批判派性大会，批判张永生等人大搞派性。

8、9、10月，在杭州召开三次批判派性大会，每次数十万人参加大会或收听。

10月5日，王洪文就浙江处理张永生问题致信邓小平、张春桥、纪登奎，并报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10月7日，邓小平在信上批示：“此事在政治局五日会议上议过。在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问题上，我认为省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不宜对省委作不恰当的批评。如果不对省委支持，浙江一个多月来刚刚好转的形势，势必会有反复，这很不利。”

1975年下半年，浙江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泽东认为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召集了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是开始，至1976年2月，演变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点名批评邓小平）。

1976年2月25日，张永生给江青写信。3月26日，张永生被王洪文接到北京。4月3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永生。当晚，张永生在人民大会堂当面攻击谭启龙，称谭启龙在浙江推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复辟路线。王洪文要张永生准备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去与谭启龙辩论，要总结十年教训。张永生写了万余字的总结，总结十年教训为一条：斗争走资派不够坚决、不狠。

2月8日，谭启龙、赖可可等参加第二次打招呼会议。张春桥、纪登奎、王洪文主持会议。会上，王洪文等批判了谭启龙，并以浙江参加会议的五人名义起草《我们参加座谈会后的几点初步看法》。《看法》认为省委1975年批派性过了头，给张永生等办学习班是不对的，调整各级领导班子是受邓小平“抓紧领导班子调整”的影响等。会后，王洪文让谭启龙留北京作检查，指定赖可可主持省委工作。2月29日、3月1日，赖可可先后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座谈会，通报会议精神给他们。赖可可等否定省委贯彻《批示》所采取的举措，斥为“右倾思潮”，公开美化翁森鹤等，为他们翻案。

3月下旬，全省开始出现大量批判邓小平、谭启龙的大字报，否定《批示》，称其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报复的宣言书，是走资派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的动员令”。大字报公开美化翁森鹤等，为他们翻案。

7月28日至8月11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上赖可可提出：浙江是“受害深，影响大，问题多”的省份之一；省委1975年8月至10月，先后三次召开规模宏大的批派性大会，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9月28日，省级机关“批邓”大会召开，赖可可在会上攻击省委1975年下半年在全省批判派性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围剿‘革命派’”，“调整、整顿各级领导班子，是为了拼凑复辟班子”。

1976年4月4日清明节，杭州发生四四事件，杭州人进行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的标语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对此，王洪文、赖可可、张永生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张永生写文章说：“杭州四四事件决不是孤立的，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组成部分，一定要追查到底”。又追查“总理遗言”等。

197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省委发出7条电话指示，明确指出：《批示》是正确的，少数人批判并企图推翻这一文件、为“双突”翻案是错误的；为翁森鹤翻案是错误的；工代会、红代会和民兵指挥部一类派性组织不能恢复；不许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拉山头、搞串连，不准成立战斗队等。8月31日，省委发出《关于迅速传达、坚决贯彻中央给浙江省委的电话指示的通知》，强调坚决照办指示各项要求，“真正做到条条落实”。

1976年，全省工业产值比上年增加4.7%，全民工业产值无增长，钢、生铁、焦炭、发电量等没有完成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完成年计划的88.5%，外贸收购完成年计划的80%，财政收入完成年计划的72.6%。

10月6日，怀仁堂政变（时称“一举粉碎四人帮”），四人帮被抓。据不完全统计，10月中旬后20多天，全省发生反革命案件和破坏事件80起，其中反革命标语、传单、信件31起，公开恶毒攻击的38起，呼喊反动口号的3起。他们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等。

揭批查

1977年1月19日，省委召开省市机关揭批四人帮运动情况交流会。3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隔离审查张永生。全省召开有线广播大会，400多万人参加，揭发批判张永生。大会后，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初步查明省级机关和9个地（市）、多数县，以及一些重要厂矿、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共有帮派成员4500多人，其中相当于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以上的干部546人。对全省3743人分别情况，点名批判、停职交代、隔离审查、拘留审查、逮捕法办等，其中相当于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以上的干部430人。

1978年8月13日，浙江省暨杭州市召开公判大会，浙江省公安局逮捕张永生。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翁森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9年4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张永生无期徒刑。1979年2月24日，经中共中央同意，赖可可被定为四人帮代理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9月12日，省委发出《关于印发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罪行材料的通知》。到1978年底，全省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熊应堂之子熊北平、熊紫平1974年至1978年四年时间内结伙强奸、轮奸、奸污、猥亵妇女达百余人。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六千多人参加了公判大会。熊紫平被判死刑，熊北平被判死缓，后在狱中自杀。（二熊案）

扩展阅读

资料

• 《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彻底清算“四人帮”在浙江的罪行》，1977年。
• Keith Forster，《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76》，ISBN 9780873325356。（《一个中国省的造反与派性：浙江，1966-1976》，本书原为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
• 程超、魏皓奔主编，《浙江文革纪事》，《浙江方志》编辑部内部印刷，1989。
• 金延锋主编，《历史新篇——中国共产党在浙江1949-1978》，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7-213-04539-3。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当代浙江研究所编，《当代浙江简史》(1949—1998)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 第2卷 1949-1978 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7-5098-1131-7。
•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社会主义时期）》，团结出版社，1994年。
• 中国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 1949年5月-1993年12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 王祖强主编，《红船扬帆远航 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纪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ISBN 978-7-213-04534-9。
• 《浙江发展六十年》编委会编著，《浙江发展六十年》，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ISBN 978-7-80688-377-8。
• 金延锋，《伟人手笔 浙江记忆 毛泽东对浙江工作指示批示的故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ISBN 978-7-213-06338-1。

传记和回忆录

• 《江华传》编审委员会，《江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ISBN 9787801997210。
• 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10月。（谭启龙文革中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 昆岺，《父亲杜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杜平文革爆发时任南京军区政委。）
• 《亲历回归与合并：张浚生访谈录》（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浚生访谈录。）
• 陈国兴、铁竹伟，《铁瑛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原始文献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热烈庆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诞生
•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文献：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